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4)

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意为裁判，后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说是批评理论。故“文学批评”亦有广、狭二义之分：“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78】而对中国文学批评之研究，“必须采取广义，否则就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且在中国，批评从来不被视为“一种专门事业”。《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但“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论文叙笔”，讲明“文之枢纽”，“侧重指导未来文学，不侧重裁判过去文学”，加之“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重在批评问题，而重在文学问题”，及至胎育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又迥异西方，以致中国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79】

由此可见，罗氏不满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地位之低下，文学的裁断总让位给道德的批判，功利性的思维倾向更使传统文学批评无心于纯知识的探讨。此外，他还注意到中西文学批评之不同，前者注重文学理论的提贯说明，后者侧重文学裁判，善于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罗著倡言“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进而“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如此“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故罗著虽不及郭著胜义纷呈，但令人只看目录，就觉“耳目清新”，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80】

1934年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由世界书局印制出版。是书《导言》指出之所以“现在把一个国家古今来的文学批评，拿来做整个的批评，其目的在于使人借这些批评而认识一国文学的真面。”批评家的职务，“就是说出人人心中所欣赏或憎恶之点”。研究一国之文学批评，首要“注意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的本身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复关注“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本身的风气”。与很多学者不同的是，方孝岳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学“向来已经成了一个系统”，且尤为推重“总集”、“文选”，批评“研究文学批评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81】方氏试图提请研究者关注不同的材料领域，进而完满文学批评的义界。方著新见纷呈，颇有洞识，以史的线索为经，横推各家义蕴为纬，虽不及前此诸家之全面周到，但议论横出卓识纷然或有过之。【82】

1944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开明书店出版，被许为与郭著、罗著鼎足而三的著作。在绪言中，朱氏认为文学上能“折衷群言”、“论列得失”并“辨析疑难”，即“所谓文学批评”，而“批评文学”则“指其中尤雅饬整齐者”。同时指出文学批评之盛衰与文学创作之盛衰未必“同时升降”，如唐人之诗，包毓灵异，而唐人论诗，则“未中肯綮”。其归纳古人文学批评之成就为六端：一者，“自成一书，条理毕具”；二者，“发为篇章，散见本集”；三者，“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四者，“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五者，“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六者，“见于他人诗文”。在写作体例上，朱氏“以批评家为纲”，将诸评家之各类论点统贯出之，以便照见具体批评观点之全相。他特别强调这样的写作体例实乃“有意”为之，因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83】如此操作，有利于避免批评家的历史全相为时代风尚、宗派观念的论述所湮没。

另一部不可略过的研究著作则是傅庚生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

不同于前几位研究者多以印证文学史为学术旨趣，傅著于文学批评原理的探讨用力更甚。傅庚生感慨当时学界“对于文学批评之原理与问题短于发抒；间有旁及之者，又不免格于体制，或则简阔其言辞，或则枘凿其篇目，不能予人以明确的概念与因依之准则”，遂决意“别标体制”，撰著《通论》以“诠证古今，沟通中外”。上篇四章，分别为“文学之义界”、“文学批评之义界”、“创作与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略”。中篇本论，包括“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下篇则“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通论》复多资引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以发明传统理论，尤以引述西方心理学理论为多。

在傅看来，科学以“真”为目的，伦理学以“善”为旨归，文学艺术则以“美”为极诣，“若为文能感情真挚，想象丰富，思想高善，而形式优美，则臻首选矣”。同时，因不囿于传统眼光和本土立场，傅氏认为文学批评之理论或因文体、时地之不同而各异，亦未尝不可“通华夷而莫谬”。所谓“夫生今之时，仍墨守古今文学相沿之成规，不旁察中外文化交融之反应，则止可以因袭与守阙，必不能为谋承先与启后，所谓闭户不可造车也；然若必艳羡外族文化既成之果，蔑视本国文学已种之因，则只宜于介绍与摹仿，亦不足语于融会与创作，所谓抽刀不能断水也。”【84】以现代文学理论的方法和眼光，辅之以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来重新阐释传统文学理论，使之适应于现代，是此书独特、高远处。

从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始，在西方文学与学术观念的激发与推动下，经过朱自清、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傅庚生等一大批学者的辛勤耕耘，持续开拓，终于为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现代转型奠定基础。诸位先贤的理论观念、思维方法并研究立场在在不同，然其合力却使独立的学科意识日渐发萌、滋育，学科属性亦益加明显，进而令古代文论研究终于摆脱了“或仅说做法，或笼统略评，或摘句推敲，并杂及诗人的琐务和韵事”【85】的旧式形态，努力以符合现代学术观念的话语形态，来使传统的诗文评脱胎换骨，升等为现代学术门类中的一员，并时刻保持与文艺学和古代文学两门邻近学科的密切互动，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学术格局。

第四节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

如果二十世纪初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引入以及由此展开的学科创设过程大致如前所述的话，那是否可以说，“文学”与“文学批评”义界的最终确立，与其说是一则客观事实被发见出来，毋宁说是一套主观话语被创制出来。“文学”或非一则义界凝定的概念名称，更是一种变动复杂的“话语实践”，麦克唐纳所谓：“话语随着话语在其里面成型的各种制度设施和社会实践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也随着那些言说的人们的立场和那些被他们教训的人们的立场之不同而有所不同。”【86】

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被创制过程，那更深刻的问题并非何谓文学，而是究竟是哪些力量透过何种途径最终“生产”出今日你我皆视如平常的文学的？一如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揭示了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以及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揭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87】

如果我们借鉴伊格尔顿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中国问题，则势必要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兴起置于建构它的历史语境中去。

外乱频仍，迭遭侵凌，使得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作全面冲突与全面交汇的过程中失去了对知识分子的说服力，进而危及存在合法性。尤其是某种程度上作为传统帝国体制“核心部分”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导致传统的“士”阶层进入社会体制和权利获取的方式丕变，现代知识分子发挥影响和作用的方式也一转为投身报刊传媒与现代教育体制，极大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写作方式。【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