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之一

江建新

一 景德镇“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况

景德镇瓷器从宋代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元代以后，景德镇瓷器统领中国瓷器江山近700年，在“陶瓷之路”上成为中国瓷器贸易的最主要资源。就有关的文献与遗物来看，明代以后朱元璋从元蒙政权手中接管了元官窑——浮梁瓷局之后，于洪武二年（1369）设陶厂开始了烧造，同时有外销瓷的生产，明御厂遗址曾出土有与元青花风格相似的大盘、大碗等，这与《明史》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曾赠予占城、暹罗和真腊瓷器相印证，应属明代早期对各国的“赏赐”或外销瓷。朱棣从其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便“锐意通四夷”，向往在临御之年大明王朝出现一个前代未曾有过的太平天下、万国咸宾的盛世，于是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的庞大舰队不仅发挥了沟通域外的作用，也促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流高潮的到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朝出现南浡利、苏门答腊、阿鲁及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多人到北京朝贡的盛况。伴随着东西方交流的频繁，通过礼品交换与贸易，当时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非洲等地进行了广泛交流，景德镇明初官窑青花瓷成为这一交流中的主要载体。

航海技术的发展为瓷器运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在海外大量的出现，便是明初活跃的对外交往的反映。曾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马欢在《瀛涯胜览》、费信在《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图》等史籍中，对此有较为充分的反映。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伊朗东北部的大城市马什哈德（麦什特）的博物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阿富汗喀布尔的商店、印度孟买和海德拉巴的博物馆以及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博物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博物馆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都有约15世纪初的中国青花瓷收藏，这些瓷器都是明初外销瓷的遗物。

根据中国学者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统计，在非洲约有17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古瓷，散布的地域广阔，数量惊人，瓷器种类丰富，成品时间跨度很大。而非洲出土中国古陶瓷各遗址中，几乎都发现有明代青花瓷。

2010—2012年北京大学对肯尼亚沿海地区以往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21处古代遗址和7个其他单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硏，对肯尼亚格迪古城出土的580件中国瓷器进行了年代与产地分析，其中有景德镇元末明初、明代早期及中后期瓷器，研究者根据大量遗物认为，早在郑和下西洋以前的明代初期实际上是中国瓷器外销的一个高峰。

根据以上文献和实物可见，明代初期景德镇外销瓷，已经逐步取代了中国其他窑场的传统青瓷、白瓷外销，成为中国外销瓷的主流。这些瓷器陆续流布到中东、欧洲、北非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最早的全球化商品，标志着早期全球化的开始。从世界各地考古调查的情况看，无论是直接与景德镇有过瓷器贸易的还是没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收藏有景德镇的瓷器。景德镇瓷器通达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迈克尔·狄龙在《景德镇是明代一个工业中心》一文中估算，在1602—1657年，大约有300万件瓷器运往欧洲。近几年发现的沉船出水景德镇瓷器更是惊人：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遗存出水的青白瓷有景德镇窑生产的；西沙北礁三号沉船遗存出水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碗、盘等；广东南海一号沉船遗存出土有景德镇窑青白瓷碗、盘、盏等；2005年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平潭一号沉船遗存出水17000件景德镇窑康熙早、中期的青花、青花釉里红以及青花色釉瓷器，器形有碗、盏、盘、葫芦瓶等。这些瓷器都是东南亚、非洲、欧洲各国博物馆常见的。1990—1992年越南头顿省沿海水下考古发掘的康熙时期沉船，出水景德镇瓷器6万件；1998—1999年越南金瓯省沿海发掘雍正时期沉船，出水景德镇瓷器5万件。这些沉船遗存都位于中国瓷器外运欧洲的航线上，以大量的实物证明了这条航线的存在，同时也说明了这条航线的繁荣。

二 景德镇“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线路

景德镇古陶瓷以赣江、鄱阳湖水系为枢纽，运出江西，与国内各地商路相衔接，融入全国商路，大致有向东入浙江线路、向东南入福建线路、向南入广东线路和向北入长江与全国各大水系联网四条线路。

第一条线路向东走，从景德镇出发，经昌江、鄱阳湖、信江至铅山河口镇，由陆路过衢州、金华，再入富春江顺流而下直达宁波港。这条线路既可以辐射浙江各地，又可以与浙江宁波对外贸易港口的海上瓷器之路相衔接，融入全球陶瓷贸易网络。

