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际产业转移理论

一 工业区位论

产业布局往往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区际产业转移一直都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韦伯较早地研究了工业的区域布局问题，并提出了工业区位论。他认为：理想的工业区位应考虑三个主要因素，即运费、工资和集聚因素。其中，运费是对工业布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子，对工业的基本定向起最重要的作用，工资影响可引起运费定向区位产生第一次“偏离”，集聚作用又可使运费、工资定向区位产生第二次“偏离”，因此，最佳工业区位是运费、工资和集聚三者作用下的最佳。当企业属于生产成本导向型企业时，体积与价值比率较低，运费就不重要，如芯片制造业；当企业属于运输成本导向型企业时，体积与价值比率很高，运费就非常重要，如钢铁厂。

1920年，马歇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专门工业为何集中于特定地方。地方需求的扩大和需求的不同特点导致了产业的集中，“聚集在宫廷的那些富人，需要特别高级品质的货物，这就吸引了熟练的工人从远道而来，而且培养了当地的工人”, “……以上从生产经济的观点研究了地区分布问题，但是对于顾客的便利也要加以考虑。顾客为了购买零碎东西会到最近的商店；但要购买重要的东西，到他所认为对他的目的特别好的商店去。因此，经营高价和上等物品的商店，就会集中在一起；而供应日常家庭必需品的商店则不如此”。从供给方面来看，空间集聚会导致外部规模经济。马歇尔认为，“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地方时，它会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所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

二 区域生命周期论

1966年，汤普森从“人性化”的角度，提出了“区域生命周期论”。他认为：从一个工业区建立开始，它将经历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可以划分为年轻、成熟、老年等不同阶段，各个阶段有其各自的特征。在区域工业的年轻期，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张和要素的集中，极化效应明显，区域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并进入正的循环累积过程，区域具备了继续创新的条件，继而发展至成熟期，区域内部工业相当发达，为寻求进一步发展，区内产业开始向外扩张，其中一些在区外找到了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区位，从而开始进行产业转移。产业的扩张和转移，一方面在加剧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在减少本区域内原产业所占用的生产要素份额。总之，成熟期的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最终，由于原工业区域内部竞争和技术进步，以及固定资本的高额折旧，此区域不再是工业生产的理想区位，区内产业规模减小，种类减少，区域进入老年期。进入老年期的区域要想重新获得工业发展，唯有通过再次创新，从而进入新一轮的生命周期循环。

三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P. Krugman）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将地理学引入区域产业布局研究，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克鲁格曼（1990）提出了一个两地区、两部门的一般均衡区位模型。农业产品区位是固定的，而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选择它们的区位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运输成本高，规模报酬小，制造业产品支出比重低，靠近市场的动机等将导致制造业在区域间平均分布。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更大的规模经济或更高的制造业比重，相应的结果是：制造业在一个区域分布越多，该区域需求的比重越大，使得更多的制造业集中到那儿。1997年，唐纳德·R．戴维斯和大卫·E．温斯坦（Donald R. Davis and David E. Weinstein）利用一个带有“国内市场效应”和H-O模型特征的报酬递增的经济地理模型研究了日本的区域产业结构，发现8/19的制造业部门的经济地理效应十分明显，其包括运输设备、钢铁、电器等。这与他们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经济地理对产业结构并没有多少经济意义）刚好形成对照。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当经济地理对国际产业结构的解释非常有限时，它对于理解区域产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学者通过分析波兰1925—1937年产业区位的动态演化过程，提出了一个考虑地理因素和比较优势以确定它们各自影响的模型。他们发现，熟练劳动力对产业区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且不断增强；市场潜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作用随时间递减。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主要是由于报酬递增，且报酬递增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在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 and Venables）的模型里，集聚的动力主要是马歇尔提到的三个外在因素，即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供求关系和技术外溢。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克鲁格曼强调“资本外在性”（市场规模效应）对于形成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的重要性。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和“资本”这两种外在性长期存在分界。相对于“技术外部性”而言，克鲁格曼更关注“资本外部性”。与这些向心力相对应，也存在如租金和工资成本等离心力使产业活动趋向分散。但总体上说，运输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决定产业空间集聚和转移的关键因素。运输成本越低，产业空间集聚的力量就越大；劳动力的可移动性越差，产业转移的力量越大。

四 产业转移的中国特色理论

国际产业转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战后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高潮，主要是由美国转移到日本、联邦德国等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新兴发达国家；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高潮主要是由已经发展起来的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国家；而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高潮中，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产业承接地角色。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术界对产业转移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日趋丰富。

产业转移是一个具有国际普遍性的经济现象，而国内学术界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与国外经典产业转移理论有着相当程度的延续性。但由于中国无论从禀赋条件、经济体制还是经济基础方面都有独特的现实国情，因此国际规律、一般经验在中国的应用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之处。这一特点体现在学术研究中的明显表现就是，近二十余年来围绕中国经济崛起战略选择和区域协调发展模式选择等问题，出现了若干次参与广泛且较为热烈的学术争论。

