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诗本义新考
摘要：《青青河畔草》以青草起兴，隐喻思妇春情萌动，思妇之“梦”与“性”相关，暗示思妇期待丈夫早日归来欢会。“枯桑”源自《焦氏易林》，指思妇，注家或未明其源，或误以为指远行在外的良人。“谁肯相为言”句当从《艺文类聚》作“谁肯相与言”，源自《郑风·狡童》，暗含着思妇对“性”的期待，传达出思妇渴望良人早日归来与己欢会的心声。两者虽一字之差，而诗义判若霄壤。“客从远方来”所遗“双鲤鱼”不是用木头制成的鱼形书函，更不是可吃的真鱼，而是写在布帛上的鲤鱼形书信，是“配偶”的隐语。夫妻间的“尺素书”本身就秘而不宣地蕴含着思妇对良人情爱的期盼。
关键词：《青青河畔草》 春梦 枯桑 相与言 双鲤鱼
作者简介：冉魏华，男，贵州德江人，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发表论文《从汉代屈原论争看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等。
今存《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下引径言《青青河畔草》）最早见于《文选》卷二十七，未署名，题作“古辞”, 《乐府诗集》《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均曾引录，亦未署名，唯《玉台新咏》署名为蔡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古词：‘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伤良人流宕不归”
，认为诗歌主旨是思妇想念远行在外的丈夫，学界目为共识。该诗历来受到广泛重视，许多作品选均曾选录该诗。笔者认为尚有继续探讨的必要，遂不揣谫陋，名曰“新考”，不当之处，祈请方家、前辈批评指正。
为方便行文，引录全诗于下：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一 诗歌首八句以青草起兴，隐喻思妇春情萌动，思妇之“梦”与“性”相关，暗示思妇期待丈夫早日归来与己欢会
诗歌首四句，李善注云：“言良人行役，以春为期，期至不来，所以增思。”张铣云：“此谓自春而相思也。”笔者认为，李善注不得其解，而张铣谓“自春而相思”，亦未谙其中之故。古代战争多发生于秋冬季节，所以士兵一般以冬天为归期。最为人熟知者，莫如《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句，《小雅·出车》亦云“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李陵《答苏武书》），而此时正是南方秋收时节，因此胡人常在此时南下抢劫。《史记·匈奴列传》载降将中行说云：“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糱，令其量中……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在这种情况下，汉朝不得不屡次出兵抗击匈奴。也有某些将军主动出击以赎罪的情况。《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九》“汉孝和皇帝上·永元元年”载：“窦宪将征匈奴，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国家新遭大忧（引者按：指章帝新丧）……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可见，“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是有违常理的，遭到了正直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古代中原国家一般不在春天发动战争，盖源于“春生”之训，《礼记·月令》对此曾有详细记载，兹不赘述。因此，李善云“以春为期”与史实明显不符。这几句盖谓良人行役在外，以冬天为归期，但冬去春来，良人依然未归。此时万物孵萌，春水之畔青草蓬生，思妇睹物思情，春心萌动，期盼良人归来相会，竟至“夙昔梦见之”。汉乐府民歌中的同例之作较多。如《冉冉孤生竹》: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署名苏武的《留别妻一首》慨叹“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于是互勉“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均可见春草、春花与思妇之春思有关。但近年来出版的作品选却不作解释，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云：“植物少壮时的颜色。”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只解释“青青”云：“野草盛时的颜色，”野草盛时到底是春天还是夏天，说得较为模糊。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不注（按：上述三种作品选的影响较大，故本文举例以该三种为主，为方便行文，下文分别简称“北大注本”“朱注本”“袁注本”）。
