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的“宁军”

郎 伟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位于中国大西北腹地的一个欠发达省区，无论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在今天，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都无法与沿海地区以及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提并论。然而，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却并不意味着宁夏的一切都是乏善可陈和无足轻重的。地域的狭小和偏远也并非意味着精神空间的逼仄与狭窄。在宁夏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千百年来，同样上演着精彩绝伦的人生的喜剧和悲剧。在这里，生活的复杂程度以及生命与感情的强度，一点都不输于中国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显然，对于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而言，巴黎的生活、纽约的生活、上海的生活与宁夏的生活并没有意义大小的区别。换言之，就出现文学杰作的概率而言，上述四个地域的机会应该说是均等的。文学创作不比体育比赛，它更多依赖于人的心灵的广阔、丰富程度以及情感的深度和厚度，而与体格是否健壮、经济是否发达、器械是否先进关涉不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推论的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豪地宣称：近年来宁夏的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由于石舒清、陈继明、漠月、张学东等青年作家们的优异表现，宁夏的小说创作成就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全国一流水准。如果我们有心构造当今大陆小说的创作版图，却忽视“宁军”崛起的事实，这样的文学版图无疑是残缺不全的。事实上，以石舒清、陈继明、漠月、张学东为杰出代表的宁夏青年小说家已经和正在以自己卓越的文学实绩，冲击着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他们的文学表现，显现着偏远省份的独特而动人的言说方式，同时，也昭示着不容置疑的西部文学的强悍力量。

宁夏曾经是寂寞而孤独的。这种寂寞和孤独缘于这片古老地域的远离市场和文化中心，更缘于一种自卑心态。然而，就在这地老天荒的一隅，却也常常在寂寞和焦渴中生长一些动人心魄的绚丽果实。宁夏的文学便是这干旱的土地上所孕育和生长的绚丽果实之一。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他饱经沧桑忧患之后的沉郁歌声，赢得中国文坛对宁夏文学的格外敬意。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市场经济飓风一夜降临，整个中国社会忽然陷入灵魂的躁动和狂乱之时，处于“大潮”之外的偏远的宁夏仿佛更加落寞。但是，也就在这远离喧哗与骚动的时日里，一批更年轻的实力派作家却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经过五六年的默默坚守和奋斗，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宁夏青年作家群开始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1994年，石舒清以小说集《苦土》入选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主持出版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1年，他又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率先拉开了宁夏青年作家走向全国的序幕。之后，马宇桢（《季节深处》）、陈继明（《寂静与芬芳》）、张学东（《跪乳时期的羊》）的小说集分别于1996年、1998年和2002年三次入选该丛书。在短短的8年之内，地处偏远的宁夏有4位年轻作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2000年，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与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青年作家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作品讨论会，正式向外界推出“宁夏三棵树”；2002年，《中国作家》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文艺报》社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宁夏青年作家小说作品研讨会”，再一次向外界推出漠月、季栋梁、张学东（又称“新三棵树”）等新锐作家。2004年，宁夏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又喜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第三届“春天文学奖”。显然，世纪之交的宁夏的文学创作已经使处于文化中心地带，并且拥有足够文学话语权的人们大为惊讶。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生机勃勃地集结了一支文学军团。如果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文学的“湘军”和“陕军”，我们为什么不能自信地认定这支创作军团为当今文坛的又一支生力军——“宁军”呢？

