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大乱

／加沙城遭受密集轰炸的一天，四处浓烟

我必降火在加沙的城墙，烧毁它的堡垒。

——《圣经·旧约·阿摩司书》

第一具尸体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5岁的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冰柜显得太大。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两个灰白的空洞。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

“把裹尸布解开些！”法新社摄影记者萨比拉冲医护人员喊了一嗓子，忙着寻找拍摄角度。医生掀开白布一角，孩子的上半身露出来：皮包骨，血迹斑斑，是弹片伤。又是一通闪光灯。

美联、法新、路透……各路摄影记者一个都没少。围在又瘦又小的尸体旁，一次次快门闭合，仿佛要吸干法利斯体内最后一点血液。

从太平间出来，一个记者斜靠在栏杆上，抱怨巴以冲突的照片越来越难拍，“没什么新东西。”我小心翼翼听着，法利斯是我在加沙见到的第一具尸体，第一次死亡。那时我刚到加沙一个星期。

／停尸间里，医生拉起法利斯的手

法利斯是在自家门口中弹的。前一天，以色列坦克开进加沙南部罕尤尼斯，巴勒斯坦官员说，以军坦克“无故开火”。以色列军方说，有人向坦克开枪，坦克还击，并不知道有小孩被打死。这一切不再重要，法利斯躺在冰柜里。

按照当地惯例，葬礼于上午11点举行，顺序如下：游行，抬尸体至死者家，游行，在清真寺为死者祷告，游行，去墓地。

医生用巴勒斯坦国旗裹住法利斯小小的身躯，放到担架上。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挤在外面准备游行。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旗帜——绿的、黑的、黄的飘扬其间。各种政治标记抢先书写了5岁孩子的墓志铭。

“啪啪啪”三声枪响，游行开始。一辆卡车头前开道，抬着法利斯的担架紧随其后，其他人一路疾走。卡车载着大喇叭，是一个流动广播站。人群沸腾起来，呼喊声、枪声、喇叭声，尘土飞扬。

“血债血还！”“真主最伟大！”大喇叭领头呼喊。整条大街的人齐声回应。喊声间隙传来阵阵枪声。我和其他摄影记者挤在广播车里，返身拍车后的担架。一路颠簸，不知道是谁在背后一路撑腰，才没倒下去。

大喇叭震得我五脏六腑快要爆裂了，心口很堵，不知为何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每一次葬礼游行，都是一次集体情绪洗礼。

车在法利斯家门口减速，抬尸入内，道别家人。家里只有10平方米左右，没有任何装修。母亲俯身吻别儿子，泪水淌满法利斯冰冷的脸。邻居们挤在走廊里，争向记者描述幼童被杀经过。几分钟后，人潮又向外涌，第二轮游行开始。

／法利斯的祖母向记者控诉幼童被杀

／三个少年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国旗

“为耶路撒冷而死！”五六杆枪同时对空鸣放。从来没这么近听过枪声，我不禁一缩脑袋。“中国女人害怕了！”旁边的小孩一阵嚷嚷，有的冲我做鬼脸，有的蹲马步作开枪状，只为吸引我拍照。同伴的葬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赶集。

“法利斯是烈士！”“烈士光荣！”一个孩子举着法利斯的画像冲镜头呼喊。另一个孩子一把抢过画像，“照我，照我！”那是一张侧面像，法利斯仰头望向远方，一脸阳光灿烂，两眼炯炯有神。背景是鲜花和位于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阿拉伯人声称誓死夺回的圣地。

街边观望的人被裹进游行，队伍越来越庞大。阳台里伸出拳头。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走入游行队伍。三个少年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国旗。旗帜再次高扬。

一年后。同样是罕尤尼斯，同一家医院门口，同样漂亮的小孩，同样悲痛欲绝的亲人。那是一名9岁巴勒斯坦女孩的葬礼，她死在开学前一天。正当我大发感慨时，同行的法新社记者萨比拉说，有次他去拍一个葬礼，开始前同一帮小孩聊天，突然一发子弹击中面前正在跟他说话的那个孩子。当天下午，萨比拉又参加了那孩子的葬礼。

