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企业进入行为文献综述

一 企业进入行为研究理论基础

与研究企业经营绩效、产业竞争态势不同，进入行为的研究重点是要阐释企业是否进入某个新的领域，以及如何进入某个新的领域（Lumpkin and Dess,1996）。

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学者进入行为研究，西方学者研究主流是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理论。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国际商务领域、产业组织领域、战略管理领域等，都对企业进入行为的问题有过一些探讨（田莉，2010）。因为所属领域不同，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也不一样，使得目前有关企业进入行为的探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下面就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企业进入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时，构建研究假设所采用的主要理论依据进行简单介绍与梳理。

（一）国际商务领域

在国际商务领域，学者们主要以国际化理论或交易成本理论、折中理论为基础，主要研究企业的跨国（跨区域）市场进入行为。他们将市场进入界定为跨国公司将产品、技术、人力、管理经验等资源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方式（Root,1994）。

国际化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公司之间的资源的同质性和可流动性，包括母公司和它的国外子公司之间的知识可以完美转换”。该理论主要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为什么一个公司采取在国外市场拥有和经营某个产品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而不是选择特许经营或与当地企业签署供应协议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因此，国际化理论被认为和交易成本理论是同一个理论（Rugman,1980; Madhok,1997）。交易成本理论所指的交易成本包括协议、监督和实施合同（Coase,1937;Williamson,1975）。根据该理论，企业市场进入行为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经济交易的基本属性，所以企业倾向于选择最小交易成本的市场进入模式。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投机行为是与交易成本有关的三个维度。安德森和加蒂格农（1986）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行为。研究发现，与交易成本有关的几个维度是影响企业选择最合适市场进入模式和控制程度的主要因素。最小化交易成本是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的最基本原则，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内部控制，跨国公司往往有控股偏好，倾向于选择控制程度较高的进入模式。

在当今国际化商业环境下，国际化理论对于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解释能力受到限制。这是因为，该理论“假设所有公司资源具有同质性和可流动性”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出入。理论忽略了导致市场进入失败的条件，如国家之间的产品存在自由流动壁垒和销售知识障碍，而这些条件本身会影响国外直接投资（FDI）（Hennart,1989; Erramilli and Rao,1993）。因为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壁垒会减少出口的利润，而销售知识障碍会增加FDI相对特许经营的利润，都会对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产生影响。另外，该理论还忽略了企业战略层面的思考，比如公司为了发展或提高某些能力，可能会产生合作模式进入的动机，而不会仅仅为了交易成本最小化而选择更高控制权的进入模式（Kogut,1988）。同时该理论也没有解释区位优势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折中理论由邓宁（Dunning,1977,1980,1988）提出，主要观点是产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国际化优势是影响企业国外直接投资的三大重要影响因素。首先，产权优势与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有关，拥有产权优势的外来公司可以更好地克服与当地公司竞争劣势。其次，区位优势与市场潜力和国家风险紧密相关，而市场潜力和国家风险会影响外来企业的利润，所以拥有区位优势的外来公司可以克服市场潜力和国家风险，从而获得更多利润。最后，国际化优势与合同风险相关，拥有国际化优势的外来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合同风险，往往更倾向于选择FDI的方式而不是特许经营方式进入国际市场（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

与国际化理论相比，折中理论具有更高的概括性、更泛的涵盖性和更强的适用性，是一个综合理论框架，它可以用于分析所有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各种跨国经营活动。事实上，折中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分析进入模式决策，其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实证检验（汪秀琼，2011）。然而，折中理论并没有在解释和预测进入模式选择上提供一个标准视角（Tallman,1991），因为它试图对影响进入模式决策的所有重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并不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所有权、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动态特征并不明确（毛蕴诗，2001）。另外，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在同一个行业和有同样产权、同样区位和国际化的公司并没有选择以同样的进入模式进入同样的国外市场（Dunning,1993）。此外，已有折中理论忽视了行业特征（如政府管制行业与非政府管制行业）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际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折中理论虽然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行为进行了一些解释，但是，这两个理论因为都忽视了企业内部特征而受到批评，而这些内部因素被认为是公司战略行为的根本驱动力（Bartlett and Ghosal,1991; Zou and Cavusgil,1996）。

