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安放炸弹的若干理由

最近十天来，我们听到了五花八门的新闻：由黑手党安放的炸弹、武装运动、“非常特务组织”[1]、致力于维护或破坏稳定的各派人士等等，关于这些众说纷纭的消息，就连业内人士也无法给出清晰准确的说法。既然如此，我们不如针对调查事件的方式作一次概括性的反思。

我们在做任何调查时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是经济原则：面对不同的事件——只要发现类似之处——就能把它们都归于同一个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某段相隔较近的时期内，在伦敦多次发生谋杀妓女的案件，且作案方式也完全一样，那么警方自然有可能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名叫“开膛手杰克”[2]的罪犯身上。

然而，经济原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起作用，说到底，这个所谓“杰克”的身份从未被确认过，况且谁又能排除并非同一凶手作案，而是多名罪犯相互模仿作案的可能呢？从前的庸医曾经认为不同的病症都是由体液失衡引起的，于是他们对所有病人都使用放血疗法，然而他们错了，病人也因此不治身亡。

如果说安放在佛罗伦萨的炸弹与安放在罗马的炸弹出自同一人之手，这是令人信服的。但我们若就此得出结论——“因此”那些安放在波洛尼亚、布雷西亚以及喷泉广场上的炸弹等等也都是同一人所为——那就显得太匆忙了。为什么？是因为这几起案件都发生在遭到某些人抵制的政治变革的前夕吗？当然，这个理由也算说得过去，但我们不妨暂时考虑一下另一种可能性，即根本不存在某个神秘的反动组织。况且，就算如今的某派政治力量想要反对某项变革，其手段也很可能与一九六九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当然，变革的性质也是大相径庭的）。

因此，我们可以试着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初几枚炸弹的安放者的确是以破坏社会稳定为动机的，但随之便有人发现了安放炸弹可以带来其他有意思的效果，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去达到其他的目的。说到这里，我们得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任何个体或组织都有能力组织一起谋杀事件——一项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需要技巧、经验和专业素质的活动？答案是肯定的。如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就可以入侵五角大楼的电脑系统，而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就知道如何改装一辆帝波车[3]，让它如玛莎拉蒂跑车一样风驰电掣。这么看来，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一个有心计的主谋在市场上找不到他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了。

第二个问题，究竟有哪些其他“好”的理由去安放一枚炸弹呢？请看，以下这个理由就不无道理（如果我们想象这个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一群玩世不恭而又残酷无情的人——这并不少见）：炸弹爆炸后所引起的最必然的后果就是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内，所有报章和电视（议会中的种种质询自不必说）都将把目光聚集在这枚炸弹上。这枚炸弹不仅会占据最重要的几个版面，而且会让其他所有消息，如佩科莱利[4]谋杀案、“净手运动”、塞尔维亚战乱以及其他工业和金融方面的事件都退居其次，通常只有粗略报道，而不会有评论。

作为某个个人或组织，假如你能预料到未来一两天将会有某条消息公之于众，而媒体则会带着十二分热情抓住你不放、不断提问、罗织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且大行添油加醋之能事的话，你如何才能避免过多地在媒体中“曝光”，抓紧时间跑到藏身之处呢？一枚炸弹一定能给你提供相当充裕的时间。

然而，仅仅只看爆炸当天的报纸、翻翻内部版面中的新鲜消息、并用手戳着某个罪犯是不够的。如果安放炸弹的主谋比较精明，那么他大概不会在这么紧的时间内操作，而会提前开始游戏。当然，你不要期望在报纸上看到类似于“某某被怀疑是……”的消息；真正的消息可能在表面上显得无关紧要，但只要挖掘便可大做文章，因此越少人读到越好。另一种可能是如果从丑闻角度来发掘，这类消息将很有意思，但本身却显得过于模糊，因此记者会因为版面紧张的缘故而放弃登载。最终，这很有可能成为一种“预告性”的消息：某人正在做一件目前不愿意提及的事，于是想提前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如此一来，记者必须得在报社的电脑前整理出所有细枝末节的资料，才能勾画出整个事件的全景了。

一九九三年

注释：

[1]近年来，意大利某些特务组织曾多次采取违背法律的手段，其行为有悖于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宗旨，引起国内的广泛争议。

[2]Jack the Ripper，连环杀手，一八八八年在伦敦至少杀害七名妓女。

[3]Tipo，意大利菲亚特集团推出的一款家用轿车。

[4]Carmine Pecorelli（1928—1979），意大利记者、律师，一九七九年于罗马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