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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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孟子旁通(14)

仁政之道

对于梁惠王的宏图,孟子告诉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领土,如果做得好的话,也一样可以成为国际上的领导国家,可以达到以王道统治天下的目的。他继续告诉梁惠王治国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统治别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实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样施仁政?孟子对梁惠王列举了几点施仁政的做法。当然,这只是仁政的做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举仁政的要点,第一是省刑罚。刑与罚是法治上的两种精神,有所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点。孟子这里告诉梁惠王,对于刑罚的施为,应该以省略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国的治术之一,不过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简明,不可繁重严苛。王道是要以仁义为本的。

后世儒者有的只讲仁义,主张不要刑罚,有的法家主张治国不能用仁义,都是失之于偏。所以唐代的学者赵蕤,在他所著的《长短经·政体》篇中,对于严刑罚,曾引孔子的话,作了这样的评议: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致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韩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也。”

赵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话,对于王道政治中,刑罚与仁义道德的关系,相辅相成的功能,体用本末的作用,实在可以视为孟子这里“省刑罚”三个字的阐扬。也是王道精神并不排斥刑罚,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用,而辅仁义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说明。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孟子动辄称仁义,但是对梁惠王说仁政,只说“省”刑罚,而不说“去”刑罚的原因。所谓“治国不须刑罚”,那只是秦汉以后腐儒们的迂阔之见。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个措施,是“薄税敛”,减轻国家的经常税赋,减轻公府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像秦始皇造阿房宫、宋徽宗之造艮岳,征用民财,就是敛,征用民力,就夺时。老百姓这一些额外的负担和经常的税赋,都要减轻,否则的话,征敛太多太重,则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路有饿莩,则无从征敛。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现代的名词,所谓“培养税源”,也就是薄税敛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个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个字。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两件事。“深耕”就是将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养分,成长得更好。“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带所谓的耘田,又叫做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后,过一段时间——大多在谷雨之后,要把秧苗四周长的杂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费了土地中的养分,使秧苗长得更好。在台湾,我们常在季春时节,看到农民跪在水田里,两手在地上划圈圈一样,把秧苗四周的杂草压到土里,不但却除了杂草之害,这些杂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这就是耨。而所谓“易耨”,应该包涵了轮作的意思。同一块土地每年种同样的庄稼,会长得不好;如果轮换一下,今年种稻,明年种菜,那么两种植物都会长得比较好,这是古人早有的常识。农业方面是有许多技术的,这里因为古代文学的精简,只用四个字来代表农技。所谓“不夺农时”,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时空、勤于耕种,改良农业技术来增加生产。

综合以上三点,王道政治的重点,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财政,第三是经建。孟子说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罚,财政上做到了薄税敛,农业建设上做到了增加生产,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闲的时候——正如《论语》中孔子说的“使民以时”——在最适当的时间,也就是前面所说“不夺时”,不在农忙时耽误耕作的空闲时间,教化少壮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养与行为。在个人的品德上,对父母尊长,能够善尽孝道;对兄弟姊妹、同辈朋友,能发挥友爱的精神;对人对事,能殚智竭虑,做得最适当,能够言而有信,不虚伪诈欺。人人如能如此知耻,自立自强,在家的时候,这样孝友父兄,到了社会上,能以这种品德待人处世,那么就形成了孝、悌、忠、信的大家庭。各个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悌、忠、信的社会。扩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国家。

到了这个时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战杀人,在文化战、政治战上,就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必要打仗时,你纵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挞伐秦国、楚国这些具备坚甲利兵的国家,他们也会勇敢地涌上前去。

孟子告诉了梁惠王施仁政的做法之后,又返过来,从另一面分析当时邻国敌国的国情,告诉梁惠王说:“现在他们这些国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乱用民力。不问农忙不农忙,说打仗就随时征调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产,无法过农业社会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园破产,上不能奉养他们的父母,致使他们的父母也冻死饿死。强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离散。像这样,等于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里淹死,推进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这种征役之苦,后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等诗中,有详细的刻画,这是大家都能熟诵的。在明末,一名进士杨士聪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写照,其中两首写道:

名将重威信 过师从枕席

平日少抚练 临戎增叹啧

贼焰既已炽 调发杂主客

强者太狰狞 弱者不任革

缘村掠民蓄 孰操自完策

贫民无立锥 更复遭奇厄

谈笑借汝头 聊以充斩馘

杀运殄生人 轻细如蠓蠛

兵荒已半死 岂堪罹病孽

春来渐多疫 什九剧绵惙

蠢凶既草萎 良谨或兰折

道路续新鬼 亲属累死别

贫民无棺敛 委弃空痛结

横尸陈道衢 端为鸟鸢设

这两首诗的文艺境界如何,且不去讨论,但说得是相当沉痛的,例如:“谈笑借汝头,聊以充斩馘。”是说借用老百姓的脑袋,造成自己的功绩,等于清代所说的,大人的顶子,是血染红了的(隐喻清朝大官们的红缨帽)。其余如“横尸陈道衢,端为鸟鸢设”,这就是穷兵黩武的结果,一幅悲惨世界的画面。如今百余年来,我中华民族即经常在此浩劫的笼罩下,国家多难,人民不幸,实令人不胜慨叹!

还有前面引用过的一位五代朱梁时诗人杜荀鹤,也有两首诗感慨这种“陷溺其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会状况。他在赠朋友张秋浦的诗中写道:

人事旋生当路县 吏才难展用兵时

农夫背上题军号 贾客船头插战旗

把“夺其民时”的情形,写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题为《旅泊遇郡中乱》的诗中写着:

握手相看谁敢言 军家刀剑在腰边

遍搜宝货无藏处 乱杀平人不怕天

古寺拆为修寨木 荒坟掘作甃城砖

郡侯逐去浑闲事 正是銮舆幸蜀年

孟子早已说过,你这些拼命扩张武力的邻国,把社会弄成这个样子,陷溺其民。如果你实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轨道,财政经济充裕,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强,然后再去征伐邻国,自然就天下无敌了。所谓“仁者无敌”,不要对仁义治国的最高原则怀疑,不要犹豫,走向仁义的大道吧!

“仁政”——这个孟子的主张,在现代也还是正确的,如果能够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国耻,人人教战,达到国强民富,则自然是“仁者无敌”,最后必能致胜的。

孟子和梁惠王,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到这里告一段落。从他们两人数次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终奉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推行仁义,讲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过得好。对于当时那些策士,所谓纵横家、谋略家等游说之士,如苏秦者流,为求取功名富贵,讨好君主们扩充权力的心理,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张,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为,不愿那样去做。

人品与器识的评鉴

可是孟子运气相当不好。正当他和梁惠王慢慢谈得来,已经可以劝梁惠王不必怀疑他的“王亦曰仁义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犹豫去施仁政的时候,不幸得很,梁惠王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这时孟子即将离开魏国,因为新王上台,一切情形也就不同了。下面就是孟子和这位新王见面后的情形: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这一段文章,写得真好,不要说在古文中,很少有这样生动、幽默的作品,就是在现代用白话文来写,也很难写得如此活灵活现,而又恰到好处。在字里行间,体会一下,蛮好玩的。

魏国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见孟子,孟子去了,可是两人见面谈话的情形和内容,没有作客观的直接记述,只说孟子见了襄王以后,出来了。然后由当事人之一的孟子对别人说: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个皇帝。“望之不似人君”这句话,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头语。几千年来,直到今天,大家常会借用这句话去批评别人,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一下,当借用这一句话去批评别人时,自己的心理、情绪上,是什么状况,那一种心理状态也是颇为复杂、微妙而难以形容的。

孟子又补充一句说:等到接近他时,再仔细地看看,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一点恐惧戒慎的心情也没有。我们知道一个越是有德的人,当他的地位越高,临事时就越是恐惧,越加小心谨慎。尤其当时的魏国,在战略地理上,处于四战之地,强邻环伺,而又已经打了几次大败仗,正是国势不振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个国君是不好当的。别说是这样一个国际现势,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该诚惶诚恐才对,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儿的作风,满不在乎的样子。所以孟子说他“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不但一国君主应该戒慎恐惧,就是一个平民,平日处世也应该如此,否则的话,稍稍有一点收获,就志得意满。赚了一千元,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个小酒杯,加一点水就满溢出来了,像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

