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键概念界定

本书假定在同一个省份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是一样的。本书研究对象是基于同一制度环境下的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行为差异，以典型案例访谈和问卷调查结合来收集数据。之所以选择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行为差异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相对国有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较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资源约束（杨鹏鹏、袁治平，2008），这就使得民营企业家能力在经营过程中尤其重要；第二，以往有关企业家能力效用的研究，基本上都控制了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影响（Peng and Luo, 2000; Acquaah,2007），因此聚焦于同一个行业——城市公用事业和同一类企业——民营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因素的差异影响研究效度；第三，民营企业家作为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桥梁甚至唯一通道（贺远琼、田志龙，2006），其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组织能力，因此以其作为研究对象，还可以避免出现组织背景下嵌入性研究的“多层次难题”（王凤彬、李奇会，2007）。本书对以下四个重要研究对象予以界定。

一 城市公用事业

刘戒骄（2006）指出，城市公用事业是指在城市区域内，通过基础设施向个人和组织提供普遍必需品和服务的产业。本书所指的城市公用事业主要包括可市场化的城市燃气、供水和污水处理、垃圾回收及处理等经营性行业。

尽管这些行业存在很大的差别，但都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民生必需性。城市公用事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人们日常生活乃至维持生存以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经营者有广泛而公平地向其经营区域内的所有用户提供基本服务的义务，同时政府对提供城市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具有最终责任。

（2）自然垄断性。城市公用事业具有投资额大、投资回报期长、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大、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显著等特点，因此，从技术经济角度看，城市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性。所以城市公用事业不可能实现充分竞争，属于政府管制行业，但在可市场化的环节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竞争。

（3）网络性。许多城市公用事业具有生产、输送、销售等业务垂直一体化的特点。其中，网络输送业务是核心，许多产品只有通过物理网络才能进入消费领域。正是因为这个特征，拥有基础网络的厂商可能采取增加网络连接难度和成本的方法排挤新厂商，阻止新用户加入新企业拥有的网络。

（4）产品或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城市公用事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以定价，经济主体按照商业原则和实际需求作出生产或消费的决策和选择，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由私人部门来供给，但是城市公用事业提供的产品不是为特定对象服务，而是为大众服务，所以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不能完全根据市场机制定价，政府仍然会实行价格管制，保护广大居民消费者的利益。

（5）地域性。由于各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居民消费水平和城市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决定了各地城市公用事业具有较显著的地域性。

（6）产品或服务供给的连续性和消费的非均衡性。城市公用事业运营者必须按最大需求量来设计和建造生产、传输、分销设施，重视协调供给连续性和消费非均衡性之间的矛盾。

（7）产品或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作为城市基础设施行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不仅会相互促进这些行业的自身发展，而且为推动整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从而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此外，城市公用事业的某些活动也会产生负外部性。比如，如果缺乏适当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在生产燃气的过程中，会产生大气污染（仇保兴、王俊豪，2009；刘戒骄，2006）。

二 进入行为

根据高建设、王岩（2005）的观点，所谓进入行为，就是一个新企业在市场中开始生产和销售的行为。这里的新企业要么是一个全新建立的企业，要么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企业但要从事新的业务。企业进入行为可以分为地域转移和行业转移。通俗地讲，既包括对进入某一区域的战略选择，也包括对进入某一行业的选择。本书主要关注的是行业转移，即民营企业对是否进入以及以多大程度进入城市公用事业做出战略选择。有关企业进入行为的问题，更多的国内外学者都把目光聚焦在企业进入海外市场行为的研究（Root,1987; 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但无论企业是进入海外市场，还是进入国内市场，都会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方式，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的进入方式来描述企业的不同进入行为的。本书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进入行为转化为企业是否进入和进入时如何选择股权结构（进入程度）两个维度来进行研究。并将进入行为界定为民营企业拥有一定的股权并经营城市公用事业，为不同客户（包括工业用户和家庭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是否有经营权是衡量进入行为是否发生的标志，而拥有股权的多少用来衡量进入程度。关于进入程度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安德森和加蒂格农（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戴维森（Davidson,1980）根据进入者的控制程度，将企业进入行为分成三类：高度控制类型（如独资与多数股权）、中度控制类型（如均等股权与多元股权）和低度控制类型（如少数股权或授权等）。

本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企业进入程度依据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时所持有的股权多少划分为少数股权（股权小于50%）、同等股权（股权等于50%）和多数股权（股权大于50%）三种类型。因此，本书将企业进入行为的维度分为是否进入和进入程度。

三 企业家能力

对于企业家职能一直是一个存在很多争议的话题，因此，对企业家能力的内涵也从来没有统一的认识。学者们都是从各自所属的学科和研究问题出发，对企业家能力的内涵进行了各自角度的界定。虽然有明显差别，但是这些观点都认为，企业家能力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不同企业对于企业家核心能力的需求不同。第二，企业家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家发现机会、利用资源、获取资源等方面。也就是说，发现机会和利用资源是基础，获取资源是其本质，三者都应纳入企业家能力的界定中。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书归纳的企业家能力内涵更符合民营企业进入行为特征。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书对企业家能力内涵的界定是：企业家通过对不确定环境的敏感性，挖掘具有市场价值的机会，并利用关系资源和获取企业所需资源的一组创业能力束（见图1-1）。我们着重强调创业能力束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根据企业成长阶段不同，能力束可以分为创业能力束、守业能力束和展业能力束（贾生华，2004）。二是基于本书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我们主要关注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时企业家能力的需求，至于进入后的企业家能力需求不是本书的重点。而进入战略的重点在于是否进入和如何进入，不同于进入后基于职能管理的规范化运作，相对守业能力束和展业能力束，创业能力束的需求更迫切。

四 进入壁垒

贝恩（Bain,1956）认为，进入壁垒是指在位企业相对新进入企业所拥有的优势。施蒂格勒（Stigler,1968）认为，进入壁垒是指新企业寻求进入某一产业时必须承担的、高于产业中原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壁垒的研究重点从分析外生因素，如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行业利润和生产技术特点等，转向分析内生因素，如在位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以萨洛普（Salop,1979）为代表，他认为，原有企业的战略性壁垒是企业进入壁垒的主要来源。

为了体现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有利于识别现实中存在的进入壁垒，王俊豪（2008）将进入壁垒定义为，使进入者难以成功地进入一个产业、原有企业能够持续地获得超额利润和整个产业保持高集中度的因素。进一步地，龚军姣、王俊豪（2011）又提出，进入壁垒是指新企业进入某一行业时，企业家所感知的各种障碍。并根据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特点，阐述了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主要壁垒有经济性壁垒、制度性壁垒和原有企业战略性壁垒。本书完全同意龚军姣、王俊豪（2011）的观点，并采纳他们对进入壁垒的定义，即进入壁垒是指企业家在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过程中，自身所感知到的各种进入障碍，包括企业家感知的经济性、制度性和原有企业战略性壁垒三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