（二）产业组织领域

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普遍基于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即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鉴于此，几乎所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都一致认为，利润是导致企业进入行为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只要某个行业可以带来利润，新企业就很快会选择进入该行业（Martin,2001）。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证研究中，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西方学者的这些看法。但是，在中国，几乎所有基于产业层面的进入行为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国企业进入行为与行业利润率无关。可能的原因解释是，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期，产业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别，导致企业行为与发达国家也一定存在差异（黄健柏、陈伟刚、江飞涛，2006）。

吴三忙（2008）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他将市场进入理论归结为两大学派：一是基于进入纠错的市场进入理论；二是基于进入替代的市场进入理论。前者与西方学者的“理性人”假设一致，把所有企业当成同质的，认为市场进入是由于产业超额利润引起的，是一种模仿进入，后者认为进入过程由异质企业的替代所致，是产业创新、动态演化引起，是一种创新进入，并不主要由产业利润引起。

综上所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利润会影响企业进入行为；但是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一些偏差，西方学者得到了相对一致的实证研究结论，即利润和进入行为显著相关，但大部分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并没有发现利润与进入行为之间显著相关。

（三）战略管理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Sharma and Erramilli,2004; Meyer and Peng, 2005）。他们认为，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与能力特性是解释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模式的主要因素（Barney,1991; Isobe, Makino and Montgomery,2000; Ekeledo and Sivakumar,2004; Sharma and Erramilli,2004）。因为已有研究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所以得出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于是，学者们又将研究视角转向制度层面（Peng, 2006; Chen et al., 2009；吕巍、陈雨田，2010）。这些学者认为，在新兴转型经济体中，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包括管制维度、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是决定企业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0; Meyer and Peng,2005; Canabala and White, 2008，蓝海林等，2010；汪秀琼，2011）。笔者认同这些学者的观点，但是，由于本书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同一个省的同一个行业，因此，我们会忽略制度层面的差别，所以以下综述内容不包括制度理论对企业进入行为的解释。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关于企业进入行为的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资源基础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观点认为，是企业自身，而不是产业，才是竞争优势的源泉（Capron and Hulland,1999）。企业竞争优势由公司获得的资源（资产和能力）所决定（Barney,1991; Peteraf,1993; Teece et al., 1997）。该理论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企业之间的资源既是异质的也是不可能自由流动的（Barney,1991; Hunt and Morgan,1995），这与国际化理论的假设是完全相反的。它认可基于产业组织的理论观点：企业是一个输入者和追求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的组织。但是，它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的成功不仅依靠公司所处的环境，而且还依赖企业对于塑造环境的贡献——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力（Conner,1991）。考虑企业进入行为，资源基础理论，不仅解释了不同产业的企业进入行为的差异性，而且还解释了同一个产业的所有企业不会也不能追求可能有最高回报率的战略。企业只能采取它们所拥有资源能够支持的战略。这样，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进入行为综合了战略管理的核心观念：当企业的资源与外部机会相匹配的时候，一个企业就能获得竞争优势（Conner,1991; Vasconcellos and Hambrick,1989）。

资源基础理论假定独有产权是进入模式的默认选择，它被证明是一种更优的进入模式。独有产权是一种理想的经营模式（Stopford and Wells,1972）。这个假定与美国企业更偏向于选择独有产权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 Erramilli and Rao,1993）。另外，有文献证明日本的公司将联盟作为独有产权模式之后的次优选择（Ouchi and Johnson,1974; Hamel,1991）。

战略选择理论强调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可以对组织的“运营领域”做出某些决策（罗岷，2006）。

