中国史诗学史论（1840—2010）

路遥小说是被传播数据和接受实例一再证实的温暖励志的传世之作。路遥的作品数量有限，创作也有一定局限，但在传播和接受层面却超越当代许多作家，形成数量庞大的“路遥族群”和言说不尽的“路遥现象”。本书以路遥的生平研究和史料辫析为基础，通过考察大众传媒（纸媒、广播、影视等）对路遥小说的传播、编辑工作与路遥文学创作的双向互动、读者对路遥小说接受的数据和实例，再结合路遥小说的文本细读，侧重于在读者层面考察、思考

本书以孙犁小说为研究对象，包括孙犁写于抗战时期的小说、土改时期的小说和晚年的“芸斋小说”。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和深度解剖，寻找孙犁不同时期小说主题和叙事方式之间的关系；在异质空间视域下发现孙犁不同时期小说的叙事模型与时代主题深度契合的隐秘机制；历史地考察孙犁小说发现：其叙事嬗变和晚年的风格骤变，都统一在其文学理想之下，也就是说，孙犁的文学之“志”将其不同时期的小说凝聚在一起，其“变”不但合情合理，

《老子》英译的悠久历史和众多译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本书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选取理雅各、韦利、刘殿爵、韩禄伯和米切尔这五位译者的《老子》英译为研究对象，采取“社会历史语境+译者/译作+译文读者”的综合研究路径，描述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译本的特点，并将译者和译本放置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尝试发现和解释社会历史语境与译者、译本及读者之间的关联。

“倭寇文学”是将明代“倭寇”这一历史事件加以文学书写的独特题材类型，在中日两国文学中皆颇具规模。而两国作家所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决定了两国“倭寇文学”全然不同的观照与描写，由此形成了“中日视差”。本书通过分析两国的“倭寇文学”，在历史真相与文学想象之间，在史料记载与历史注解之间，在国别与区域之间，深入考察其中存在的差异乃至错位，从而有助于具体而又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

本书以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的存世钞本为研究对象。本书首先著录并考证了目前已知尚存世的14部钞本（其中6部为本书首次发现）和3种民国印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诸钞本的目验校勘，将《歧路灯》存世钞本划分为甲、乙钞本系统，归纳了两钞本系统间的整体性差异，以及两钞本系统内部诸本源流关系，并从微观层面选取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校勘实例加以佐证，进而论述《歧路灯》钞本源流系统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还

本书在价值论观照下，重新审视了文学翻译及文学翻译批评的性质与特征，深入探讨了文学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类型、目的、原则和标准以及评价体系与方法等相关问题，对如何全面系统地评判文学翻译的各类价值作了详细解析。

《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全书共分为六章，内容分别是：一、向内转与悖离社会与生活；二、“自我中心主义”与公共价值的消弭；三、现代西方文论的非理性转向；四、“形式崇拜”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倒置；五、“反教化论”与审美追求的极端化误区；六、精英主义取向与文学艺术的小众化危机。从六个方面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分析了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以及问题所在。在当今理论界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情况下，本书富有理论前

作家、批评家的公共言说总能在不同层面上传播文学，潜在影响社会。本书会集韩东、徐则臣、王祥夫、李浩、弋舟、王春林、何平等十多位作家、批评家相关访谈十六篇，力图还原他们在不同场合的对话交锋。如韩东对乡土小说与前辈作家的阐释；徐则臣幽微而又深刻地绘制自我文学地图的雄心；王祥夫、李浩、弋舟对书画艺术或诸多现实的不同表意；王春林、何平对技术时代或城乡变革的坦诚言说；等等。这些现场感十足的灵动对话在不同意义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问题一直是诗学的热议话题。声音最初指的是诗歌的音乐属性，但由于音乐本身并不是诗歌，而音乐性也不能嚢括当下汉语新诗的美学特征。因此，采用声音一词更具有效性。此外，音与声存在着差异，指向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音在诗歌中主要指的是与音乐相关的规律，以书面的语言文字为主，声偏重于通过音乐伴奏形式或者其他口头方式产生的综合效果。本书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