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背景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截至2010年11月1日，全国（大陆）农村人口仍有6.74亿，占总人口数的50.32%，能否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系列农村经济制度的变革，也是中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使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农村改革

20世纪的农村经济改革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营体制的变革，二是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家庭经营决策权与收益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与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快速增长。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40730.5万吨，比1978年增长33.6%，农业总产值达2380亿元（不含林牧渔业），比1978年增长1倍多。农村经济改革对1978～1984年农村产出的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变化构成产出增长的48.64%”，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粮食作物产量增长的影响为30%～50%，对农村产出的贡献率为46.89%。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重点转向流通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流通体制改革初期，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渐缩减派购品种，扩大农产品市场交易范围，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进入流通流域从事农产品交易活动。至1985年，国家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继续实行合同订购外，大部分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实行自由购销、多渠道经营。由此，市场主体开始多元化，农产品市场网络建设逐步完善，农民销售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选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增强。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公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促使政府改革原有的农村劳动力管理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多次发生变更，总的趋势是控制流动——允许流动——规范流动。由于劳动力管理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禁锢，农民获得择业与流动的自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从1984年的4000多万人增加到20世纪末的近1.4亿人，这为增加农民家庭收入开辟了新路径。

世纪之交，中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低潮，粮食价格持续跌落，粮食产量连年减产，尤为突出的是，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一度缓解的“三农”问题再次凸显。

针对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政府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改变通过索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的战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深化农村综合性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支持与保护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消农业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家庭既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也是缴纳农业税的主体。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急剧增加，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亟须调整。2000年，政府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政府又在部分地区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2005年，除河北、山东、云南3省外，全国（大陆）28个省份都已停止征收农业税。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税全面废止后，农民负担大幅减轻，与税费改革之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据统计，2006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约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0.3%。

二，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原有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农业剩余产品而存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难以为继，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严峻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做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其中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是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农合下，由政府向参合农民发放医疗补贴，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患病就医的经济负担。2007年，全国2451个县（市、区）建立了新农合，参合农民达7.3亿人，参合率为86.2%；新农合基金支出为346.6亿元，受益人次为4.5亿人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初在部分有条件的地区试行，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扩大了低保的覆盖面，享受低保待遇的农民人数快速增长，从2001年的304.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3451.9万人。

三，实行农业直补政策，完善农业补贴制度。2004年以来，政府相继推行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畜牧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政策，把部分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给农业经营者，引导农民改善经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把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任务。该建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纲领性文件，颁布后立即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并很快进入了实施阶段。

（二）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

在改革的推动下，1998～2010年，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

首先，农业产出大幅增长。1998～2010年，全国粮食产量从51229.5万吨增加到54647.7万吨，增长6.7%，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从24541.9亿元增加到69319.8亿元，增长近2倍。

其次，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迅速转变，非农产业增加值迅速增长，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92年，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达到7196亿元，占农村创造的GDP的份额超过了1/2，达到56.2%; 2006年，该增加值份额已超过了70%。与此同时，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增加，1992年农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依次为77.9%、13.6%、8.5%, 2006年则变为57.3%、20.5%、22.2%。

再次，有利于资源配置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形成。1985年政府用合同定购制取代统购派购制之后，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双轨制”时期，由国家定价的农产品减少到38种；1991年，国家定价的农产品进一步减少到9种。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发生深刻变化，政府调节价格的农产品种类越来越少，交易主体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农民依据市场传递的信息开展经营活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增强。除此之外，农村要素市场逐步发育，2005年，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为60.6%，其中，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为80%，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为52%，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为50%。

最后，农民收入增长。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在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后，综合性农村改革给予农民更多的实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98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2162元，2004年增加到2936.4元，2010年又增加到5919元，与1998年相比，2010年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约1.74倍。农民家庭消费结构也明显改变，恩格尔系数从1998年的53.4%下降到2010年的41.1%，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涨幅度大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上涨幅度，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1998年的2.51倍上升为2010年的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高于农村居民，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三）本书的主要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家庭的收支状况大为改观，农民家庭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的收入依旧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往有关农民收入的研究成果大多不能从历史变迁的宏大背景中把握所研究的问题，或者说，它们缺乏历史感，而历史感对于研究农村制度变迁下的农民家庭经济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农民家庭经济的变化，研究1997～2010年农民家庭收入与支出的变化，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①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民家庭收支的变化有着怎样的区域发展环境。②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③农民家庭收入与支出结构有哪些变化。④农民增收对农民家庭消费有什么影响。⑤农村改革以及惠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如何。⑥不同地区农民家庭收入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本书将无锡、保定农民家庭收支变化置于1998～2010年区域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时空中加以考察，以深刻揭示不同地区农民家庭收支变化的主要动因，加深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家庭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为政府决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