钱德勒（Chandler）通过研究战略与结构的关系，提出战略—结构—绩效分析范式。该分析范式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选择可以使其实施既定战略的一种组织结构形式，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绩效。这些观点被视为“战略选择论”诞生的催化剂。管理学家蔡尔德（Child,1972）被认为是战略选择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因为他首次提出战略选择的概念。该理论注重管理者个人能力的作用。一方面，组织决策者拥有设定环境的权力，如设定组织经营范围，设定服务对象、选择员工队伍。另一方面，组织决策者确定组织绩效标准及其实现程度，因为组织绩效不仅仅是组织的一个结果，也是组织的一个输入。另外，两位代表性的学者是迈尔斯和斯诺（Miles and Snow, 1978），他们强调最高决策者作为组织与环境联系桥梁的作用。可见，战略选择理论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资源基础理论，还是战略选择理论，都强调组织内部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这些组织行为当然包括“进入行为”，而组织内部因素自然也隐含着企业家能力。

本书重点探讨企业进入行为包括的“是否进入”和“如何进入”两个维度。即为什么有些民营企业会选择进入城市公用事业，而有些民营企业不会选择进入？为什么进入的民营企业在进入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有些以高股权方式进入，而有些是以较低股权方式进入？以及导致这些进入行为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另外，在国际商务领域，学者们将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分为独资、合资和授权三类（Hill, Hwang and Kim,1990; Pan and Chi,1999）。但是，这些进入模式是否全面概括所有不同性质企业进入行为？企业在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和非政府管制行业时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别？战略选择理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承认管理者对企业的战略行为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作为民营企业与外联系的唯一桥梁的民营企业家，其隐含的企业家能力是否也会影响企业进入行为呢？如果有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所有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领域学者的重视，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本书属于战略管理领域范畴，以资源基础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为基础，考察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初始战略选择问题，提出本书研究思路：将企业家能力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具有独特性、异质性、不可转移性的资源，研究其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同时，将组织的外部环境——进入壁垒也纳入研究框架，以深入企业进入行为研究，并期望对民营企业成功地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提供指导。

二 企业进入行为的分类

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进入模式分类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如国际商务领域学者将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为股权式投资与非股权式投资，或直接进入与收购进入（Bradley and Gannon,2000）。近年来，学者们探讨多国公司进入新的地理区域的模式通常分为独资、合资和授权三类（Hill, Hwang and Kim,1990; Pan and Chi,1999）。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按照投资方式将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成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出口、契约授权等。安德森和加蒂格农（1986）则按照进入者控制程度将市场进入模式分成高控制类型，比如独资；多数股权、中度控制类型，比如均等股权；多元股权和低度控制类型，比如少数股权或授权等。

中国台湾学者李文瑞等（2001）将市场进入模式分为出口或贸易，授权、特许经营、管理合约等契约性协议，少数、均等及多数股权合资，并购全资或独资等。若按照股权拥有程度高低，则可分成高拥有程度者与低拥有程度者，其中高拥有程度包括独资与多数股权合资；而低拥有程度可继续划分为均等股权合资、少数股权合资、无股权形式（如契约性合作经营）等。无论分成几类，市场进入模式的类型大都与投资股权多少有关。

对于企业进入行为的分类，虽然与进入模式相关联，但也不能完全等同。这是因为可以对进入模式分类的假设条件是企业进入行为已经发生，但有关企业进入行为的研究显然首先要解决企业进入与否的问题。根据已有研究，有关企业进入行为的衡量，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否进入，即进入行为发生与否（罗党论、刘晓龙，2009）；第二类，用纯进入或净进入来衡量。其中，纯进入又可以采用新进入企业数目或者进入率表示，比如用“筹建”数目与当期企业总数之比来衡量企业的进入（杨天宇、张蕾，2009）；净进入，即用每年新进入的企业数减掉新退出的企业数，此种衡量方式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无论是纯进入，还是净进入，都是从产业层面进行研究的，而不是企业层面；第三类，用进入程度来衡量企业进入行为，即企业进入到某一行业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罗党论、刘晓龙，2009）；第四类是以进入者的控制程度将进入模式分成高控制类型，比如独资与多数股权、中度控制类型，均等股权与多元股权和低度控制类型，少数股权或授权等（Meyer,2009; 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 Davidson,1980）；第五类，根据进入者的投资方式，将企业进入行为分为BOT、TOT、TBT和PFI等。