活在鹰爪下

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窗外爆炸声不断。

几分钟前一个爆炸点太近，不知是轰鸣声将我掀下椅子，还是自己顺势躲到办公桌下了。

刚过午夜，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直入加沙城东，抓捕向以色列目标发射火箭的巴勒斯坦人。冲突地点距离我的办公室大概5分钟车程。

电视台在直播，满屏火光，呼喊“安拉”的人群。一个女人在现场乱走，张开双臂不停晃动。男人上去拖住她，使劲夹住一条胳膊，可女人还是挣脱出来晃动双手。大概是惊吓过度，疯了。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伺机打击地面目标。它们奉行一套“鹰蛇理论”：地上的蛇，无论多么强悍，也害怕来自空中的鹰。

／一个巴勒斯坦女孩在被轰炸震碎的镜子前

“阿帕奇”螺旋桨声传得很远，目标人物可能提前逃脱。最近，以色列出新招瞒天过海，先出动F–16战斗机，庞然大物的轰鸣铺天盖地，使人难辨东西。“阿帕奇”在声幕掩护下发射导弹，猎物无所遁形。

夜晚，停电往往是大规模空袭的前奏。眼前一黑，战机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的恐惧仍然揪心裂肺。

正想着，巴勒斯坦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知道炸了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了！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我安慰他说，上次坦克开到我楼下，最后也没事。这个阿拉伯男人以为我说他胆小，辩解：“我没问题，只是两个女儿都醒了。”利马和苏苏，一个7岁，一个3岁，经常来我办公室玩。

每隔十几分钟，我们互通电话。阿马德说着说着，突然嚷起来：“哇！哇！哇！”爆炸声离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儿们别到窗口去。我想跟3岁的那个说话。

“苏苏，害怕吗？”想避开“害怕”这个词，办不到。“害怕。”她声音嫩嫩的，咬字不太准。“别怕，明天给你买巧克力吃。”我傻傻地想，巧克力可以帮她支撑到明天。

“听——轰炸。”她嫩嫩的声音，悠悠地说。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是没有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送走前任记者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我误以为空袭降临，蜷缩在原地20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人成了惊弓之鸟。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从地板爬上椅子，还是决定去现场。开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很快就看到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导弹命中距离我500米远的房子，叫我跌到地上的那一声，应该来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楼，两只打火机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穿墙而过。

一个名叫曼多拉·凯肖夫的40岁男子，在睡梦中挨了弹片。伤势并不严重，他脸上满是“死亡擦肩”的委屈、愤懑。任记者们怎么问，他都不搭腔，强忍着眼泪。稍后，一个显然是他朋友的人过来安慰，“天哪——”凯肖夫抱住朋友大哭出来。

继续赶往挨炸最多的扎耶通区，全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忽然挡风玻璃前火花狂闪，我一声惨叫，生生把车立住，才发现是吉普车碾过被炸断的高压电线。

几个巴勒斯坦青年蹲坐在路边烤火。他们说，刚才有游行队伍经过，大家打着拍子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阿拉法特！”事后消息，以色列一共发射14枚导弹，打死4个巴勒斯坦人，其中一个并非武装人员。

第二天我履行诺言，为利马和苏苏送去巧克力，还带她们去海边戏水，弄湿了棉衣棉裤，烘干之前没敢送她俩回家。不过，苏苏始终没弄明白，昨晚的轰炸与今天的巧克力之间有什么关联。

／两只打火机，加上我的闪光灯，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穿墙而过

／血迹老旧，好像已经干了几百年

血的楼梯

自愿充当向导的年轻人领我和哈提姆走上一个水泥楼梯。血，顺着梯子流过，在晨风里干了。楼梯通向客厅，里面一片狼藉。玻璃粉碎，满地黄铜弹壳，年轻人一把一把抓给我看。正当我拍摄满墙弹孔时，他招呼我和哈提姆到隔壁卧室“看样东西”。