诗歌接着写思妇梦见良人：“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大概由于该四句较易理解，注家关注甚少。笔者认为，该“梦”在诗歌中至为关键，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深刻理解全诗。
《尔雅·释训》云：“梦梦，
，乱也。”《说文》: “梦，不明也。从夕，瞢省声。”段注：“按故训释为乱，许云不明者，由不明而乱也。以其字从夕，故释为不明也，梦之本义为不明。”可见，“梦”之本义为不明，而《说文》以“不明”释“梦”，又云“瞢省声”，实质上“梦”与“瞢”相通。其区别盖在“梦”从夕、“瞢”从目。前者为自然界之不明，后者为视觉之不明。“梦”的本义为天色昏暗不明，但其今义，盖谓睡眠时脑海中呈现某一情景，而人睡眠需闭上眼睛，闭眼则不明，夜晚则目不明。可见，“梦”的《说文》义虽然与今义有一定关联，但区别较大。《列子·周宣王》云：“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神形所遇。”《康熙字典》释“梦”云：“觉之对，寐中所见事形也”, 《列子·黄帝》《康熙字典》所云正与“梦”的今义相符。我们将“青青河畔草”以下几句与《黄帝》篇及《康熙字典》进行比照，前者可谓后者的注脚：“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诗人触物兴怀，是为“昼想”; “昼想”不成，便“夙昔梦见之”，是为“夜梦”: “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
思妇为何要在春意盎然中梦见良人呢？弗洛伊德说“梦的元素本身并不重要，他们不是梦者原有的思想，只是一种替代。梦的本意则如同隐藏在过失背后的意图”，思妇“梦见在我旁”只是一种替代，而其本意则含有期盼丈夫早日归来与己欢会的意图。梦与性的关系，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曾作过比较深入的探究，兹不赘述。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梦与性相关的大量例证。《左传·宣公三年》: “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兰。”所谓“御”，正是君王与女子交欢之隐语。《礼记·月令》: “（仲春之月）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蔡邕《独断》: “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宋玉《高唐赋》所载楚怀王与巫山神女交欢之事有着非常明显的性隐喻。如“春”与“梦”合成“春梦”，则直接与“性”相关。白居易《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王汝弼先生认为本词主题是咏官妓，李正光先生则认为追忆的是“和一个美丽女子邂逅欢会的情景”。宋代张先曾仿照该词作《御街行》，写男女欢会之事，说明张先深谙其中寓意。杨慎云：“白乐天之词……予独爱其《花非花》一首……盖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花非花，雾非雾’，虽《高唐》、《洛神》，奇丽不及也。”杨氏认为《高唐》《洛神》不及《花非花》“奇丽”，有夸大后者之嫌，但明确将三者进行比较，而《高唐》《神女》均写邂逅女子之事，因此至少在杨慎看来，白氏《花非花》亦为邂逅女子之作。因此，《花非花》中的“春梦”，其性隐喻自不待言。岑参《春梦》: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学界或认为“通过春夜梦游，反映好友间的深切思念”，或认为“如非思友，便是忆内之作”。笔者认为，该诗追忆的是与某位女子的密约之欢。理由有三：其一，古人为诗以念好友，常于其标题中明言其人，考今存《岑参集》目录即可洞见。但本诗在《文苑英华》中也仅题作“春夜所思”，并未标明友人姓名。其二，“洞房”，明抄本、吴校本作“洞庭”，陈铁民、侯忠义二先生校注云：“疑涉下句 ‘湘江水’而误。”此说可信，但其释为“深屋”则不合诗歌本意，或者未明白诗人是以当前居住之深屋象征曾经与女子欢会的幽闭场所。司马相如《子虚赋》: “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窔洞房。”颜师古注“岩突洞房”云：“于岩穴底为室，若龟突然，潜通台上。”又，《广雅》: “洞，深也。”这大概就是注家释为“深屋”的依据所在。今考诸文献，“洞房”盖出自《楚辞·招魂》: “姱容修态，