本书将整合以上划分标准，将企业进入行为转化为“是否进入”和“进入时所获得的股权结构”（进入程度）两个维度来进行探索。对于进入程度的衡量，主要参考戴维森（1980）的研究，以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所持有的股权程度划分为三种类型：少数股权（股权小于50%），赋值为1；同等股权（股权等于50%），赋值为2；多数股权（股权大于50%），赋值为3。本书之所以选择此种分类标准，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两点：一是便于数据分析；二是此种类似于穷举的分类标准基本上涵盖了其他分类标准，而且不失其内在属性（汪秀琼，2011）。

三 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进入行为因素很多。现有文献关于企业进入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宏观层面，如制度因素；二是中观层面，如产业因素；三是微观层面，如企业因素和个人因素。Slangen和Hennart（2007）、Morschett等（2010）、汪秀琼（2011）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基于本书的研究问题，我们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浙江省燃气行业民营企业，假定在同一个省内不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因此本书将忽略制度因素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以下将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来梳理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层面影响因素

本书企业进入行为由是否进入和进入程度两个维度构成。产业层面影响企业进入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利润率和进入壁垒两个。但是，对于进入相同区域相同产业的企业而言，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是一样的，所以，在本书中，我们不考虑利润率因素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进入行为的产业层面的因素，主要是各种进入壁垒。具体相关研究成果见表2-1所示。

Siegfried和Evans（1994）对进入壁垒与新企业进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Mutimelli和Piscitello（1998）认为产业进入壁垒与企业进入行为负相关。来自产业组织和战略管理领域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进入壁垒可以提高在位企业的利润和整体绩效。相反，高的进入壁垒对新进入企业的利润将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新进入企业必须克服在位企业的优势（Bain,1959; Porter,1980,1987）。

首先，已有理论研究表明，高进入壁垒对新企业进入行为的发生和进入率有决定性的影响（Bain,1959; Dean and Meyer,1996; Harrigan,1981; Porter,1980; Yip,1982）。因此，拥有必要资源进入高壁垒产业的新企业，将会因为高壁垒对于分割销售人员和市场份额的其他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可能性/进入率的决定性影响而受益。其次，Caves、Fortunato和Ghemawat（1984）, Sharma（1998）, Arend（1999）和Gimeno（1999）指出，对于领导企业而言，接受一些新企业进入的同时也能维持高的边际利润是关键，这样，当在位主导企业着重于高的短期利润而不是减少边际利润或是做额外投资以阻止新企业开发的机会时，新企业进入高壁垒产业可能获得更高的相对销售增长（Arend,1999; Gimeno,1999; Reinganum,1989）。应该指出的是，大部分的研究检验了进入壁垒对于新企业进入行为的发生和进入率的影响（Harrigan,1981; Dean and Meyer,1996; Yip,1982）。