我没有对全国其他省区青年作家的作品近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和获得其他全国性文学大奖的比率做过统计，也许上述的文学业绩对于一个文学大省而言，并不值得格外夸耀。然而，对只有570万人口的边远小省区宁夏来说，其意义确实非比寻常。要知道，与沿海地区和发达省区的作家相比，宁夏许多青年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条件并不优越。不仅谈不上优越，甚至还有几分清苦。比如石舒清，近10年间他一直生活在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那是一个风沙弥漫、十年九旱的严重缺水地区，人称“苦甲天下”。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极端艰苦的地域，石舒清潜心创作，十年磨一剑，写出了包括《清水里的刀子》《节日》《小青驴》《旱年》等在内的一批优秀之作。而其他几位作家，陈继明、季栋梁、郭文斌、漠月、了一容，也都来自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有过多年的乡村底层生活的经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已经进入城市，而另外一些人依然生活在那片贫穷而荒瘠的土地上。无论是否进入城市，其灵魂深处的“乡土情结”始终难以割舍。很明显，对石舒清等人而言，是苦难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是西北高原的黄沙厚土给了他们创作的灵感，是宁夏人民力图摆脱贫困和苦难，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精神和信念给予他们创作的激情和责任感。我想，如果我们把宁夏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置于近年来全国文学创作的背景上来思考和认识，我们也许会获取许多有益的创作经验和文学借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似乎没有哪一个年代，能像大陆的90年代这样，充满着如此繁复的精神的矛盾、冲突、困扰和激变。在这个年代里，所有中国人都感受到了生活的传奇性变化和心灵的巨大震撼。短短10年间，中国社会的原有社会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经济的分化和社会的分层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实是，中国社会的精神流向也出现了明显的多头并进的趋势，统一的价值寻求已不复存在，多元化的人生选择成为这一年代普遍的精神现象。与此同时，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者队伍也出现了此前未有的灵魂震荡，一直被认为是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知识分子队伍突然发生了严重分化。具体到文学创作界，大家可以发现，近10年来，作家队伍是思想震荡和分化得最厉害的一支知识者队伍，许多此前“误入”这个行当的人，在新的社会情势下忽然陷入了一种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于是，在读者逐渐流失、创作家又精神不振的文学情境中，90年代的中国文学渐渐陷入低谷。虽然，在这10年当中，文坛上花样翻新的口号喊了一个又一个，各种“主义”的旗帜换了一面又一面，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某些时候，批评界甚至不惜以作家年龄的大小来论英雄、排座次，以显示文学确实在前进。但是，倘若我们平心静气地考察一番近10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实绩，我们只能得出歉收的结论。也许，还不仅仅是“歉收”的问题。如果把话说得更干脆和尖锐一点，可以认为：近10年来的大陆文学，许多时候实际上是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失掉了文学神圣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丢掉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学背景之下，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地处西北偏远地区的宁夏青年作家群却异军突起，其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和异常兴旺的景象。我想，解剖一下这一文学现象的兴起原因，探讨其创作的利弊得失，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重归文坛之后的慷慨悲情征服了大江南北。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闻到“绿化树”马缨花的浓郁芬芳，听到“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血身子还陪着你呢”的如火歌谣。进入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惊涛拍岸，文学由中心位置走向边缘状态，宁夏的文学创作也在一段时间之内走入了徘徊和沉寂的境地。然而，对宁夏文学界来说，徘徊歧路的时间并不漫长，西北人朴实的生活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在世情纷扰的时刻给了宁夏青年作家们坚守文学阵地的勇气和力量。经过多年的奋斗，他们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了中国文学的创作“高地”。究其成功原因，我想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是因为宁夏青年作家从事创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完全抱着一种神圣而虔诚的心情来从事创作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是一个圣洁的字眼，文学天然地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容不得半点怀疑和亵渎。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文学，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奉献给文学，他们愿意成为文学的“殉道者”，而不去关心文学能够给予个人什么样的回报。以石舒清为例，90年代初从宁夏固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他一直在南部山区的海原县乡下当英语教师。一方面教书，另一方面从事着业余创作。10年间，小说创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实质性的利益，反倒带来身体的疾病。然而，石舒清不后悔，不抱怨，更不放弃。他的稿子都是手写的，他写出来，又一遍遍地修改、誊写。有时，编辑催稿催得急，他的做着乡村小学教师的父亲也会在灯下帮助他誊清稿件。仔细想来，石舒清就像一个黄土地上的老农夫，以农人的倔强和执着，年复一年地埋头耕耘，勤苦劳作。他只知道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的道理，而从不指望对土地薄情却能拥有喜人的收获。因为经受着中国最贫穷地域的生活，因为文学成为困苦生命艰难时世当中的心灵寄托，成为照亮生存暗影的一盏理想的灯火，所以在宁夏青年作家的作品当中，文学便显现出它的本应该厚重和深沉的底色。它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抒发心怀天下的知识者的忧患心声，弘扬人类圣洁而美好的精神与信念。当是时，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便自然生发，绝不做作。因此，倘若读者想在宁夏青年小说家的作品当中寻求甜腻腻软绵绵的文学和“躯体的欲望”，就只能是缘木求鱼，失望而归。