洞房些。”王逸云：“房，室也。言复有美好之女，其貌姱好，多意长智，群聚罗列，竟识洞达，满于房室也。”审读《招魂》可知，这个“洞房”已具有“两性合欢场所”的意蕴。唐诗中，颇有用“洞房”指代男女合欢之处所者。如乔知之《倡女行》: “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喧洞房”等。其三，“遥忆美人”，明抄本、吴校本、《全唐诗》作“故人尚隔”，陈铁民、侯忠义二先生引范成大诗《湘阴桥口市别游子明》，校注云：“疑 ‘故人尚隔’系后人所改”，可见岑参诗原作“遥忆美人”，而其主旨正是“遥忆美人”。这“美人”可能是某位与作者欢会过的湘江美人，作者身处北方寓所，春日夜风拂来，荡起绵绵情思，曾经的欢会化作枕上春梦，越过关山万重，直抵江南。《红楼梦》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 “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是梦与性关联的直接证据。可见，梦尤其是春梦与性之间的关系紧密，以此言之，《青青河畔草》可谓思妇怀念良人的春梦诗。笔者言之，旨在佐证下文名曰“新考”耳。
二 “枯桑”源自《焦氏易林》，指思妇。“谁肯相为言”当从《艺文类聚》作“谁肯相与言”，源自《郑风·狡童》，暗含着思妇对“性”的期待
“枯桑知天风”以下四句，李善注云：“枯桑无枝，尚知天风；海水广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岂不离风寒之故乎？但人入门，咸各自媚，谁肯为言乎？皆不能为言也。”李周翰注云：“知谓岂知也。枯桑无枝叶，则不知天风；海水不凝冻，则不知天寒，喻妇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虽有亲戚之家，皆入门而自爱，谁肯相为访问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禄之士，各自保己，以为娱游，不能荐于贤才。”
李周翰“亦喻朝廷食禄之士”云云，牵强附会，断不可取。但二李之说各有可取之处，可惜均未明白为诗者初衷。先说“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二句。李善云“枯桑无枝，尚知天风；海水广大，尚知天寒”较允，但“君子行役”一句，将枯桑比作行役之君子则不可。李周翰解“知”为“岂知”，盖谓本句为反问，是说枯桑不知天风，海水不知天寒。但枯桑本谓冬天枯败之桑，谓其不知天风则与诗意明显不符。其下文云“喻妇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可知李周翰已经明白诗歌以枯桑喻妇人，则较为允当。近年来，各注本大多不离二李所云，如北大注本引闻一多先生云：“‘枯桑’喻夫”，朱注本云：“无叶的枯桑也能感到风吹，不冻的海水也能感到天寒，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独凄、相思之苦吗？”袁注本云：“枯桑无枝，也对起风有所感知；大海虽然不会结冰，但是也知道天气变得寒冷。那些奔波在外的人，怎能不遭受风寒之苦呢？”可见，朱注本认为枯桑、海水指代“我”，即思妇，而北大注本、袁注本则认为枯桑、海水指代奔波在外的“良人”。李周翰、朱注本虽已知晓诗歌以枯桑比喻妇人，可惜未解其中之故，而李善注、北大注本、袁注本认为枯桑指行役在外的丈夫，则明显有待商榷。
考诸史籍，“枯桑”当源自《焦氏易林》。《焦氏易林·观·家人》:“冬桑枯槁，当风失道。蒙被尘埃，左右劳苦。”王政先生释云：“一树华叶凋零，女子红颜衰去，不能再得男夫的恩泽，索居孤伤，悲苦难言；或者夫丧失路，独持门户，操劳不已，自叹犹似冬天的枯桑。”“冬桑”即“枯桑”，暗喻韶华不再、失去夫宠的妇女，与《卫风·氓》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比喻女子年长色衰同。《观·睽》云：“过时不行，妄逐王公。老女无夫，不安其居。” “冬桑枯槁”正与“老女无夫”互为表里。又，《履·震》: “本根不固，华叶落去。更为孤妪，不得相视”，用花叶凋谢的“本根”暗喻“孤妪”。《大有·大过》: “枯树无枝，与子分离，饥寒莫养，独立哀悲”，以无枝可荫的枯树比喻失去子女赡养的母亲。
古籍中屡有圣贤降生于桑之事。《列子·天瑞》: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吕氏春秋·本味》也具体记载了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所谓“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实为上古群婚之遗留。《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郭璞注：“言其人直思感而气通，无配合而生子。此庄生所谓白鹄相视，眸子不运而感风化也。”“无配合而生子”，正是上古群婚社会中女子与男子自由性交的产物。《孔子世家》云“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史记索引》《史记正义》为孔子讳，迂曲作解，学界已辨其妄。此处之“野合”正是野外结合之意，今人辨之甚详，其野合之处就是桑林。《史记正义》虽迂曲作解，但其所引《括地志》透露了重要信息：“女陵山在曲阜县南二十八里，干宝《三日纪》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窦，在鲁南山之空窦中’。”可见，“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一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桑树与女性的生育密切相关，因而也指女性。后世文献中还遗留着用“空桑”指非父母亲生、来历不明者。如《旧唐书·傅奕传》: “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宋濂《金华张氏先祀记》: “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于祖者？”