进入壁垒主要包括产业集中度、规模经济、资本密集度、广告密集度和研发密度。其中，关于产业集中度、研发密集度和广告密集度对企业进入程度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1）三者对进入行为产生负效应（Orr,1974; Acs and Audretsch,1989; Mayer and Chappell,1992；杨国彪，1998）。即产业集中度、广告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不进入或选择低控制模式进入。这是因为这三方面越高，独资模式可以创造更多额外生产力，反过来会压低价格，导致价格战，这样使得不进入或是与在位公司进行合资是更好的选择（Kogut and Singh,1988; Hennart,1991）。（2）产业集中度、广告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对进入行为产生正效应（Duetsch,1975;Kap-Young Jeong and Robert T. Masson,1989；杨天宇、张蕾，2009）等。即产业集中度、广告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越高，企业越倾向选择高控制模式进入，反之不进入或倾向低控制模式进入。这是因为当三方面都较低时，投资方为了增加进入的灵活性，只需要通过低所有权的进入模式就能够实现，以便应对变化的市场环境。（3）产业集中度、广告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对企业进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Barbosa and Louri,2002）。此外，关于产业集中度与企业进入行为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产业集中度与企业股权投资比例呈U形关系，即产业集中度非常高或非常低时，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或多数股权方式进入。

规模经济作为进入壁垒的另一个来源也影响企业进入行为。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规模经济对企业进入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即规模经济越明显的产业，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和进入程度就越低。这是因为规模经济会增加新进入企业的成本，导致新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存在不公平竞争。所以，相对于新产业，企业进入规模经济的产业可能更偏好低程度的进入模式以使风险最小化（Elango and Sambharya,2004）。

资本密集度反映了企业进入某一行业的有形资本投入的大小。作为进入壁垒之一，也会影响企业进入行为。资本密集度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也有三种观点：（1）资本密集度对企业进入行为产生正向影响（Luo,2001; Wei,2005）。他们认为，资本投资量越大，公司越有可能获得长期垄断或寡头利润，因为大多数竞争者无法进入该产业，另外，高的资源承诺使退出壁垒较大，所以寻求长期利润的公司更倾向于采取独资的方式进入。也就是说，投资量大的公司偏好以高控制模式进入。（2）资本密集度对进入行为产生负向影响（Palenzuela and Boblillo,1999; Barbosa and Louri,2002）。即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低控制程度模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大的投资项目往往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本，这就增加了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对于大的投资项目，投资者将倾向于以小所有权比例模式进入；另一方面，当投资额度相对规模较大时，公司可能没有所有所需的资产，只能通过合作方式从其他公司获得补足性的资产。（3）资本密集度对企业进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Acs and Audretsch, 1989; Mayer and Chappell,1992；李德志、闫冰，2004；杨天宇、张蕾，2009）。

另外，国内学者汪伟和史晋川（2005）通过对吉利集团案例研究，总结了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进入成长过程就是对进入壁垒持续回应和消解的过程。胡旭阳（2006）通过实证研究，提出融资壁垒也会影响民营企业进入行为。

综上所述，学者们有关进入壁垒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除了规模经济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方向得到一致认可外，产业集中度、资本密集度、广告密集度、研发密集度等对企业进入行为影响的研究未有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企业层面影响因素

与本书相关的影响企业进入行为企业层面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自身能力、企业规模和经营经验三个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见表2-2。

1．企业能力

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拥有了独特的资源和组织能力（Penrose,1959; Wernerfelt,1984; Barney,1991）。企业的能力优势表现在企业的产品、程序或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它可以是专利、商标、版权、品牌形象或交易机密。这些技术在战略决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Wernerfelt,1984）。已有研究表明，当外国投资者拥有资源和能力优势时，往往倾向于采用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相反，当外国投资者不具有资源和能力优势时，往往采用并购方式来获得东道国企业的某些资源和能力，以实现经营协同效应（Yip,1982;Hennart and Park,1994; 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0）。就影响企业进入行为而言，营销能力和技术能力是关键能力。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技术能力与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正相关。即企业技术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选择高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Curhan, Davidson and Suri,1977; 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企业的技术能力与企业的研发密集度密切正相关，所以研发密集度与高控制程度进入模式选择正相关（Gatignon and Anderson,1988; Agrarwal and Ramaswami,1992; Erramilli and Rao,1993; Anderson and Svensson,1994）。

