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陶瓷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叶文程
一 集中国陶瓷文化之大成的瓷都景德镇陶瓷
江西景德镇是中国千年瓷都。景德镇的杨梅亭（或称胜梅亭）、白虎湾和黄泥头等地在五代时期就生产青瓷和白瓷，较有特色的是白瓷，为目前南方地区所发现较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南方各地墓葬中出土的白瓷，大部分是景德镇生产的。
其实景德镇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开始烧造青瓷和白瓷，宋代烧制青白瓷。到元代，除继续烧制青白瓷外，又创新烧造青花瓷、彩瓷和卵白釉瓷。明代景德镇一跃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明清两代烧制的青花、彩瓷及单色釉瓷，成就卓著，名闻遐迩。
北宋时，景德镇在前代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新创烧出一种独具风格的南方瓷器新品种——青白瓷。青白瓷的釉色是白中闪青、青中显白，介于青白两种釉色之间，所以叫青白瓷。其质感如青白玉，典型制品，胎质细洁，釉色青莹，光照见影，以景德镇湖田窑烧造的产品为最佳。景德镇青白瓷制品，在中国民间生活中普遍使用，其造型种类多样，装饰纹样丰富。
景德镇烧造青白釉瓷的窑址还有南市街、胜梅亭、黄泥头和柳家湾等窑。景德镇青白瓷一出现便畅销海内外，南北各地争相仿制，如江西省的南丰窑、吉州窑、七里镇窑，福建省的德化窑、泉州窑、漳浦窑，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藤县窑、容县窑，广东省的西村窑、潮州窑，湖北省的武昌窑等，均为仿景德镇青白瓷窑址，从而形成了中国宋元时期庞大的烧造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青白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创烧使中国瓷器的烧造水平在前代的基础上提高了一大步，同时，为日后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创制奠定了基础，而景德镇也就在宋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
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元代景德镇烧制出青花瓷器。到元代中期，成熟的青花瓷器再度崛起，这是景德镇制瓷名师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结晶。青花瓷器一经出现，便受到人们的普遍珍视和喜爱。它除了具有发色鲜明、呈色稳定、永不褪色的优点外，更主要的是它的纹饰、图案典雅秀丽，淋漓酣畅，富于变化。它的笔墨韵味犹如一幅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是中国陶瓷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青花瓷器的盛行，改变了中国一千多年来以青瓷为主的格局。它独具特色，影响面大，也是流传最广泛的一个品种。
景德镇元青花瓷器作品很多，又大都是较大件的作品。元青花瓷器造型庞大，画法娴熟，色彩艳丽，给人以气势磅礴、雄武刚健的感觉，是中国陶瓷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引人入胜的瓷器品种。元青花瓷器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是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明代，景德镇烧制彩瓷品种很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生产的五彩器，除青花五彩外，主要是以红色为主的釉上彩鲜艳的红绿彩制品为多。明代彩瓷的发展，除了常见的白地绿彩、绿彩和釉上五彩外，还创烧了“素三彩”新品种。到了清代，景德镇釉上彩颇多创新，极为丰富，可以分为民间五彩、粉彩、素三彩等品种。景德镇瓷业生产达到了中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清代各期瓷业生产内容丰富，品种多样，风格各具特色。清代早期产品浑厚、古朴、丰满；中期瓷器制作精美，造型规整；晚期瓷器则略显笨拙，但也不乏精品。
值得注意的是，景德镇作为中国的瓷都，重要的原因是明清两代的官窑设在此地，专门烧造供宫廷、官府使用的优质高档瓷器。官窑瓷器气派华贵，精工细作，不计成本、工费，与民窑瓷器迥然不同，代表着中国的最高制瓷水平。
总之，千年瓷都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内涵丰富、底蕴深邃，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贡献很大，其影响深远、意义重要，是集中国陶瓷文化之大成者。
二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的对外交流
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文化的对外交流，当推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这个时期出现的青白瓷对外交流的窑口和窑场，数量相当可观，当不亚于龙泉窑系外销窑口，甚至有并驾齐驱之势，反映了这一时期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文化对外交流的特点。
宋代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生产青白瓷，是全国最著名的窑场，其所烧造的一种胎薄釉净、釉色青白的青白瓷，冠绝群窑，成为比较集中地代表宋代制瓷水平的一个名贵品种。同时，在它的引领与影响下，周围的一些窑场群起而仿之，以至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由于质量上乘，除供国内需用外，更大量的是远销海外以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成为宋元时期中国陶瓷文化对外交流中的一种重要产品。元代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仍是供应海外市场。
