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抵抗运动的双面色彩

小时候，父亲常常跟我讲述他在一战期间的一些亲身经历，其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故事是关于卡波雷托大撤退[1]的。当时，士兵连日行军，甚至连夜里也没有停下脚步休息。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一位高大强壮的战友让他（当时已是瘦弱不堪，筋疲力尽）靠在自己的肩膀上走了好几个小时。就这样，我父亲一边用脑袋睡觉，一边在困倦中移动着双脚。或许一个人为了在绝境中求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后来，他们到达了一座荒凉的宅子——当然是在意大利的领土上。按照我们的想法，这帮残兵败将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纷纷扑倒在床上、地毯上或是桌子上来喘一口气。然而，他们却好似战胜了某个敌人，有人开始拆毁家具，砸碎镜子，打开抽屉，捣毁存放外套和女式内衣的大衣柜，一边把那些内衣套在自己的军服上，一边胡乱打闹。

这些士兵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再次派到前线，加入了那场战争中六十万死难者的行列。我想说，他们是一些不错的小伙子，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曾经知道如何遵守并且即将再次遵守部队的纪律。然而战争本身就是一头凶残的猛兽，它颠覆了所有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才会在历史进程中看到那些本应善良宽容的士兵却投身于烧杀抢劫、奸淫掳掠。父亲是带着恐惧的神情讲述这些故事的，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那些士兵，因为我从未亲身经历过卡波雷托大撤退。

这几天，我之所以会想起这些问题是因为公众（带着很强的规律性）又开始批判抵抗运动了。如同以往一样，他们谈到了抵抗运动中的一些野蛮凶残的行径。但我认为这些行为很正常，因为我们不能要求那些每时每刻都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士兵按照常人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事实上，抵抗运动中的许多队伍最初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混杂着众多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所有的内战都是如此）。有些人加入其中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生活在这片山头上，而如果他们生活在山的另一面，也完全有可能被意大利社会共和国[2]所吸引。正如游击队员乔治·博卡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抵抗运动的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在追寻一种荣耀感，而其他绝望的冒险家则只不过想从中捞取些利益。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我的确记得在两个阵营中都存在这两种人。那些亡命之徒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他们经常轻率地改变自己的立场。

如果说每一场战争（或每一场内战）都会造成如此混乱失衡的局势，那么作为一名对史实有着详尽了解的历史学家，他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当然，历史学家理应致力于收集史料——哪怕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素材，并应在历史档案中发现某人在某时做了某事。但如果他所做的工作仅限于此，那他也就只能算历史碎片的捡拾者，或某位真正历史学家的公文包。真正的历史学家要整理所有的资料，并复原到一幅更完整的历史拼图中，从整体的角度来解读单个的历史事件，分析其原因，以及它对后来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并最终给予一个“史学”意义上的评判。比如，尽管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人曾因欠某人债务而将那人判罪并斩决在断头台上，但也不能以此来评判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所在。

因此，我认为公众这些时起时落的对历史的批判与报纸对当今弊病的声讨有点儿类似。然而对历史的评判是不能够从某个段落或某个事件中断章取义的——除非这个事件具有典型性，否则，这样得出的对单个事件的结论就必然会不恰当地变成对整个历史时期、群体及社会的结论。

当下正值盛夏，想编点儿新鲜文章来提高读者读报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意大利在一九四三年之后所经历的那段抹不去的黑暗、残酷和恐怖的历史，我们还是应该以更宽阔的视角以及更高的责任感去解读。

一九九三年

注释：

[1]一九一七年，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卡波雷托遭到重创，被迫撤退。

[2]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又称萨洛共和国，由墨索里尼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成立，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主义控制下的傀儡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