第二条线路向东南走，从景德镇出发，经昌江，进入鄱阳湖，再溯信江而上至铅山河口镇，经陆路进入闽江，顺江而下出闽江口入东海。这条线路既可以辐射福建各地，又可以与福建沿海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对外贸易港口的海上瓷器之路相衔接，融入全球陶瓷贸易网络。

第三条线路向南走，从景德镇出发，经昌江、鄱阳湖、赣江，在大余南安码头上岸，翻越梅关后进入广东北江水系，到达佛山。这条线路既可以辐射广东各地，又可以与广州对外贸易港口的海上瓷器之路相衔接，融入全球陶瓷贸易网络。

第四条线路向北走，从景德镇出发，经昌江，从鄱阳湖出湖口进入长江，溯江而上，可以到达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顺江而下，可以到达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进入京杭大运河，可以到达淮河、黄河、海河流域各地。向东可以与扬州、南京等港口相接，有一段时间，欧洲人称中国瓷器为南京货；向西可以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接；向北可以与草原皮毛之路相接，融入全球陶瓷贸易网络。

三 景德镇“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线路

宋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外销，除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外，主要是依靠海上瓷器之路，主要外销港口有广州、泉州、漳州、宁波等，以广州最为重要。广州是通向西洋的最大港口；泉州是与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之间贸易的港口；宁波主要从事与朝鲜、日本、琉球之间的贸易。

明中期广州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出口港，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曾在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访问广州，他在《中国志》里记述了当时广州市场出售瓷器的情景。英国、法国分别于1685年、1698年在广州设立商馆。随后，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于清雍正年间纷纷在广州设立商馆，经营瓷器、丝织品、茶叶等中国商品。广州以环中国海第一港市的地位长期垄断西洋、南洋与亚欧航路贸易，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各国商馆均设在广州西城外郊区的河边，紧邻十三行，以便双方商贸活动顺利展开。众多外国商馆的设立，为中国瓷器外销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广州口岸在明清时期绝大多数时段是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自然也成为景德镇瓷器外销最为重要的黄金口岸。

宋元时期泉州港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港，甚至成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马可·波罗看到泉州，“应知刺桐即是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元代通过泉州与中国进行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就有99个之多，瓷器输出的番国有44处，输出到这些地区的瓷器按品种有“瓷器”5处、“青瓷”（包括“处州瓷”）20处、“青白瓷”3处、“青白花瓷”16处，主要是江西、福建窑厂的产品，尤其是青白花瓷，即青花瓷，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销售地区遍及东洋、西洋16国。

宁波是中国瓷器向东运销日本、朝鲜的重要港口，承担东海航路进出口贸易的门户。从宁波港出发，沿中国近海航行至山东，横过渤海，到达朝鲜西海岸各港口；再沿朝鲜西海岸南行，则可达日本九州，在九州博多古港出土的许多景德镇瓷器可证明文献记载中的这条航路的确存在。装载有大量景德镇瓷器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据考证其出发港口也是宁波港。

四 景德镇“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的影响

景德镇瓷器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到输入地人群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情趣，这是世界陶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它的制造技术最早传到朝鲜，朝鲜甚至模仿景德镇御窑，也设置了李朝官窑。同时其技术传到越南、泰国等国，东至日本，西至波斯，再经西亚、东非，传入欧洲。从中国五代时起，东南亚等国就相继效法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加滕四郎来中国六年，将景德镇陶瓷制作技艺带回日本。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日本人伊势松板五郎在景德镇居住了五年，学习制作青花瓷，归国后在有田设窑烧制陶瓷。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模仿景德镇克拉克青花瓷，生产出代尔夫特蓝，使代尔夫特成为欧洲的“瓷都”。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殷弘绪）于1712年来到景德镇传教，同时将制瓷的重要原料“高岭土”介绍给西方，开创了欧洲陶瓷新时代。近代欧洲瓷器是在景德镇瓷器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发展变化的，早期，德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瓷器的装饰风格都具有中国的艺术风格，制作工艺几乎与中国相同，有的还在瓷器上描绘中国的风景画。17、18世纪，景德镇瓷器装饰艺术曾风靡法国的上层社会。在法国风行纤巧华美装饰风格的所谓“罗可可”运动，就是受中国瓷器装饰的影响。18世纪中叶法国人成功烧造出真正的硬质瓷器。随后英国、瑞典、荷兰都模仿中国制瓷技法，开辟了欧洲制瓷历史的新纪元，景德镇制瓷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是其他任何窑场都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都印证了景德镇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起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