年轻人蹲下，掀起地上一个床垫：殷红的血和脑浆，尚未凝结，又稠又软。加沙人哈提姆受雇于美联社，冲突恶斗画面拍过无数，然而这样粗糙、血腥的画面扑到眼前，还是扭过头去。

昨夜，此地一场恶战。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遭遇巴勒斯坦人伏击，互有死伤。

踏着鲜血走下楼梯。太阳正烈，水泥地映出白花花的光，血迹因此显得老旧，好像已经干了几百年。

发生枪战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两边人家的墙壁打出好几个胳膊长的窟窿。当地人说是以色列士兵炸开墙壁，躲在背后伏击巴勒斯坦枪手。一个窟窿望进去是厨房，满地碎片，母亲和一个孩子呆呆站着，满地碎片。向外看，孩子们在废墟间跳跃，背后是千疮百孔的家。

／孩子们在激战过后的现场找到弹壳

哈提姆从另一个窟窿伸进脑袋，招呼我给他照相。他举着200毫米尼康长焦镜头回眸，脸上隐约还有微笑。我骂他拿人家的伤口当勋章，他却一脸无辜说实在没人给他拍工作照。

我在现场无数次遇过哈提姆。他身躯庞大，从来不穿防弹背心。一次，从枪战现场回来，哈提姆用香烟屁股敲打我的防弹头盔：“我讨厌这个东西，真主要你死的话打在哪里都可能。”香烟一下戳到我的眉心。

后来才知道，两年前他穿着防弹衣，还是挨了以色列士兵8枪，膝盖窝里留着颗子弹，取不出来。每次过安全门都响。美联社状告以色列军方，案子是这样了结的：哈提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此后，他视防弹衣无用。有天我发现他右手腕上缠着几股白线，问那是什么。他支吾着说，妻子和母亲缠的，已经带了好几年。我便明白，那是他的护身符，他的防弹衣。

以残墙窟窿为镜框，我给哈提姆按下工作照。他绕墙过来，神色酸楚：“别责怪我，你总有一天要走的，可这是我们的生活！”

／孩子们和打烂了的家

鞋子的颜色

谁抽出宝剑，谁就被宝剑伤害。

——《圣经·新约》

埃雷兹检查大厅挤满了准备出加沙的外国记者，以色列军方却迟迟没有放行。士兵塔勒讲不出什么理由，两手一摊说：“等待奇迹吧。”美联社的以色列籍阿拉伯记者伊卜拉辛已经等待3个小时，苦笑着说：“我们成了人质。”

20多平方米的检查大厅里，各路记者忙于电话外交，联系一切可能帮助自己通过检查站的人。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凯莉·沃西手机打没电了，满大厅寻找电源插座。

一个正在接电话的记者猛然抬头，高声叫：“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我看了一下表：下午5点30分。空气凝结了一两秒种，记者们又开始拨电话，传出去同一个信息：“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过后，事件轮廓逐渐清楚：一名巴勒斯坦人伪装成正统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市场登上14路公共汽车。他乘了一站车，经过一个广场后，朝车厢中间走了几步，随后引爆绑在腰间的重磅炸药。

16人死，93人受伤。人弹20岁，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哈马斯派的。

等着炸加沙吧。根据“暴力循环”的经验，我在心里说。

快一个小时了，检查站的人还是一副“爱等多久等多久”的样子，我只好返回加沙。拐进城里，迎面一串救护车闪着红灯，疯了似的往一个方向奔。拉来一个巴勒斯坦警察询问，他只吐出一个词：“轰炸！”

老远车子就走不动了。被炸汽车还在冒烟，空气中的汽油味昨天刚刚闻过——哈马斯发言人兰提西乘坐的汽车前一天遭以色列导弹袭击——是炸兰提西在先，还是人体炸弹在先，哪一次杀戮是哪一次血洗的前因，抑或后果？