本书选择了两次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学术争论进行重点回顾，一个是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另一个是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之争。前者虽然并非直接以产业转移为关注对象和纷争焦点，但由于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中毋庸置疑的基础性地位，因此这场争论实质上也体现了不同学者对落后国家或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问题的不同态度和看法；后者的争论则直接围绕着国内区域产业转移模式和落后地区产业发展路径的取舍问题展开，这种取舍和现实国情紧密联系，与本书的研究焦点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

1．主要学术观点回顾

将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系统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学者首推林毅夫。他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一书中将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归结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带来的内生结果。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在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创造的，今后改革的中心将是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此后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1994）、《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1995）、《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1999）、《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2003）等一系列论文中，他继续强调并细化了自己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国内提出后受到了另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并导致了一场著名的学术讨论。刘力群（1994）反驳了林毅夫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赶超战略的非议，指出根据中国作为后起大国的具体国情，要实现现代化只有赶超战略一条路可走，而只有实行重工倾斜政策才能实现赶超战略。洪银兴（1997）强调了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指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仅仅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上，需要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左大培（2000）则指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围绕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目标选择外贸政策，放弃不惜代价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幼稚产业（主要是一些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重化工业部门）进行保护。此外，杨帆（2001）提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立足于动态比较优势，国家应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郭克莎（2003,2004）也集中阐述了动态比较优势与静态比较优势的区别，指出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2．分歧实质与观点述评

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大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等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达与落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的外生变量，不受经济发展过程本身的影响。与之相反，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则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产业和技术结构则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一国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产业和技术结构将随之升级。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出于最优投入产出比的考虑，一国的产业、技术结构必须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一致，进而要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一致，才能保持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落后国家遵循由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要素市场竞争价格，在利率传导下，其储蓄率、资本积累率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从而可以更快地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导致比较优势变化，最后产业和技术结构也将自然升级。

通过回顾不难发现，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并不否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但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过程中所应选择的路径问题上，该理论坚持，应以本国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为制定发展战略的外生变量，将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内生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而不能将这种升级本身作为制定战略的直接出发点。

而逆比较优势理论持有者则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实质的经济腾飞；相反，应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该理论对比较优势战略的反驳集中在这样一个焦点之上：遵循要素禀赋结构、从比较优势出发的产业发展战略是否真的能保证落后国家内生性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围绕此焦点，该派学者进行了以下批驳：

一是“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运用比较优势战略存在巨大的风险。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若完全按照本国禀赋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那么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因此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国际市场需求曲线，中国的出口增加必然使该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下降，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王允贵，2001）；其次，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市场上，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胡汉昌、郭熙保，2002）；最后，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洪银兴，1997）。

二是比较优势战略会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固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有静态与动态之分，前者指的是现时的比较优势，后者指的是转换中的、未来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它相对现时而言有可能是比较劣势。逆比较优势论者认为比较优势论者所倡导的实际上是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如果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加强既有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并影响处于静态比较劣势地位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

三是中国不具备运用比较优势战略的有利国际环境。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真正参与国际分工；而当中国运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时，需要与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将导致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很大程度上也可被视为对依循现有模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支持与反对者之争。这场争论的高潮期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最初几年，这一阶段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承接跨国产业转移为特征、通过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正处于上升阶段。

而最近几年，在内外部环境发生剧变背景下，这一道路的弊端更多显现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判定这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也不能由此得出依循传统模式承接产业转移不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因为每一发展战略都有其特定的适用阶段和应用条件。

（二）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之争

1．主要学术观点回顾

梯度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产业发展水平、技术先进程度或要素禀赋结构等方面的梯度差异，产业发展会遵循先在高梯度地区发展、再逐次转移到低梯度和更低梯度地区的内在规律。

梯度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引入中国，并被应用于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分析。与比较优势战略一样，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是建立在对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基础之上，对特殊政治条件背景下“重内地、轻沿海”的生产力布局提出不同看法。

何钟秀（1983）、夏禹龙等（1983）首先提出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形成经济和技术力量的三个梯度：内地和边远地区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大片地带处于“传统技术”和经济落后的水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梯度，具有一般的经济发展水平；沿海一带则具有“先进技术”，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因此，我国应该自觉按照梯度规律，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较落后和更落后的地带转移，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该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刘国光（1984）、刘再兴等（1985）都表达了与其相近的观点，主张正视沿海与内地间的经济技术梯度，实行一种沿海与内陆地区有先后、有层次、有梯度、有推移的发展战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局面已经基本打开，中国经济已经驶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周炼石（1998）对改革开放十余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事实上已经被应用了多年的梯度理论的实践效果进行了评价。她既概括了十几年来沿海地区在梯度理论倾斜性政策支持下率先腾飞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又总结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正在扩大的客观事实，指出梯度理论及其为基础的经济政策，虽然会带来一定时期的地区分化现象，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一种有利于全局、符合全国整体利益的政策。