19世纪50年代起，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非洲一些国家沿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陆续出土大量景德镇青白瓷，其中以亚洲地区发现最多。这些国家出土的青白瓷以及有关文章披露的资料，对我们了解这一地区青白瓷的传播情况是非常可贵的。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出水的文物主要是中国元代的陶瓷器，其中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和枢府釉系白瓷占有相当的数量。
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有人物枕、龙纹梅瓶、牡丹纹鱼耳瓶、壶春瓶、S形小瓶、梅花纹瓶、带座小瓶、凤凰纹执壶、唐草纹象耳瓶、葫芦形执壶、桃形执壶、铁锈斑纹执壶、叶形花瓣口盘、云龙纹芒口镶银扣盘、水鸟纹镶银扣碗（碗内墨书“上色白瓯”字样）、莲鱼纹镶银扣碗等。此外，还有桃形盘、童子骑牛砚滴等。景德镇窑系的白瓷有碗内印有“玉出峎山”的镶银扣碗、蓖划纹碗、敛口碗、双象耳双环耳香炉、梅瓶和凤凰纹镶银扣盘等。属于枢府白瓷的器物还有莲花纹碗、唐草纹碗、莲瓣纹碗、凤凰纹斗笠碗、唐草纹折腰碗、莲瓣纹折腰碗、高足敞口碗、高足花卉纹敛口碗和菊花纹圆底盘等。在宋元时期，景德镇窑系青白瓷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菲律宾等国，而且数量也是相当大宗的。
宋元时期有关文献的记载中，也都颇为详尽地记载了当时青白瓷窑系对外交流和传播的情况。
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诸蕃志》一书，是一部详细记载中国宋代瓷器对外交流的重要文献。在该书所列的海外诸国与中国进行陶瓷文化交流的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明白指出与中国进行陶瓷文化交流的当应包括青白瓷、白瓷和青瓷三个品种。景德镇青白瓷、白瓷所占比重应较大。当时陶瓷的对外交流国家和地区，包括现在的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和斯里兰卡，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由此可看出，宋代陶瓷对外交流的范围相当广泛，这些国外出土的宋代陶瓷标本是一致的。
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汪大渊附舶远游海外，归来撰写成的《岛夷志略》一书记载，概括起来有青白瓷、青瓷等几种。青白瓷的产地以景德镇为主，还应包括东南沿海各瓷窑。当时与景德镇、与中国开展陶瓷文化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50多个，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陶瓷产品对外交流数量也有所增加。
近几年来，宋元时期景德镇烧造的对外交流的青白瓷产品，在江西省各县均有发现，更为这里青白瓷的对外交流传播提供了特别新颖的资料。
1963年景德镇市出土宋影青注子（执壶），造型精美，颇为别致。奉新、新建亦有同类器物出土。此类器物与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的元景德镇“青白瓷阴刻凰纹注子”相似。
1972年万年县元泰定元年（1324）墓出土两件影青狮钮盖瓶，造型雅致，纹饰精美。新安海底沉船中打捞的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阴刻龙纹梅瓶”与这件有纪年钦的元瓷比较，除器盖外，颇为相似。韩国郑良谟教授曾指出：“新安海底的四件梅瓶有两件同1972年江西万年县出土的元代影青狮子钮盖瓷瓶一样。”这两件梅瓶也许是1320年初期景德镇烧制的。
1978年万年县出土的元影青刻花琵琶瓶，造型呈喇叭口、长束颈、鼓腹、高圈足，装饰主题花纹为缠枝牡丹。1981年高安县城元代遗址出土一件影青釉玉壶春瓶（或称刻花琵琶瓶）与万年出土相似。新安海底打捞的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阴刻牡丹纹瓶”，其造型、釉色和纹饰与上述两件器物几近相同。
1980年景德镇枢府窑发现四件枢府釉高足杯，作碗状。此类器物在北京元大都也有发现。1981年高安元代窖藏也出土多件。此类器物与新安沉船中元景德镇窑“白瓷马上杯”（枢府系）相同。
1980年高安出土一件影青印花高足杯，也与新安沉船中景德镇窑“青白釉瓷阴刻花卉纹马上杯”形制相同。
1981年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影青葫芦形注壶，除褐斑点彩外，与新安沉船中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铁斑纹瓢形注子”形制完全一样，这类器物在菲律宾等地也有发现和收藏。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景德镇青白瓷、白瓷的对外交流传播，较国内其他窑口突出，并且非常受世界各国的喜爱和欢迎。这可视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开展对外交流打响的第一炮。
三 景德镇青花瓷器远播西亚、欧洲和非洲
到了元代，景德镇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产品，即迅速发展起来的青花瓷器。景德镇青花瓷器一经出现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知道，在元代，景德镇陶瓷工艺制作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著名的青花瓷器和釉里红瓷器，使中国的制瓷工艺更加成熟。这时，景德镇的陶瓷制作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