几个巴勒斯坦人尖叫着“让开”冲出人群，肩上扛着一具焦黑的尸体。我跑上临街居民楼，从高处拍摄。一间屋子房门大开，传出哭声。踩着碎玻璃走进去，一个女人正抱着3个月大的儿子。“他睡着了，被爆炸声惊醒。”女人叫希贾，满脸愠色，“除了冰箱，家里的东西全倒了。”小穆罕默德受到惊吓，哭闹不止。

报复来得如此之快，距离耶路撒冷发生自杀式爆炸不到一个小时。

／哈马斯发言人兰提西的汽车被导弹穿透

俯瞰现场，我心里一沉：这是一个集市，平日人来车往，轰炸发生时，应该正值购物高峰。

以色列武装直升机还在空中盘旋，嗡嗡作响。围观的巴勒斯坦人仰起头来，指指点点。“一共3辆。”希贾指给我看。3辆焦黑的汽车，成一个“品”字型。围观的人情绪激动，掀翻汽车，登上底盘一齐拍手喊：“复仇！复仇！复仇！”

出门时，小穆罕默德还在哭。统计数字说，活在战争中的加沙孩子，绝大部分患有心理疾病。

几个小时后，第二轮空袭扑来，又打死两个哈马斯。

第二天，原本见面就说笑的房东哈马德红着眼圈，显然哭了很久。两个妹妹昨天到市场买衣服，双双遭遇空袭丧生。“她们只是去买孩子的衣服……”哈马德眼泪又下来了。

前一天，兰提西遇袭现场，我的鞋子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和黑色的汽车焦油。第二天，换了双白鞋，又染上同样的颜色。

有人说，新闻造就记者。眼前晃动着小穆罕默德哭泣的脸、愤怒的拳头和焦黑的尸体，只要低头看看鞋子的颜色，我无法不祈祷，一切就此结束。

／第一轮空袭后，头顶战机又来。地上的人仰起头来，担心第二次打击又至，却被愤怒、恐惧推挤在一处，不肯散去

活生生人的味道

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给你和你的后裔。

——《圣经·旧约》

我不得不杀死我的兄弟，我的兄弟不得不杀死我。

——耶胡达·阿米亥《耶路撒冷之歌，给一个女人的诗》

电视里正播上星期我坐过的那家咖啡馆。桌子塌了，椅子横飞，高挂的店铺招牌倒垂下来。招牌是红底黑色人形，广告词是：“如果我不在家，也不在希拉勒咖啡馆，那就是在去希拉勒的路上。”一声爆炸，喝咖啡的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上周去的时候，座位满了，我坐在紧靠门口外面的一张小桌子旁。保安朝我笑笑。我知道这是最没有人愿意坐的地方，人体炸弹如果遭到阻挡，靠门的座位最危险。

再去咖啡馆门口。首先听到吉他声，十几个以色列小伙子围坐在地上，为死难者唱歌。一地烛火。坐过的凳子不见，整个咖啡馆被纸板包起来。外墙上有死难者照片，一个个笑容灿烂。烛台，鲜花，许多保安在巡逻。

一个巴勒斯坦人走进咖啡馆，引爆绑在身上的炸药，摧毁了两个婚礼，制造了许多个葬礼。

以色列人大卫·艾伯博姆那天晚上约女儿在希拉勒咖啡馆见。女儿纳瓦第二天结婚，按照传统，父亲会送女儿一本犹太教箴言，还会给一些对婚姻的忠告。

艾伯博姆是耶路撒冷一家救治中心的急症室主任。过去，每次发生自杀爆炸，无论是否应该他上班，他总是第一个赶到救治中心投入抢救。那天晚上救护车呼啸而来，伤员们陆续抬进救护室，艾伯博姆的同事开始担心：“我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来，也没有打电话到医院，我就知道他出事了。”不祥的预感很快被验证，她在七具尸体中认出了艾伯博姆。

艾伯博姆20年前从美国俄亥俄州移居以色列，救治过无数自杀爆炸中的受伤者，包括阿拉伯人。同父亲一样，纳瓦也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对象是患癌症的儿童。

