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文献学发展史上，汉、唐、宋、清是四个重要阶段，其中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时代，也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明显的总结特征，文献学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清代文献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孙钦善总结清及近代文献学的发展概况时说：“综观本时期的古文献学，集前代之大成，在整个学术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其特点是以古代语言文字学的成就为核心和骨干，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考证等全面开花，硕果累累。它既是我国古代文献学的一个高水平的总结，也是现代古文献学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基点。这一时期的宝贵的古文献学遗产，尤其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借鉴。”清代文献学包罗万象，成果辉煌，仅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也能形成皇皇巨著。本书就笔者兴趣所在及专业特长，选取清儒整理研究唐代文献这一问题，拟通过对有清一代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唐代文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初步梳理和总结，藉以管窥清代文献学的发展及成就。

在本书研究范围内，所谓“清儒”概指有清一代利用考据学方法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唐代文献”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唐人撰写的各类著作，二是指唐代以后民国以前历朝历代学者撰写或编纂的有关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文献。迄今为止，关于清儒整理研究唐代文献的成就，学术界一直乏人关注，更谈不上系统、全面的论述与研究。仅有的不成系统的相关成果散见于文献学史、史学史及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之中。首先，就文献学史的研究而言，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撰成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可谓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初步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研究体系。此书第三章对文献学史上三次大型的古文献整理活动作了回顾和总结，其中乾隆年间审校《四库全书》是清代文献学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重在总结编纂《四库全书》时采择、著录、禁毁、笔削等情形，但未涉及具体文献，遑论唐代文献。之后，文献学著作层出不穷，而涉及文献学史，尤其是清代学者整理古文献成就者则仅有两种。其一是张舜徽的代表作《中国文献学》，此书第九编专门总结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作者分别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个方面对清代考证学家整理古代文献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其二是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此书第七章对清及近代古文献学发展的特点和分期、社会环境对古文献学的影响、当时古文献在各方面的成就及四部文献的整理情况、重要文献学家一一介绍。但由于受体例和内容的限制，两书均只涉及少量唐代文献。其次，本研究虽然属于文献学的范畴，但由于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学术史、史学史等学科都有关涉。学术史方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以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完成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四章叙述了清代学者整理古代文献的业绩及成就，此是第一次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清代学者整理古代文献的成就进行概括和总结，具有首创之功，其中亦涉及少量唐代文献。史学史方面，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七章对清人补缺新、旧两《唐书》的五种著作分别作了介绍。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专列《清代史学概观》一章，分别叙述了清代史学研究中整理及补作旧史的成绩，涉及清人对两《唐书》的考订、辑佚及校注。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重在叙述明清两代史学的发展成就，第六章涉及清人整理两《唐书》的若干成果。以上各家，对清人整理唐代文献关注较多的是两《唐书》的考补及校注，但多是简单的叙述，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鉴于上述涉及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著作寥寥，而清儒整理唐代文献又是清代文献学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此问题无疑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清代文献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此外，唐代文献作为研究唐史的基本资料，历来即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早在五代、两宋时期，学者们就开始进行整理与研究，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成果至今仍遗惠学界。清人学风朴实，考证精详，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唐代文献进行搜集、保存、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果也同样是研究者可资利用的珍贵文献。因此，总结清代学者整理研究唐代文献的业绩和成就，有利于更好、更便捷地在唐史研究中利用这些文献，同时清代学者研究和利用唐代文献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清儒用考据家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盛世唐朝的历史，将目光定格在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对唐代文献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与研究，而这种整理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成果繁多而又缺乏系统性，限于篇幅，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因此本书主要着眼于清儒整理唐代文献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从五个方面对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进行总结概括。

一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汇集和整理传世文献的工程，唐代文献作为传世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这种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清人对唐代文献的著录、存目、辨伪、辑佚、校勘及价值的认识和评价等方面。因此本书在全面综述《四库全书》著录唐代四部文献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解读，进一步总结四库馆臣去取唐代文献的标准，以及其对唐代文献从辑佚、校勘、辨伪等方面的整理，和对唐代文献价值的认识。

二 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

两《唐书》作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在清代得到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首先从两《唐书》的刊校、笺注与订补三个方面来说，清代学者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乾隆四年 (1739) 刊校的两《唐书》武英殿刻本及道光年间所刊《旧唐书》惧盈斋刻本，为清人研究两《唐书》提供了方便易得的资料。笺注方面，沈炳震的《唐书合钞》及唐景崇的《唐书注》，为两《唐书》做了大量基础性的梳理和笺释工作。在补阙和考订方面，仅《二十五史补编》所收清人补作两《唐书》的表志就多达十四种，其中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劳经原《唐折冲府考》、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和《唐折冲府考补拾遗》等成果影响甚大。其次，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考证史家代表了乾嘉史学的最高成就，三人在其考史名著《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两《唐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因此有必要就其对两《唐书》的校勘、编纂得失的认识以及对唐代史事、人物、典制的探究及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

三 唐代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学者普遍重视金石资料的搜集整理，并自觉地使之与文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宋代以来，唐代石刻碑志即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加之其在中国古代金石资料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清代学者在搜辑、汇编、著录唐代金石资料的同时，还利用金石文字考经证史，出现了《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等研究专著，还涌现了大量利用金石证史方法考补两《唐书》，研究唐代地理、寺院等问题以及考补《长安志》的成果。

四 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学者在整理和总结唐代文学文献方面的成就绝不亚于其对两《唐书》的整理和总结，一方面汇辑、编纂或选编唐人总集，一方面整理和笺注唐人别集，而在整理和笺注唐人别集的过程中，又呈现出集大成特征和史学化倾向。

五 徐松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徐松不仅是研究西北史地的专家，同时也堪称文献学家与唐史研究专家，他在汇辑唐代史料方面卓有建树，其《唐两京城坊考》和《登科记考》是研究唐代两京都城建置及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献，在清代唐史研究缺乏系统性专著的背景下，此两部著作可谓特立独行，体现了徐松非凡的学识和功力。而徐松最大的贡献则是对与唐代两京及科举制度有关的史料的钩稽排比，因此本章围绕《唐两京城坊考》及《登科记考》的正文及注文，主要介绍了徐松利用钩稽排比方法在增补及排比唐代史料方面的成就。

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笔者力求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总结和叙述，凸显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业绩。在此基础上，客观地总结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特点及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总而言之，清儒整理研究唐代文献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不遗余力的史料建设和涉及广泛的唐史研究成果两个方面。同时，清儒整理唐代文献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在考据学影响下，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为一体，整理手段成熟多样，研究方法日趋科学，以札记、序跋、案语、信函等承载学术成果等。同时，在文献整理中还呈现出总结及集大成式的时代特征。同样，清儒整理唐代文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如学者少有专精、成果略有重复、研究缺乏系统，理论有待升华等。

总之，本书以清儒整理唐代文献为中心，重点突出成就较为显著的五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和总结，并从中归纳出若干时代特征。在史料的运用上，主要依据清代学者的考史著作、古籍整理成果、学术札记、文集笔记及序跋书信等，同时适当参考和借鉴了当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凡此都一一详注出处，不敢掠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