这两句话,是孟子叙述他观察梁襄王以后所得的印象,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当然,这个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鼻子如何?运气又怎样?这是一般江湖术士的看相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识人”的学问,有好几部书,汉末有刘劭的《人物志》,最近的有清代曾国藩的《冰鉴》。《人物志》,可视之为看相的书,也就是识人之学。所谓“形名”之书,也可看作是现代研究人事管理不可不读的书。里面是讨论人的气宇、气度、神态等问题。其实说到看相,中国远在战国时代就有。在汉代有一个著名的相人者名叫许负,名声普闻朝野,看相看得很准。当然,也有一些是献媚的小人,对人说些好听的话,一味地阿谀奉承,这是另外一回事。但从一个人外在的言谈举止,而看他的内在品德修养,也是一件很难的事。以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品质问题。现代的工业产品,要加强品质管制,就是每一种产品,有它一定程度的规格,这种规格,就是起码的品质。产品有一定品质,出厂前要用科学方法,精密仪器鉴定,超过标准规定的是优良品质,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质,必须淘汰。人也有各人的品质。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气度,有优良的品质。而看人的气度好坏,也如同鉴定东西品质好坏,从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样,从人的言谈举止之间,即可看出此人之气质如何。如所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对帝王人物的评语,就是对气度的描写。如形容汉高祖的隆准、龙颜等等,表面像龙的那个样子,鼻子高高的,下面大大的像一颗独蒜头,嘴巴阔到耳根边,睁大了两个眼睛,好看不好看呢?不去管他。也有人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猪,指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张朱元璋画像是假的,而在庐山天池寺的一张才是真的。我看过庐山天池寺那一张被指为真的明太祖画像,真的就像一个猪头,所谓五岳朝天,嘴唇特厚。在我看来,庐山那张是假的,故宫那张是真的才对,否则一个皇帝长成那个猪头样子,实在难看!事实上也不可能。这是讲历史故事的闲话。

另外在历史上有两件关于人的气度的故事。也足以证明人的气度,的确是他的内涵修养气质的表现。晋朝著名的奸雄,也是历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桓温,他伐蜀打到了川东,在白帝城看到了几堆砌起的石头,据说是诸葛亮当年作战时,依奇门遁甲,克敌制胜而摆下的八阵图。这时桓温自认为了不起,觉得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因而表现出一副很自豪的态度,便向身边一名在年轻时候曾经跟随过诸葛亮的老兵说:“你是跟过诸葛丞相的,今日你看看我和诸葛公比较起来怎样?”这位老兵最初连声说:“差不多!差不多!威风差不多,可是……”顿了一下,他又叹了一口气说:“我跟过诸葛丞相许多年,可是诸葛丞相死后,这几十年来,又看了这许多人,可就没有一个比得上诸葛丞相。”桓温听了这位老兵的结论,脸都发白了。

桓温平日就很自我欣赏他的雄姿、风度、气质,认为和晋宣帝、刘琨他们的气质不相上下。他征伐了秦国回来的时候,收买了一个年纪大的女仆人,查问之下,这个女仆人,以前就是刘琨的女仆,自然是熟识刘琨的。这个老女仆一见到桓温的时候,就禁不住流下眼泪饮泣起来,同时对桓温说,“您很像刘司马”。桓温听了她这句话,正中下怀,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还不自满足,再把帽子戴戴好,衣服拉拉平,弄得更端端正正,又问这个女仆,“你再仔细看我,到底像刘司马——像到什么程度?”这个女人一面仔细看他,一面说:“您的面貌很像,就是面皮薄了一点,不像他那么福泰;眼睛也很像,可惜小了一点,再大一点就好;嗯,胡须的样子很像很像,可惜您是红胡子,不像他的乌亮;整个身材也差不多,奈何您不及他高;声音也像,但是您的声音有点娘娘腔。”这个老仆妇,奉命评头品脚,谈了老半天,说得什么都像,可是什么都差一点,都不像。把一个桓温气得摘下帽子,脱了袍子,干脆跑去蒙头大睡,好几天都不快活。此外,例如许劭看曹操,便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问裴潜说:“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裴潜说:“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这些有关历史人物的评鉴,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旁观者清的智慧之语,当然不是全仗看鼻子、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论人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