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地区和范围很广，如东亚的日本，东南亚的泰国，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伊朗、土耳其以及非洲沿海地区等。
过去被认为较少青花瓷器的日本，近年来也有不少发现。在日本的镰仓海岸采集到的青花瓷器小残片，曾经被认为是元代唯一的出土物，但近年来从冲绳的胜连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青花瓷片，在冲绳岛内还发现了漂亮的元青花；此外，从越前国的乘谷朝仓氏遗址中也发现了被看作是传世品的元青花碎片。日本各地遗址发现的元青花标本都有力地说明了元青花瓷器在当时已销往日本。
元代青花瓷器的对外传播，在有关文献中也有记载和反映。如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在记载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时曾提到“青白花瓷”（碗、器）一项，并且有17处提到此类器物。元至正年间正是中国青花瓷器的成长及发展时期，因而这时青花瓷器的对外输出是完全可能的，也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近些年来，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古代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有中国元代的青花瓷器残片（件）。如《岛夷志略》中所记载的三屿（今菲律宾三岛），就出土了许多元代青花瓷器。这里再结合《菲律宾发现的中国和越南青花瓷器》一书所披露的材料，在菲律宾发现很多元青花瓷器，如元青花龙凤梅瓶、元青花缠枝莲纹玉壶春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元青花鱼藻纹盖罐、元青花鸳鸯戏水纹盘等，可说是品种多，数量也不少，且质量好，既完整又很精致，尤其是小件的元青花器物是这里发现的元青花的特点。由此也可看出菲律宾民众对景德镇元青花瓷器的喜爱和青睐。
景德镇元青花瓷器也远播到中东、西亚、欧洲和非洲等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景德镇元青花的对外交流在伊朗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最多，也最值得特别注意。
景德镇元青花在伊朗的传播，多为王侯富人的珍藏品，并有不少完整器物保存下来，但数量最多的是阿尔达比勒寺的收藏品。该寺所收藏的中国瓷器有1160件，其中景德镇的元青花瓷器最多，也最有代表性。这批景德镇元青花瓷器，多数为大型器，如瓶、盘等器物，且大多是质量高的精品。该寺收藏的大部分藏品包括元青花瓷器等，现在已移至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
景德镇元青花输往中东地区也不少。如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收藏的景德镇元青花珍品达80件之多，其中有大型的元青花盘、碗、瓶和罐等。西亚是世界上收藏景德镇元青花最多的宝库。这批元青花器物发色好、质量高、品种多，可说是应有尽有，是一批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在伊朗德黑兰和内沙布尔也发现景德镇元青花数十件，都是质量上乘、器型硕大的景德镇舶来品，也是一批远播西亚地区的人间瑰宝，实属不可多得。
在东非沿岸的一些国家，如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沿岸港口城市和岛屿出土的中国瓷器多得惊人。仅在坦桑尼亚海岸发现有中国陶瓷片的遗址就有46处。对坦桑尼亚基尔瓦岛的调查，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中国的陶瓷，据访问这里的记者说，既有数量居多的14世纪至15世纪初的青瓷，也有14世纪前中期（元代）的凤凰卷草纹青花瓷器。在肯尼亚的哥迪也出土大量的中国陶瓷，据目睹这批实物的波普氏说，其中最精美的是釉里红彩绘的大瓶和龙纹的青花瓷器，可能是14世纪的制品。总之，在东非沿岸地方发现中国陶瓷的城镇还很多，而且瓷器数量也不少，品类也是各式各样。从时代和品类来看，有12—15世纪的青花器和五彩器等。
除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发现的青花瓷器外，有一些国家也收藏了不少中国景德镇的外销元青花瓷器。这些元青花瓷珍品的传世收藏，再结合国内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对于研究和探讨元青花的外销和传播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说，元青花瓷的对外传播，是景德镇陶瓷文化对外交流的又一个亮点，也是又一张名片。
四 景德镇彩瓷远销世界各个角落
进入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器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其他类别的瓷器，如彩瓷、素三彩和单色釉瓷器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青花瓷器的发展和盛行，改变了中国一千多年来以青瓷为主的格局。
明代，随着海外交通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和传播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景德镇瓷器的对外输出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官窑的部分瓷器，以赏赉的形式换取海外的各种特产；一种是民窑产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去交换海外的产品。从全国陶瓷的对外输出看，官方商船的陶瓷贸易无疑是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一件大事。
