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美能源安全互动的总体约束
能源安全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合作既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与平台，但不得不受到中美总体关系发展演变的约束和冲击，这种双向互动形成了中美能源安全互动的一个基本特点。
1．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从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来看，控制战略资源和战略通道安全等能源利益是国家重要利益，根本上是从属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在能源安全领域，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冲突利益不断显现，中美能源安全关系受到两国关系总体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制约。
中美结构性矛盾主要指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与现有霸权国家美国必然发生的冲突，认为中国会走上传统大国的军事扩张之路。部分“中国威胁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必然会使中国与诸大国之间发生历史上霸权更迭的“权力转移”，进而打破现存的“权力金字塔”结构，这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将带来严重冲击和挑战。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的代表人物奥根斯基（A. Organski）认为，权力是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与行为模式。国际体系的稳定源自权力结构的稳定，新兴国家的崛起打破了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平衡。权力结构的稳定取决于相对权力与满意度之间的平衡，这两个解释变量的互动成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性因素。美籍印度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揭示，当代世界已经出现了第三次权力转移，世界权力结构摆脱了美国的主导和支配，进入了一个权力从民族国家向外转移的多元共治时代，后美国世界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主要特征是“他者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在“他者崛起”的后美国时代，权力正在从民族国家向形形色色的非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转移，权力变得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对美国而言，来自“中国崛起”的挑战虽然温和但却更加棘手，因为中国的挑战并非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展，而且还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与美国形成了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合作伙伴。
必须指出，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深层次的、扩散式的，彼此视对方为潜在对手的心态难以改变，误读和偏见的相互诱导牵制着不同领域共识互信的累积，中美关系很难因为相互依存程度的上升所弥合，也不会因短期内相互交流的频繁所能化解。随着中美力量结构的变化，防范、平衡、牵制、遏制“和平崛起”的中国会长期占据美国外交议程的前沿，制约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构性因素会进一步强化，其负面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把握彼此的心理期待，相互关照对方的核心利益，如何不断拓展两国关系的合作领域，有效管控两国关系的分歧与摩擦，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目前，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彼此重新审视的战略调适期，中国发展速度、国际战略选择和外交政策走向的调整，都可能使未来世界格局发生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因此，国际社会把中国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的溢出效应看作需要及时应对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全球利益和领导权的长期影响。美国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重组安全同盟体系，加紧实施防范和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对冲性战略”，要求中国在消除地区热点上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加速战略重心东移，并把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由无节制的对外扩张转向有限战略收缩与克制。这一态势的变化，恰恰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势崛起相向而行，使中美之间的博弈在亚太地区展示得尤为鲜明。
两国战略界对对方的深度疑虑如果不能有效化解，那么彼此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手的观念，将可能强化，进而使得中美对抗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能源安全既是中美两国合作的黏合剂，也有可能是两国冲突的导火线，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塑造着两国关系的未来导向。对于能源安全而言，两国在增加接触面和交汇点的同时，也增加了摩擦面和分歧点。美国将中国视为能源战略对手，认为中国石油需求量的猛增意味着中美两国在世界石油资源上的竞争会日趋激烈，并进而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与安全。
2．中美关系的竞争性依存
从中美博弈的内容来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相互依存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知识要素、人力要素等呈现全球性的流动和组合，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不断增强。中美在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两国已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互补性强，空间广阔，被誉为中美关系的“压仓石”或“稳定器”。巩固和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对构建两国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已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近年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从这个逻辑看，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对由于能源供应不足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担心，实际上正给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蒙上阴影。
3．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认知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定位于“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呈现“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的总体态势。2012年5月3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胡锦涛主席首次明确使用“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2013年6月初，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庄园会晤时，精辟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丰富内涵，全面阐述了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与奥巴马在中南海进行瀛台会晤，再次肯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定位。2015年9月，习近平成功进行美国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再次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总的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不可能走美苏关系（意识形态冲突、军事战略敌对、经济联系较少）的老路，也难以复制美欧、美日关系（社会制度相似、价值观念趋同、美国主导结盟）的模式，应该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发展模式、不同政治发展道路、军事实力不对称、经济相互依存加深条件下的新型关系。从实际力量对比看，两国力量发展态势的反差促使双方战略心理相应出现变异。中国则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彰显，美国战略自信下降、焦虑感上升。尤其美国把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看作其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内对华战略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强调中美合作可以实现双赢的实用派与主张中美合作仅限战术性的战略派两派力量的博弈，而且这两派力量的矛盾和分歧严重冲突难以消弭。虽然中美合作日益广泛，美国对华政策也日趋务实，但双方的合作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在标志中美实力的经济和军事要素差距日渐缩小、发展速度和主导能力开始逆转的格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充分地暴露出来。论调之一是坚持把中国看作“战略竞争者”，对华政策重在防范和遏制，扩大和炒作“中国威胁论”，敌视和抹黑中国的政治制度，阻挠和破坏中国海外投资，支持和纵容反华分裂势力，组建和操纵反华政治军事同盟；论调之二是把中国看作“利益攸关者”，对华政策强调接触和合作，主张接纳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把中国纳入国际制度和框架来规制中国的发展。在政界和学界，部分人士认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是敌非友”的关系将激发中美之间持续的争夺与冲突。短期的战略冲突即使因为两军关系的转圜和高层互动可以控制风险，但是这种相对长期的、深刻的战略竞争状态短期内将很难避免，在猜忌和防范的相互诱导下带来多重风险。
4．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磨合
美国力量独步天下，仍然是当今世界他国无法超越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已经远远不及以前，无论是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安全问题上，还是在国际反恐、防扩散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美国还需要中国的配合与支持。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拓展全球市场，还是参与国际制度，都无法绕过美国的影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首先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思维。自建交以来，中美利益关系广泛交织，特别是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已经形成深度的相互依赖，彼此难以承受发生严重冲突或剧烈对抗的代价。为了避免直接和间接武力对抗，需要中美两国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管控分歧与危机，加强交流与合作，避免出现危机和危机升级。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正确认识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由于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同，中美的国家利益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立足于中国本身，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国家安全、领土主权等问题；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互交织，更突出自己遍布全球的广泛利益与责任。由于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巨大差异，很难进行制度性合作。但是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在经济、安全、文化等不同领域具体议题上的合作，管控分歧，从而建立一种功能性合作关系。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能源安全与经济贸易、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多边合作等层次性合作和功能性对话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影响和塑造国际关系的新因素。总之，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共同推动着两国超越具体议题探索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