Hennart和Park（1993）、Cho和Padmanabhan（1995）、Brouthers和Brouthers（2000）以日本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研发密集型的企业更倾向于以自建企业方式进入他国市场，而不是合资或收购。

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企业技术能力优势并不是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唯一因素，不能忽略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知识的了解（Caves and Mehra,1986; Kogut and Singh,1988），但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实证检验。

营销能力可以通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来衡量。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拥有的品牌越强大，知名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控制程度更大的进入模式（Gatignon and Anderson,1988; Caves and Mehra,1986）。

国内学者尹盛焕（2004）得出与国外学者不一样的结论。他以生产折中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探讨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合理模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技术能力越高，越优先选择合资经营方式。祖强和曹慧（2005）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独资的倾向，提出跨国公司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进入中国，主要是为了保守其技术秘密。吴静芳（2005）以上海18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结果表明，企业优势越强、东道国政治风险越大，企业越可能倾向于产权集中或独资方式进入。这些结论与对发达国家企业FDI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FDI时，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即如何有效使用并保护好企业优势和回避环境风险。

总结上述观点，关于企业能力与企业进入行为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可能与研究样本选择有关。但大部分实证结论比较一致，即企业能力越强，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独资进入模式。

2．企业规模

巴克利和卡森（1976）认为，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承担高额营销费用、执行专利与合同的能力大小，企业规模决定了企业是否可以获得规模经济（Hood and Young,1979; Sabi,1988）。Lecraw（1984）认为，公司规模通过影响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能力，进而影响在东道国投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公司规模会影响企业海外投资意愿，公司规模越大，其在海外投资意愿更强（Buckley and Casson,1976; Yu and Ito,1988; Caves and Mehra,1986; Terpstra and Yu,1988）。另外，公司规模与企业进入程度正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以拓展资源；公司规模越小，越倾向于选择合资或联盟方式，以减少风险（Larimo,1994;Erramilli and Rao,1993; 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3）。

Erramilli、Agarwal和Kim（1997）采用类型学方法，将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分为少数股权、均等股权和多数股权三类，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公司越偏好多数股权。

科尔曼（1993）的研究结论与上述结论相反：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合资和协议的模式进入。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巨大的专用性资产、非生产性资产以及低效率的官僚主义所致。

有关企业规模对进入行为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并不多见。贺慈浩和贺嬿敏（2002）以跨国经营的中国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规模越大，越可能以独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

总结以上观点，大多数学者观点是一致的，即公司规模越大，跨国市场进入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模式。

3．经营经验

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企业国际经营经验会影响企业进入模式选择。Anderson和Gatignon（1986）、Gomes - Casseres（1989）发现，企业拥有海外经验越多，越倾向于选择高控制模式进入。这是因为企业如果没有海外经营经验，一般会采取低控制模式进入。而一旦积累经验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增强，将会采取高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Brouthers和Brouthers（2000）以日本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与独资倾向正相关。

另外，一些学者从反面证明了这样的观点。如有的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经验越少，越倾向于以并购、合资或合并的方式进入（Hennart and Park,1993; Larimo,1994; Barkema and Vermeulen,1998;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0; Hennart,1991; Raff, Ryan and Stahler,2005）。其原因是企业国际化经验越少，公司面临外部不确定性越大，管理成本越高，为了减少管理成本，企业更愿意与当地公司合作，以获得现成的设备、人员、管理制度和渠道，进而迅速熟悉东道国市场，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国内学者也对国际化经验与企业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邱立成和于李娜（2003）定性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知识与经验积累会影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进一步地，许晖（2003）通过对27家荷兰中资企业的邮寄问卷和深入访谈，发现企业国际经营的经验会显著影响企业进入模式。而吴静芳（2005）对18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上海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经验与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安排不相关。

总结上述观点，国内学者相对国外，研究偏少。但很显然，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企业国际化经验越多，则越倾向于选择高控制程度进入模式，比如独资等。