咖啡馆惨案过后不到24小时，以色列战斗机飞临哈马斯领导人扎哈尔住所上空。他的儿子哈立德刚刚同父母吃完早饭，商量着当天要给亲家送彩礼，然后同准岳父一起到加沙宗教法庭办订婚证书。

一年前，哈立德从英国伦敦结束工程学学业返回加沙。母亲为他在当地订下一门亲事。这天正当哈立德穿戴整齐，走出门口去找准岳父时，一枚重镑导弹结束了这一切。

／以色列医护人员捡拾爆炸现场碎尸

／耶路撒冷街头，遭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公共汽车

以色列姑娘纳瓦·艾伯博姆20岁，巴勒斯坦人哈立德·扎哈尔24岁，两对年轻人的婚礼都变成了葬礼。

除了咖啡馆，以色列城市街头的巴士，也是自杀袭击重灾区。那天我在耶路撒冷公交车爆炸现场，站在下风口，空气里是汽车焦油混合着血腥的味道——那味道与加沙街头巴勒斯坦汽车遭以色列导弹袭击之后的味道一般无二。

那天有正统犹太教徒举着纸牌抗议，高呼口号。一个穿红风衣，挎相机的以色列女子对他们怒吼一通。我听不懂，只听到其中有一个词她用英语说的：“political”（政治的）。我问那个女子，宗教人士们在喊什么？“No Abrabs，no bombers”（没有阿拉伯人，就没有人体炸弹）。“那你怎么想？”她看了我一眼：“人死了。”

并行的葬礼

军人公墓，苍松翠柏。一排手持花圈的以色列女兵已经站好，低头静候葬礼开始。现场是紫色八角帽的海洋。同样颜色的军帽，表示这些军人来自同一支队伍。6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踩上地雷死亡。从中午12时开始，以色列军方间隔两小时为一名士兵下葬。看惯了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葬礼，我稍稍吃惊：以色列士兵可以各自得到一个体面的告别。

一辆带篷汽车开到，众人从车里抬下一口棺材。在加沙，我在每个葬礼上都能看到担架上裸露的巴勒斯坦人尸体，而以色列士兵的遗体盛在棺材里，上面覆盖着白底蓝色大卫星图案的国旗。6名士兵分护左右，齐步走向墓地。

葬礼安安静静地开始。

不用抢在送葬队伍前面奔跑，正对墓地，以色列方面已经标明“记者区”。其余三面，站满前来吊唁的人。墓穴已经挖好，填穴的泥土也已经分装在白色袋子里。一名宗教人士站到演讲桌前，对着麦克风高声诵读经文。士兵将棺材轻轻放入墓穴，填土。

6名死者的年纪在18~21岁。前来送葬的同僚友人，也是这般年轻。周围传来抽泣声。我身后的一个姑娘哭成泪人。墓穴前，死者同班的士兵相互搀扶，并肩站立，纸巾在他们中间传递。死者亲属讲话，手里一纸讲演稿不停颤抖，发出瑟瑟声。言毕，家人们抱头哭成一团。

班长发言。听到其中两个希伯来语单词：“霍姆斯酱”和“咖啡”，大概是死者生前爱吃的东西。班长讲完，转向士兵们，我才看见他身后斜背的一支冲锋枪。士兵们紧紧拥抱、互相拍打后背。

半个多小时的葬礼，在整齐的对空鸣枪声中结束。女兵献上花圈，人群渐渐散去。跟死者最亲密的几个士兵和姑娘，向前聚拢到墓穴前，放声号啕。一样的泪水，巴勒斯坦人的葬礼上也有。

人群中，忽然看见以色列警察伊亚尔，朋友的朋友，曾经带我见识以色列地下乐队。“你认识这个士兵？”我问。“不认识，但大家都来了……”伊亚尔一脸肃穆，没再多说什么就走开。

当天，又有6个以色列士兵在加沙触雷。

／巴勒斯坦人哭悼被以色列人打死的亲人

／以色列人在葬礼上互相安慰，同伴死于巴勒斯坦人伏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