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思路的梳理与界定

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对影响贾平凹小说的写作资源进行考辨，就是对贾平凹小说独异性的来源进行探究，对影响小说生成的文学资源等进行甄别与梳理，对小说独异生成的动态路线进行考辨，从既成的小说文本转移到追究其独异生成的过程研究。这跟影响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对其进行探讨，解决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问题。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诞生之初就面临很多技术难题。

如果对比较文学进行追根溯源便会发现，这一学科在创立之初便存在着复杂缠结的线索，为以后针对焦点问题而进行的激烈交锋埋下了伏笔，也因此形成学科转折的不同节点。所以要把当时发生的接近真实的研究生态描绘出来，探索丰富的事实与变动状态，从而呈现出学科发展的主体路径。而文学史中出现的这一比较的趋势，其实很多国家的研究者在同一时期都感觉到了，对其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元素都有一定的敏感性并有所反应。而影响研究之所以在法国形成学派并产生影响，只是因为在法国这些新元素最早被发掘出来并自觉提倡。

比较文学为解决新的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建构，在一开始便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其中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质疑是最为突出的。1902年8月27日，年轻的文学史家克罗齐写信给沃斯勒：“你可能已从斯平加恩那里获悉，一份比较文学的杂志将在纽约出版。斯平加恩曾给我写信索稿。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科赫主办的杂志应该成为对人们的一个警告。任何严谨的文学研究、任何认真的批评都必须是比较的，这就是说，它要求研究者熟悉一部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历史背景。”在纽约即将出版的杂志就是《比较文学通讯》，由美国学者伍德贝利在1903年创办。1886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了杂志《比较文学史》，后又创办了它的副刊《比较文学研究》。克罗齐谈及的正是《比较文学研究》。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他指出了其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不仅普通、方便，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不能作为这门学科独有的基石。在他主办的杂志《批评》中，他以《比较文学》一文正式讨论了科赫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一开始他就强调说：“比较文学使用‘比较的方法’，而比较的方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手段，它没有权利要求限定一个专业的全部领域。”这是克罗齐与比较文学的首次直接交锋。

具体谈到影响时，克罗齐认为人们是在谈“文学”（letteratura），而不是谈“诗”（poesia）。“诗人和画家缺乏了形式，就缺乏了一切，因为他缺乏了他自己。诗的素材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心灵，只有表现，这就是说，只有形式，才使诗人成其为诗人。”韦斯坦因对此作了解释，“只有观念——诗的素材——能够从一部作品、一个国家或一种语言向另一部作品、一个国家或一种语言移植。……正因为如此，他认为翻译也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它们必然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诗的素材与观念能够移植，而诗的特有形式是不可移植的。克罗齐的研究学者奥西尼曾代其概括为：“只有哲学（不是诗）才能产生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形式，而形式本身不能影响文化。但是诗的脱离了形式的素材却可以产生影响，这时，它不是艺术，而是感情和思想。”这里的形式当然有特定的含义。其实形式本身也是有影响的可能的，克罗齐的话也有些绝对。

这是因为克罗齐的理论核心是纯粹表现理论，也受到意大利比较文学之父桑克蒂斯的影响，但避免了其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思路上进行了整合，并保持前后一致。比如，桑克蒂斯一方面强调艺术品的独立自主性，他认为共同点永远不会为人们理解作品的某一特定人物性格提供什么见解，因为这一人物性格并非由作品与时代、思潮或前人作品的共同点来表现，而是由作品无法转移的独特性来表现的。另一方面又多次提及艺术品是历史的、社会学的现象。在他看来，人们要想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精神，就必须深深浸淫在它的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其思路上的摇摆与博弈正说明影响研究的复杂性。而克罗齐强调“艺术是直觉，直觉是个别性相，而个别性相向来不复演”。所以，一部作品可以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与另一部作品相似，但它首先是属于它自己的模式。最后，按照克罗齐反复表达的见解，“一位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只能是那外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能成为该作家所属的民族文学史的一部分”。1920年左右，他令人震惊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真正的文学史只能是文学人物，也即创作动力的生命核心的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史真正的逻辑形式是一个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特征化，而相应的说明性的形式是论文或论著”。这里文学史家克罗齐和美学家克罗齐达成了谅解，既注重作品的独创性，又放在文学史中去理解。

同在意大利，学者阿图诺·格拉夫创立的是以主题学为主的都灵学派，尊重历史实证主义的精神。他就把发现一致性和常量而非变量和变异作为他最紧迫的任务。这种对物质事实的强调相当于德国的马克斯·科赫或者法国的加斯东·巴里。正是这一学派的产生，激起克罗齐的强烈反对。按照他的观点，科赫推崇的那些研究方法“只是渊博的标记，不适于对文学作有机的解释”，他还说，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人们理解文学作品，不是要人们把握艺术创作的核心”，也不是要确定“文学作品的审美发生原理”或者真正的“创作契机”，而是集中讨论“完成的文学作品（文学丑闻、译作、仿作等）的外在历史，或者与发生学（文学传统）有关的 ‘题材’”。克罗齐认为，只有当比较文学旨在作历史的、美学的分析（例如以世界文学史的形式）时，它才有意义。他还是强调特有的形式，也是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对比较主题学进行激烈批判的。

1904年，克罗齐集中考察比较文学中实证主义者格外关心的方面：主题学或题材史。他认为对同一题材不同处理之间的比较，其前提首先是虚假的，例如伏尔泰笔下的索福尼斯巴题材，实际上和特里西诺或阿尔菲耶里笔下的同一题材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每个作者在采用他所选择的题材时，已把它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因此，这里很难从狭窄的意义上来谈影响：“当批评把索福尼斯巴题材用作考察包含该题材的作品的基础时，它仅仅是在重复那些歌唱 ‘邀请密涅瓦……’的诗人的错误。人物和主题通过作家的想象接受了新的生命时，这新的生命就是真正的性格和情节；如果没有获得新的生命，它们就可能对唤起新生命的努力（很可能是毫无结果的）感兴趣，而不是对公认的技术或可以探索主题的理想途径感兴趣。”因为对作家独创性的忽视，他对主题学或题材史以及文学的和历史的影响研究持全盘的否定态度。除此之外，他对比较文学中文类学的评价也是否定的。“从克罗齐对文学自主性的倡导来看，把一部作品的背景纳入一个具有坚实传统的文学模式的架构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因为这样做，就无法对一出戏、一部小说、一首史诗和诗作确定的说明。”这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基础来评判的。

与比较文学原有体制公然敌对，克罗齐依据自己的理论观念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给这一学科以沉重的打击，几乎要把它彻底粉碎。尽管克罗齐在理论上是作为比较文学的独立面而存在的，平心而论，我们必须看到，他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反对观点，也完全成了他自己那套体系的囚徒，他无法与自己理论中的全部理想达成妥协。因此，只能在实践中突破自己的体系，不排除在实际操作中采用比较的方法，不管怎么说，至少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不排除使用比较的方法。这就形成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一位著名的批评家贾恩·N．奥西尼在论克罗齐时，为他作了如下的辩解：“他一生都是一位比较学家。他显然早就为十九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趣所激动，在二十几岁时（1892—1894）就考察了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在文学、思想和社会上的相应关系。”这恰恰说明影响研究要解决棘手的问题，要把其合理性建立起来，存在很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