第二，宁夏青年作家一直把创作的“根”深深扎在自己所钟爱的土地之中，从本土生活深厚而丰富的地层中汲取无尽的源泉。因此，从题材选择的角度而言，宁夏青年小说家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色，而正是这一创作特色打动和征服了大量的读者。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全球经济和技术一体化的实践当中，域外的文化和文学正以强劲姿态闯入中国创作界。我们已经听到和看到，许多年轻的作家公开倡言，自己是尽可能少地读中国书，而只对西方文学感兴趣。于是，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学世界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许多创作者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身份”悬置起来，而在作品中铺张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准西方化的“欲望叙事”和个人隐私。这个时刻，种种对于本土生活的刻意关注和热情书写竟被认为是创作的低能，而所谓的“文学国际化”却成为被喝彩的对象。在文坛风景变幻莫测之际，宁夏青年作家却不为时风所动，他们坚定而沉着地在所生存的土地上打一口文学的“深井”，寻求和发现着“苦甲天下”的地域之上所生长着的那样一种倔强、自尊和超脱情怀。在他们的笔下，贫瘠的地域和苦焦的人民不仅仅只拥有苦难，比之于生活在“幸福”当中的人们，他们拥有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情怀。他们的灵魂也许是孤独的，但并不脆弱；他们的声音也许是单调的，但强劲而宏大。在遥远的西部，在地老天荒之所在，他们屈服于命运但同时又执着于跋涉。毫无疑问，有关土地的故事在90年代再一次被石舒清们用强悍之笔来书写。然而，与新时期以来的诸多乡土作品相异的是，土地在宁夏青年作家的小说当中是一个被反复寄予了深情的“父母之邦”，是充满了灵性和神性的生存空间。它不再是与城市文明相对立的异在，也不再是城市生活失意者的虚幻的“梦中乡土”。土地就是土地，哪怕荒凉如废墟，贫瘠如大漠，西部的农民也会全身心地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位老得像一截榆树根的姑太太，如何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咀嚼着苦菜团子（石舒清《小青驴》）；于是，我们感受了回族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被宰杀的老牛之间的难以诉说的一腔柔情（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由此，我们发现，石舒清们对土地有着别人难以理解的眷恋和深情。与一些过于沉湎于个人记忆与话语狂欢却缺乏应有的精神价值关怀和社会关注的写作者相比，宁夏青年作家将小说写作放在了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与话语场中，他们生长在正在摆脱苦难趋向新生的土地，他们就如实描写苦难当中的挣扎，走向新生途中的困惑，而绝不只是无关痛痒地发一通感慨，流几滴清泪。他们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与时代的要求相称的价值承担，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因为获得了一种卓越的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和品格而在当下的文坛独树一帜。

第三，宁夏青年作家取得成功的又一个艺术经验是，在长期的小说创作实践当中，在文学榜样的学习和艺术道路的认定和选择上，他们从不盲目跟“风”，也不轻率地声言反叛和颠覆，而是坚守文学阅读和创作所必需的宁静和沉思品质，虔诚地老老实实地“啃”中外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细心而扎实地揣摩学习，以汲取最完美深厚的文学营养，丰富和开拓自己的艺术思维和心灵，从而写出佳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先锋派”文学曾经兴盛一时。客观地说，先锋派作家要求小说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和审美个性的文学观念，对冲击日益僵化的某种当代小说规范显然有着不容低估的意义。然而，当先锋派所创造的形式主义艺术经验，只是作为一种文学招贴而很难与90年代复杂的“中国经验”相连接，更无法回答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现实课题时，先锋派文学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文坛处于式微的命运。不幸的是，90年代后起的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不仅没有从先锋派身上吸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反而本末倒置地认为中国文学“西化”得还不够。于是，一时间，中国文坛充斥着恶意“毁典”的冲动，许多写作者对已有的经典文学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对汉语的文学功能和表意功能，对由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实践所培养的汉语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这一最显著的汉语美质尚未认识清楚，就口口声声要颠覆和反叛，其无知和狂妄为20年来的中国文坛所仅见。宁夏青年作家身在文坛之中，奇谈怪论也听了不少，但不为各种招摇时髦的口号和貌似新潮的时风所惑。他们的小说虽多方取法、转益多师，骨子里的情调却是东方的，中国的。他们能够融会中外小说的种种成功的艺术经验，为其笔下的西部人生服务。因此，他们的小说，“根”是深扎在黄土地上的，其艺术的滋养却可能来自中土，也来自异域。由于他们共同的坚守，在所谓“后现代”文艺思潮甚嚣尘上、文学创作随意性、琐碎化、粗鄙化倾向泛滥成灾的时刻，宁夏青年作家所创作的那些闪耀着中国艺术光辉和民族精神的作品，便有了一种无法替代的价值和地位。

任何全面而客观的科学研究都无法回避被研究对象的某些缺陷性。就文学研究者而言，对某一创作现象的热情首肯并不意味着你将变成“恋爱中的男人”（他们总是在此时失却清明的理性），毫无原则地爱恋情人身上的一切。有时，冷静的旁观也许与科学研究的气质更为接近。在细心地分析了宁夏青年作家创作的诸多成功经验之后，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将着重指出宁夏青年作家们所共同面临的一些艺术问题。

