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词学理论批评衍化与展开研究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书试图将自由主义文学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它在40年代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它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如何调整作家、文学与社会、时代乃至国族之间的关系。本书试图超越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观点，用历史的、审美的立场厘清4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思想与政治理想，辨析自由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40年代自由主义

佐藤春夫既是日本近代著名诗人、作家，也是与中国古典文学渊源深厚的评论家、翻译家，尤其是其中国古典翻译诗集《车尘集》，一直受到日本读者的好评。本书以《车尘集》为例，研究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佐藤春夫的多重文学家形象。第二部分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入手，综合考察了《车尘集》的成书背景。第三部分在梳理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证了《车尘集》原典底本的由来。第四部分从

明代贬谪诗的主题取向，或抒发孤闷、思乡、叹老之怀，或表达用世、愤世之心，或书写酬赠、安闲之意，或咏史纪事、记写边地风物；其感伤的创作基调、情真意切的抒情指向、多元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延承与发展兼具的特点。明代仕宦文人的贬谪心态，或孤独感伤，或漂泊思乡，或忠心不遇，或恐惧不安，或乐闲崇道，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并存、复杂而幽微的特点。研究明代贬谪诗有助于深入了解明代的社会文化与士人的生命形态。

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主要呈现为诗意化和写实化两类范型。诗意化形象往往与“内倾型”人格的生命形态相关联，昭示了主体人格对于“诗性”生命形态的体验与守望；写实化形象往往与“外倾型”人格和意识形态高蹈的社会生活相关联，折射了主体人格逐渐趋向现实人生的境遇，彰显了“合理性”旨归。本书首次系统化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与生命“诗性”、“合理性”等精神文化内涵的“互文性”问题，具有独特的文体

全书分四编，第一编，编剧学科论。著者作为编剧学新学科创建人，就此话题展开论述自有独到见解。第二编，编剧道法论。著者结合自己丰富的戏剧创作实践，所述编剧理论与技法具有可操作性。第三编，编剧教学论。著者长期从事编剧教学，创立“百·千？万”字编剧工作坊有一定影响，所述观点与方法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与指导性。第四编，编剧批评论。著者针对当下戏剧界的众多病态发声，许多文章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日报》《

十四行体中国化的百年进程，经历了早期输入期、规范创格期、变体探索期和多元发展期，其间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汉语十四行诗。诗式跨语系移植，一般都要经过原样式拿来、中介物沟通和新样式诞生，其中最为重要的转借环节是作品翻译、理论介绍和作品创作，中国诗人通过以上转借环节推进了十四行体节奏模式、乐段结构、建行方式、诗韵组织和诗组结构的中国化，推进了中国新诗体和新诗律的建设，十四行体中国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卓越成果，

本文出发点在于探讨蒙太奇与德布林“整体性”思考、主体性批判、语言哲学以及和他的小说诗学之间的关系，旨在扬弃“蒙太奇源自电影摄影术”的陈词滥调。颠覆性的假设需要有另类的理论视角，借助德布林和中国道家哲学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与作家同时期其他思想家的哲思相通性，文章将庄子的“卮言”锐化为一种理论工具，一反常见的以西方理论指导中国文学现象的普遍做法，逆向性地用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去剖析一种典型的西方现代

本书立足于史料研究与文本细读，运用比较文学和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以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文人的交往、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谷崎润一郎与创造社、谷崎润一郎与狮吼社以及谷崎润一郎与南国社五个方面，对研究对象展开了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并将其放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接受语境之下探究此种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具体表现形态，考察中国现代作家对谷崎

基于文献与口述资料，结合民俗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方法；本书通过回溯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知识生产场域，引入“国家话语”，分析与阐释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建设、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民间文学与社会主义新文艺等，纠正了之前学界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不足的偏见。本书主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