梯度理论提出后，对其批驳与质疑之声也层出不穷。反对者在批驳梯度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各种反梯度理论，两种理论的激烈碰撞催生了一次较为激烈的学术大讨论。

郭凡生（1984、1985）首先对梯度理论发难，指出该理论把现代科学技术“三个基本走向”之一的“向资源丰富地区转移”忽略掉了。他以中东石油输出国和苏联远东地区为例说明，资源丰富但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内可利用资源优势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资金，实现跳跃式的发展。现代技术转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按现有生产力水平实施推移，另一种是超越现有生产力水平的转移，前者按照梯度推移经济效益高，而后者在转移中需要跳跃。

这一观点得到了蒋清海（1988）的赞同，他认为，有着强烈自然资源或原燃料地指向的“指向性技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经过没有这些资源和原燃料的较发达地区中转后再向落后地区转移。王至元（1988）通过统计分析指出，我国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的双重结构并不主要表现为沿海经济与内地经济之间的所谓梯度差别，而是首先表现为沿海与内地各自内部，区位现代经济与非区位传统经济的差别，从而否定了梯度理论成立的前提。夏友富（1989）的研究也证明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内部差异远远超过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他进而提出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区位开发战略，即现代工业首先集中于若干重点区位优先发展（这些区位适当分散于全国各个区域之中，主要不是按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关系形成，明显区别于梯度理论），而在非区位上则实行相对缓慢发展，然后通过区位经济带动非区位经济，逐步完成全国工业化。

此前陈家泽（1987）主张的发展极—增长点理论与该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十分重视中、西部若干“发展极—增长点”的作用，即技术层次从中心城市向外的逐圈扩散和市场半径的伸展。魏敏（2005）、白小明（2007）、黄福才等（2007）则对区域推移梯度黏性及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魏敏（2005）的研究认为，发达地区由于具有优良的区位条件，因而大量的要素资源会被吸引去，从而在高梯度地区形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个引力场，对梯度推移的正常开展产生“黏性”，并造成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日益扩大。白小明（2007）指出，产业区域转移黏性由劳动力成本因素、行政因素、产业集群效应、文化、技术与体制等因素形成。黄福才（2007）则解释了这种黏性的形成机理，是由于经济区位中心沿海化和市场化、要素流动的空间集中、技术与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性、梯度扩散转移成本四方面关键因素导致。

近年来产业集群理论的迅速走热对梯度转移理论构成了又一质疑和挑战。刘艳（2004）、谢丽霜等（2005）均表达了同一观点：东部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经济发展极化效应不断加强，形成产业的区域黏性，因此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经历20多年快速发展后仍未出现向内陆地区成规模转移的趋向。

2．分歧实质与观点述评

通过综合比较与回顾可以发现，反梯度理论持有者对梯度理论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梯度理论忽视了中西部落后地区在自然资源、能源等方面的禀赋优势，并忽视了这种禀赋优势为其超越发达地区接受国际先进技术转移所带来的有利条件。其次，梯度理论对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并不符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特别是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实际，中部、西部地区某些中心城市、工业集聚区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受惠于倾斜性政策支持，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基础和接受国际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最后，梯度理论所勾勒的产业区域推移在实际开展中会受到一系列因素阻碍，因此其所设想的通过梯度转移逐渐缩小区域差距的过程在现实中并不成立。对于反梯度理论的第一类批驳观点，本书认为，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并未反映出产业、技术转移的本质性规律和主流趋势。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的争论主要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世界产业发展的部门体系尚不丰富，以采掘业、能源工业为代表的原材料工业、重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较如今更加重要。但在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90年代之后，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迅速崛起，原材料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资源优势对一个地区承接技术转移的意义被削弱了，因为绝大部分或者说主流的技术转移并不发生在具有资源依赖特征的原材料工业部。现在来看，从这个角度对梯度理论进行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类批驳观点的不合理性则主要源于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的差异。国内学术界的梯度理论和反梯度理论之争一开始是以“技术转移”为研究对象的，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显示，单纯的技术转移在实际经济中并不广泛，更多是依附于产业一起进行转移。中部、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既有工业体系，或许能为其消化吸收相关产业先进技术带来便利，但却无法为其直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创造更多优势。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所承接的转移行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中、西部地区原有优势行业（如军工、重工业等）没有太大的技术关联性。

第三类批驳观点则与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非常接近，都是聚焦于产业转移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遇到和将遇到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阻碍因素（即黏性）。虽然该类观点对梯度理论提出了现实层面的质疑，但并不能将其简单划归于“反梯度理论”行列。探讨梯度转移、区域产业转移实际开展中的阻碍因素和承认梯度转移、区域产业转移的内在规律性、必然性，二者并不矛盾。

本书认为，现有关于梯度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在空间地理、要素流动、产业集群等几方面虽都有涉及，但是对于这些影响因素内在机理、演变特征和未来走向等，现有文献研究得并不深入，也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