其一，从感知生活和描写生活的广度而言，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显现着单调性特征。他们对“过去的乡村”注目甚多而对城市和其他生活领域却关注甚少。

在宁夏青年作家创作的作品中，乡土生活似乎成了“永远的”创作母题。他们总是喜欢在小说中不厌其详地讲述乡村故事，而且通常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人事。有的由乡村走进城市的创作家甚至抱怨说：长时间住在城市里，渐渐地会什么也写不出。只有回到乡下，感受了熟悉的“地气”与“人气”，才能使创作灵感“苏醒”。当然，我们应该尊重作家们的题材选择。对于创作者来说，写乡土还是写城市或者描写别的人间生活是他们的自由。题材并不一定成为创作出好小说的唯一决定因素。我的疑问是：当许多年轻的作家，生命尚未进入老境就已经靠不停地“回忆”来支撑自己的创作，那么，将来的岁月呢？是否担心有“回忆”枯竭创作难以为继的那一天呢？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些青年创作家对眼前的乡村生活体会不深，思考也不深入。对近10年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西北农村和农民的命运无法感同身受，因此，除了陈继明书写过“农民工”进城的遭遇（《途中的爱情》《粉刷工吉祥》）外，大多数作家对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的悲欢离合多数时候是隔膜的。由于隔膜，便不敢描写；由于某些话题（比如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复杂性）具有尖锐性，便一味回避。因此，宁夏作家的乡土故事许多时候就丢掉了新鲜感和现实感，常常让人生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的感叹。应该承认，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城市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宁夏作家的笔下也时有反映。遗憾的是，这些比较罕见的“城市小说”普遍创作得粗疏、张皇。与描写乡村生活的得心应手相比，宁夏青年作家们对城市生活无法达到深度进入的状态。感情上不能够贴心贴肺，书写起来自然是雾里看花，甚至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创作缺陷直接妨碍着宁夏文学的未来走向，所以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其二，除个别作家之外，大多数创作者对身边的奔腾不已的时代生活缺乏深切感知与深入探究的兴趣，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机联系性被作家们忽略了，这直接导致许多作品的思想厚度不够，穿透力钝化。

许多宁夏作家喜欢描写古老乡村的诗情和画意，这没有错。但是，古老的诗情如果已经被汹涌而来的世俗的激情淹没时，是继续诗意的玄想，还是勇敢地面对芜杂而诗意顿失的生活？这既是对作家创作勇气的磨砺，也是对作家思想素质的考验。因为，面对复杂的生活，优秀的作家们必须拥有识破和穿透的能力。你的视野不开阔，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思考不深入，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机联系性视若无睹，以为描写乡村只要熟悉乡土就够了，那么，你的乡土小说的思想成色便大可怀疑。我的意思是，一个卓越的创作家对生活必须有全面的甚至是精确的感知与了解，你写乡土生活，但思想素质必须是超前的，与时俱进的。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的不朽来源于他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尤其是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作家和所有人一样，实际上每天都在感受着生活的致命诱惑和难言的重压。这个时代，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比之过去应该说更加紧密了。今日都市繁华区域的灯红酒绿，不正是与无数乡村的寂静的夜晚和黯淡的灯火，互为因果，密切相关吗？坦率说，中国的乡村与城市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祸福与共的。无论是描摹乡土还是书写城市，只熟悉一种生活领域而不清楚其他生活秘密，都会对你的“乡土文学（城市文学）”构成严重的伤害。因为你的小说的思想天地是封闭型的，你所描写的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它与更广阔丰富的世界缺乏应有的沟通和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文坛的乡土小说创作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们视野不开阔，思想狭窄所导致。作为近10间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主要创作力量，宁夏青年作家的这一写作缺陷已经成为某种文学标本，并足以引发文学界更多的思索。

其三，相对于短篇小说的佳作迭出，宁夏青年作家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上显得薄弱而滞后；并且，凭借灵气和生活经验写作的作家依然存在，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气度和作品所构筑的艺术境界还称不上是阔大高远，艺术的升华和飞腾还需要相当的时日。

在我客观地分析了宁夏青年作家群取得成功的艺术经验以及他们创作中所存在的一些创作缺陷之后，我要再次重申：作为一个创作军团的“宁军”已经在中国文坛崛起并渐成气候。在今后的漫长的岁月里，这支军团的命运将取决于“战士”们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同时，也将取决于所有热爱文学的人对它的欣赏、关切与爱戴。

（本文获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