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

我的外交生涯似乎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曾前后五次在美国常驻：1979年至1983年任中国驻美国使馆随员、三等秘书；1987年至1990年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1994年至1995年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1995年至1998年任中国驻美国使馆公使（在此前后，还先后担任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副部长）；2005年至2010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其间，我回外交部工作时，也常同美国打交道。

1984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我是现场翻译。邓小平同志同布热津斯基谈了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中国统一问题。我记得很清楚，邓小平同志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对“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种当时全新的提法，我脱口而出将其译为“One China， Two Systems”。这一译法后来被正式采用。

在中美关系中，我经历的“第一次”还有：1979年4月，随同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到美国西海岸西雅图欢迎中远上海分公司“柳林海”号货轮开通中美海运航线，首航抵达西雅图；1981年1月，经过严正交涉，台湾企图派“代表”出席美国里根总统就职典礼未遂，我随同柴泽民大使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1982年4月，陪同柴泽民大使主持中国第一个驻美总领事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开馆；1985年7月，随同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担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译员；2009年7月，作为驻美大使推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成功举行，等等。这些“第一次”使我得以或亲身经历或就近观察中美关系自1979年正常化以来的演变和发展。

历史证明，中美两国尽管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双方共同利益确实在增加。毋庸讳言，双方的分歧仍然复杂而深刻。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

我在书中介绍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几度变化，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应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并规划了路径。我作为中美关系的“过来人”之一，衷心希望美方某些人士能放弃以“敌人”或“非敌非友”定位中美关系的过时思维，真心实意地同中方一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造福世界和人类。

最后我要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约请和经管分社社长朱虹女士对本书的厚望，使我有机会梳理我参与对美外交以来对美的观察与认识；其次要感谢有关部门对本书涉及的史实的审核；还要特别感谢策划人汤曼莉给予我的指导、协助，使我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