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文明的宿命(1)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次贷危机的发生并非出于某种疏忽、懈怠的偶然，其不仅符合人类活动最普适的定律——能量守恒，更符合人的本性——恐惧、贪婪就在一线间。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危机的深入探源、系统化观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得以彰显：人类已开始渐次、逐步进入金融文明阶段。作为工业化、信息化实现后的一种递延，美、英等国率先承接并享受了金融化的益处；同时，也遭受到了金融文明初期的紊乱，如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文明下的一种客观形态(在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下也时有发生，但处于被约束状态且不是主导形式)，本身并不存在善恶之分，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带来巨大破坏就是恶，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文明循环演进、螺旋上升的具体表达方式。

金融大爆炸与金融文明

对当前各种经济现象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异常运行不理解，引发人们对人类知识系统的反思。人类知识积淀对应于人类的文明进程，而现有的知识仍停留在对过去经济文明的总结和推理上。所以需要对人类经济文明进行梳理，进而推导新文明的出现以及新文明的特征。

经济文明进程伴随着产业的演化，人类最早出现的产业是农业(畜牧业早于农业，但畜牧业并未普遍推广，从广义上说，畜牧业属于农业)，与农业相对应的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其他的产业方式如手工业、商业、宗教、服务业等都是从属的，甚至被认为是不创造价值的。对财富的理解很单一，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目的是原始的财富，不会出现不同价值观而互相争斗(因宗教引起的冲突不属于本书讨论的经济文明范畴)。农业文明绵延数千年，其知识可以在数千年内有效，“半部《论语》打天下”(注释1)是有道理的。

工业革命的急速推进使人类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文明体系，即工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根本不同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本要素是资本和价值，交换成了生产的目的，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是货币(早期是金币和银币，后来是纸币)。在纸币出现后，货币泡沫膨胀，通货膨胀成了社会经济的伴侣。人类对财富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一派从人类劳动展开，高举劳动价值大旗，并推导出剩余价值，把财富理解为劳动价值财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论)；另一派直接从商品对人类的有用性展开，提出效用价值，揭示人性中的各种需求(边沁的功利主义——边际学派的效用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由于对工业文明理解的巨大分歧，工业文明自诞生起就冲突不断，直到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工业文明历经数百年，其规律在百年内都有效，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都是经典，也确实指导了社会经济运行。

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文明成为新的社会特点。信息文明的特征是社会感应、信息传递速度非常快，这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如计算机改变了传统的制造技术、生产工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交流方式。托夫勒曾对信息文明作了现象上的描述，但并未触及根本。信息文明的一般等价物就是信息，哪里概念多，货币就流向那里，财富也会在那里生成。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是信息文明的集中表现，纳斯达克是信息文明的代表，一大批数字英雄成为信息文明的获益者。信息文明从产生到现在不过30年，期间出现过无穷多的变化，而且信息文明的哲学基础是测不准原理，很难总结出不变的规律，所以几十年来难以出现通吃数十年的鸿篇巨著。

从上述文明进程可以看出，文明的演化呈加速趋势，从数千年、数百年到数十年。现在社会经济出现了很多不同于过去文明形式的现象，各种现象非过去的知识所能解释。金融业在一些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超过了任何单一产业的功能。比如伦敦金融城高薪阶层的纳税额已占到全英所得税收入的25%，英国公司税的25%也同样来自这一地区，美国华尔街大抵如此。证券业一经启动，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展，如中国的证券市场短短20年便跻身全球股市规模及IPO排行前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外汇增长速度没有任何一种成型的金融理论所能解释，金融调控与市场的演变有天壤之别。

历史上，某种产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那么与这种产业相伴随的文明就会逐渐成为主导经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都是如此。现在一系列现象已经表明金融业渐成主导。就业人数快速上升，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超过10％。1990年美国广义金融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8％，首次超过制造业，2003年这一比重升至20.4％，并且还在快速上升。目前世界货币交易额为世界贸易额的100倍，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额只占到1％，而美国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要少，只占到0.7％，金融交易与实体经济之间几乎看不出实质性的联系。由此可见，金融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方式已进入人类历史进程，并将快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明。