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期间携带大量景德镇瓷器，所到诸国，基本上都有使用中国瓷器的记载。民间和官方对于这种获利甚厚的生意垂青已久，导致了后来明朝官方干脆把瓷器当作一般商品，折合价值，卖给所需诸国。陶瓷的海外行销由此可见一斑。
在郑和下西洋结束后的80余年间，明朝的海舶仍活动于南海，进行着瓷器、丝织品的贸易活动。但最主要也是规模最大的，是民间的互市活动。包括那些专门贩瓷者和大批出国华侨带出的瓷器。南洋一带航海交通便利，大批华侨至海外谋生，据估计，当时到南洋各地的华侨约有10万人。郑和屡次出海访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华侨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的作用，也鼓励了滨海地区人民远涉重洋，出海贸易。沿海一带的广州港、漳州月港、长乐太平港等都是当时陶瓷输出的主要港口。以上诸方面因素促成了陶瓷大量销于海外。
可以看出，明代海外陶瓷贸易自郑和下西洋以后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陶瓷销售范围除以前的南洋、印度、阿拉伯半岛诸国以及朝鲜、日本外，还扩大到东非大陆，而且由水路直接抵达销售地，东北非和西亚各国正是通过这条途径购买到大量的中国瓷器。
据郑和下西洋的随从人员费信著《星槎胜览》、马欢著《瀛涯胜览》，以及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载，所抵达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都普遍使用中国瓷器，如“青白花瓷”等。这应是中国瓷器深入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一种反映。陶瓷在下西洋以后大量的输出，跟当时制瓷业的发展，特别是景德镇瓷器的大发展，以及陶瓷商业活动的繁荣是分不开的。同时，下西洋所到的几十个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促成了瓷器在国外市场的扩大。
清代中国景德镇瓷器的对外输出和传播数量大增，输出的品种更多。据不完全统计，从清代康熙到乾隆100多年间，远销到欧洲市场的彩瓷达2000多万件，数量之多，实属惊人。输出的品种也更多，有青花、青花红彩描金、五彩描金、素三彩等品种。而且造型奇特，有三层葫芦式瓶、各式执壶、各式大盘、大罐、大盖盒、柄杯、军持、扇式洗以及理发用的蛤式大洗、夏天冰器兽足花口盘及西洋人物，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此时各类瓷器特别是彩瓷输出的范围扩大到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景德镇瓷器风靡欧洲社会，特别是欧洲上层贵族阶层，可见一斑。
人们大概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在1713—1740年，普鲁士皇帝选皇后，曾以600名撒克逊龙骑兵和邻近的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为他的婚礼增色。国外经常提到的18只大型青花瓷，即所谓“近卫”花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明清一代，中国瓷器的畅销达到了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统计的数字，该公司每年运往欧洲市场的瓷器达3000万件之多，其数目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再加上销往其他地区的瓷器，其数量就更加可观了。
清代的外销瓷，除中国传统生产的一般瓷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外根据需求提供木样（样本），中国按照订货合同再进行加工生产。这种所谓的“纹章瓷”，实际上从明代就开始了，只不过主要是青花瓷类而已。纹章瓷数量虽不是很多，但装饰纹样比较特别，除用中国的山水、花鸟、人物外，大量是用西方的甲胄纹章和人物画像。
清代还有一种外销瓷，是由景德镇制作白瓷坯胎，然后运往广州，按照西洋人的要求，根据他们提供的木样，在广州加工彩绘，开炉烘烧，制成织金彩瓷，叫作“广彩”。这也是清代一种特殊的外销瓷。其实这种外销瓷从严格意义上说，也应该称是景德镇窑的产品，只是最后一道工序彩绘烘烧是由广州地方完成的。
总之，有清一代，特别清代中前期，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可说是风靡世界各国，风靡整个欧洲社会。这一时期，景德镇陶瓷的对外交流，无论是品种、质量还是数量，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高峰时期，也占据了黄金地位。
五 景德镇陶瓷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景德镇的陶瓷，伴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波涛，离开了故土，自豪地走向西方、北方、东洋、南洋和西洋。多少年来它像一条纽带，更像一座桥梁，把中国同亚洲连接起来，同世界各国连接起来，它是连接东西文化的一条纽带，更是东西陶瓷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一）景德镇陶瓷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景德镇有两千年的冶陶史，一千年的御窑史。景德镇窑唐五代烧造青瓷，宋代烧造青白瓷，元代烧造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红釉瓷和蓝釉瓷，明清两代烧造青花、青花红彩、五彩、三彩、珐琅彩以及纹章瓷。其发生、发展，以至于延续到今天，可以说是千年窑火，历久弥新。