（三）个体层面影响因素

目前，也有一些学者从个体层面如企业家视角来研究企业进入行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1）企业家或CEO的特征对企业进入行为有影响。如史密斯和怀特（Smith and White,1987）考察了370位CEO继任者，他们来自173家不同企业，探讨CEO个人的特征与公司战略之间关系。研究发现，CEO工作经验越窄，越倾向于选择单一业务及纵向整合的战略，而CEO工作经验越多，越倾向于选择与大企业联盟或者采取非相关多元化的战略。国内学者田莉（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的认知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进入行为。此外，随着近几年创业领域内，有关新企业市场进入行为的研究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有学者提出创业者的心理和先前经验等个体层面要素决定了创业者是否选择进入某一市场（Levesque and Shepherd,2004; Beckman,2006; Zott and Amit,2007）。

（2）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家能力对企业进入行为有影响。如约翰尼森（Johannisson,1988）以瑞典不同区域同一时期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家活跃的社会行为有助于其进行商业投资，产生新的进入行为。Mosakowski（1998）研究发现，企业家的网络资源可以促进企业创业行为的发生并获得竞争力，这里的创业行为和新进入某个行业类似。詹森等（Jenssen et al., 2002）通过对挪威100个创业者进行调查，发现创业者个人网络的强联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弱联系是资金筹集的重要来源。信息获取和资金筹集是企业进入某个行业所需要的关键资源。杰克（Jack,2005）通过对苏格兰14个创业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创业者的强联系，不仅可以帮助其获取大量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还维持、扩大并提高了创业者和企业个人的声誉，而声誉对于新进入企业而言可以获得融资便利。关于企业家能力与企业进入行为关系的直接文献相对较少，如达内尔（Danel,2008）认为，企业家的谈判能力会影响价格听证的结果和信息披露，从而影响企业进入行为发生与否。乔立和金占明（2009）以110家企业决策者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影响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的是企业决策者个人关系而不是企业关系。具体来讲，决策者个人关系越强，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控制程度和资源承诺程度更高的市场进入模式。李路路（1995）、惠朝旭（2004）、边燕杰（2006）、王栋（2010）均认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的进入行为会产生影响。刘小玄（2004），汪伟和史晋川（2005），胡旭阳（2006），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谢琳、李孔岳和张景茹（2013），龚军姣（2013）等均认为，民营企业家能力，尤其是与政府构建关系的能力对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高壁垒行业均有显著影响。

可见，有关企业家层面对企业进入行为影响的研究已经引起学者们关注，这些都为本书的问题引入和深入研究做了铺垫，为我们从企业家能力视角来研究企业进入行为奠定了文献基础。但是，已有研究以定性阐述为主，即使已有少量研究实证了企业家某方面的能力与企业进入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不多，类似实证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另外，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过程中，行为主体——民营企业和行为客体——城市公用事业本身都具有独特性，假如我们完全借鉴已有的研究结论，可能会抹杀这种独特性，还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Nelmar,1997; Dellnaran Davidsson,1998; Wiklund,1998）。再者，已有研究只是提到企业家某方面的能力如谈判、关系等对企业进入行为有影响。事实上，贾生华（2004）认为，只有当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所要完成的关键任务相匹配时，企业家能力才是有意义的。对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而言，企业家能力需求到底包括哪几个维度？这些维度又对企业进入行为如何产生影响？都有待进一步挖掘。对此，本书将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拓展，聚焦于企业家能力对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影响机制。

综观上述研究，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多个层面考察了企业进入行为影响因素，建立了比较一致的分析框架。大多数学者认识到影响企业进入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总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来分析，宏观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中观层面主要是产业因素，微观层面主要是企业因素和个人因素。另外，因为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和研究情境的不同，使得同一个因素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因此，在中国情境下，深入探讨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影响因素仍然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