金融文明从一出现就颠覆了历史上的三种文明形态，呈现出新的文明特征。第一，劳动价值论已被新文明远远抛在后面，巴菲特一夜能赚数亿美元根本不能用劳动价值论解释，用劳动时间无法衡量巴菲特的价值大小；同样，效用论也不能描绘金融文明，因为无纸化的货币符号不能给拥有者带来任何生理、心理享受。第二，由于传统价值论的前提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的一般等价物就不再是金银。在金融文明的前提下，金融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变成了故事，即谁会讲故事，谁的故事编得更让人可信，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目前看来，投资银行就是故事大王，无论是国际上鼎鼎有名的高盛、摩根士丹利，还是国内岌岌无名的私募基金，都热衷于讲故事，大到和总统首相攀交情，小到炒作某个上市公司董事长有绯闻，炒作的目的无非是提高自己的“等价物”。第三，金融文明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明而存在的，而是链接到前三种文明之上的。比如农业上市公司将金融文明嫁接在农业文明之上，通过金融文明数倍、数十倍地放大农业文明成果；科技型创业投资基金则是将金融文明嫁接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之上，更大地提高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效率。目前嫁接最成功的仍是投资银行、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等。

四种经济文明各有不同，年代越久远，其知识体系越完备，但同时其知识的作用功效也加速下降。不同经济文明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对应的知识体系有很大反差，以上一个文明的知识规律判断下一个文明的发展趋势，那就类似于关公战秦琼。目前社会普遍对金融文明的到来没有察觉，习惯于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规律来解释、研判金融问题，证券市场按照几何级数发展符合金融文明规律，却遇到工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按照算术级数发展的调控干预；固有的知识体系中所谓的市盈率、资产证券化率、估值模型一次次被市场否定，却仍被奉为至尊。对传统知识抱残守缺，不能理解新文明的到来，结果可能出现精神分裂；只有对四种文明融会贯通，适时应对，才能在市场上成为赢家，大小通吃。

金融文明产生的因素分析

证券化、资本化的创新

“资本化”、“金融化”指的就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一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资本化的效果是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1800年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其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极低，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猛增，到2006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达到129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9.7倍——相对于每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有近10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也就有了所需要的资本。美国经济的“钱化”和“资本化”能力也让其自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以至于其金融业以及相关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超过35％。资本化的结果是，美国的财富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创造更多新的财富。

数量基础

过去10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都在疯狂地发行基础货币，美国的货币发行量长期以来一直以高于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而同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3％。同样的，日本的基础货币发行量也始终保持在10％左右，但其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几乎一直徘徊在零上下。当正常的投资机会无法为工商业积累的资本提供出路时，就会以金融资本投机的形式，无处不渗透，无处不控制。特别是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之后，就会催生出许多新的进展，如新经济活动、新财富以及新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2005年，全球金融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较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2005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再者，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注释2)，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这些衍生品改变了管理风险的机会。最后，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06年，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据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技术进步和理论创新

科技进步的狂潮在全面改造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成为推动金融创新的主要力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网络革命不仅加速资产证券化的步伐，而且打破了交易者的时空局限，以致证券市场网上交易迅猛发展，金融市场国际化也迅速推进；在金融体系方面，信息化浪潮减少了市场交易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交易成本的下降催生了更多的交易工具，越来越多的债务工具开始出现在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更是进入井喷期。

金融行业的这种空前大发展、大繁荣，也在金融理论中引发了新的革命。大量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内容被引入金融市场的理论分析，行为金融异军突起，如今作为庞大期权市场技术基础的期权定价模型，便是由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迈伦·斯科尔斯和费希尔·布莱克在20世纪70年代共同设计完成的。而金融理论创新的层出不穷又反过来为金融行业注入了强大且持续的生命力。

自由化思潮下的宽监管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除了技术进步的推动，还有经济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利率上限规定，该规定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同时还推动了战后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

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1999年欧元的诞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