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江西省乃至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历史上，景德镇烧造的各类陶瓷，特别是宋代烧造的青白瓷、元代烧造的青花瓷和明清时期烧造的彩瓷和纹章瓷，曾远销东亚、东南亚、西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美洲，遍及世界各国，受到各国人民的极大欢迎和喜爱，特别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风靡全球，誉满天下。可以说，景德镇陶瓷无论在宋元之际，还是在明清时期，在世界陶瓷文化史上都占据领先地位。总之，景德镇陶瓷乃至中国陶瓷，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就彰显出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无穷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景德镇陶瓷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景德镇陶瓷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景德镇陶瓷文化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过程中、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今天，我们探讨和回顾历史上景德镇陶瓷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及它们发挥的重要作用，应该有高度的认识和全面的评价。
景德镇陶瓷，或可代表中国陶瓷，无论是作为日常生活用的瓷器，还是作为艺术陈设品，它都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其实用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世界历史上的大宗贸易商品中，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别的产品（或器物）可以与之相媲美。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的各类瓷器（也包括中国其他窑口的瓷器），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土耳其托普卡帕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法国柏林夏洛腾堡宫、荷兰瓷器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世界各地公私博物馆所收藏的瓷器，至今仍受到世界民众的珍爱、珍惜和敬重，是景德镇千年璀璨陶瓷文辉耀古今的真实体现和生动表征。所以，我们今天历史而又真实地回顾和追寻景德镇陶瓷在国外的传播往事，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景德镇陶瓷文化和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也有助于人们思考今天“陶瓷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走向辉煌”的现实意义。
景德镇陶瓷走出国门，传播到世界各地，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西亚、中东、欧洲以及非洲和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其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刻的。景德镇陶瓷进入西亚、北非后，当地的阿拉伯人除将这些瓷器作为陈设品和餐具外，还广泛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使用于宫殿、寺院、教堂等建筑物的装饰上。到16世纪，景德镇陶瓷传播到欧洲世界后，全欧洲的王公贵族如痴如醉，据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如能拥有景德镇瓷器，会倍感骄傲和荣幸。欧洲人因为喜爱景德镇瓷器，便通过瓷器上所描绘的图案而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穿中国服装、坐中国轿子、建造中国园林，等等。特别是在欧洲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景德镇产生专为欧洲生产的瓷器工业，由欧洲直接来样定制的各种徽章瓷、纹章瓷应运而生。景德镇瓷器进一步走进了欧洲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把中国瓷器的作用和影响从上层社会扩展到社会各阶层。所以说，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历史代表了中国瓷器走向海外的进程，也是中外制瓷工艺技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灿烂的篇章，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总之，景德镇陶瓷的对外交流和传播，不仅方便和充实了欧洲社会乃至世界的社会物质生活，而且也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社会高级的精神文化样式——艺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霍卜逊（Hubson）所指出的：“罗可可作风，乃由中国直接假借而来，已成为美术家所承认。”当然其“假借”的对象虽然包括了中国的其他艺术部门，但是毫无疑问，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国工艺文化的一种“综合载体”，对罗可可艺术，无论是光、色、线还是结构方面，其作用和影响都是居首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