桑林是圣贤的降生之地，也是男女自由欢会之所。《诗经》描写男女在桑林中野合欢会之例很多，如《鄘风·桑中》《小雅·隰桑》《魏风·十亩之间》《魏风·汾沮洳》等。《墨子·明鬼》: “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所属而观也。”《汉书·地理志下》: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男女桑林之欢逐渐演化出《秋胡戏妻》《陌上桑》等采桑女故事。枯桑、空桑、桑林均与女性或两性交合有关。《诗经》中还有“女桑”, 《豳风·七月》: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郑玄笺：“女桑，少枝长条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朱熹《诗集传》: “取叶存条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条取，故取其叶而存其条，猗猗然尔。”春和景明之时，桑树长出柔嫩的枝条，远扬于树梢，采桑女不能采摘，故取彼斧斨以伐之。枚乘《七发》: “女桑河柳，素叶紫茎。”“女桑”与“河柳”并列，沐于春风，素叶紫茎，生气勃发。因此，女桑即春天长出不久的嫩枝，与“冬桑”“枯桑”恰好相反。
总之，《青青河畔草》中的“枯桑”一词当源自《焦氏易林》，暗喻不得夫君润泽的思妇，李善注、袁注本及其他认为指行役在外的丈夫的说法都不尽准确。
接下来谈“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句。李善云“但人入门，咸各自媚，谁肯为言乎？皆不能为言也”，李周翰云“虽有亲戚之家，皆入门而自爱，谁肯相为访问而言者乎？”按照二李之说，此二句意谓别人各自回家相互亲爱，谁能告诉我丈夫的信息呢？近年来注家在理解到底是谁“入门各自媚”时颇有歧义，如北大注本云：“‘入门’犹言 ‘回家’，主语是指从远方归来的其他的人。”朱注本云：“以上两句说，从远方回家的邻人，各爱自家的人，有谁肯替我捎个信儿呢？”袁注本云：“各人都只是关爱自己喜欢的人，谁肯为我捎去思念呢？”笔者认为，当从李善之说，这“入门”之人非专指从远方归来的邻居，而是泛指邻居。清人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云：“人无别离，入门各自为悦耳，岂知怀远之苦，不可与之言哉。”王氏此解最得诗歌要义，只可惜其未知“不肯相为言”的深刻含义。
前贤对“言”字曾下过不少功夫，如清人胡绍煐《文选笺证》引王念孙云：“言即问也，谓谁肯相为问也。《尔雅》曰：‘讯，言也’。《广雅》曰：‘言，问也’……皆古人谓问为言之证。”胡绍煐引王念孙训“言”为“问”，实质上是申明李善、李周翰之说，朱注本、袁注本均袭此解。笔者认为，前贤训“言”为“问”，从文字训诂本身来看，可谓确解，但仍未明白“相为言”的隐喻义，理由如下。
《艺文类聚》四一《乐部一·论乐》引此句时作“谁肯相与言”，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其上句为“入门各自媚”，思妇艳羡邻居入门恩爱，于是自语“谁肯与我说说话呢”，因而《艺文类聚》所引契合古诗的对偶、互文原则，作“相为言”则背离诗歌本义。这两句本为对举，一句言人，一句言己，若理解为捎信，可能涉下句“客从远方来”而误，较之“与我说说话”很不妥当。
思妇为何自语“谁肯相与言”呢？笔者认为其中蕴含更深寓意。考镜源流，“谁肯相与言”当源自《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谁肯相与言”与“不与我言”，极其神似。如果单以此条作证，似属巧合。但本诗还有化用《诗经》其他篇目者，如下句“呼儿烹鲤鱼”,“烹鲤鱼”显系化用《桧风·匪风》 “谁能烹鱼”句。清人胡绍煐云：“此即《桧·匪风》 ‘谁能烹鱼’，以兴怀我好音之意，故古诗借以为喻。”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亦云：“《诗·桧风》: ‘谁能烹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烹鱼得书，古辞借以为喻。”两者所指相同。
无独有偶，汉乐府民歌中，同属古辞的《枯鱼过河泣》也化用《诗经》。该诗云：“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
，相教慎出入。”诗歌化用《诗经》者有二：其一，《王风·中谷有蓷》: “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故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引用《王风·中谷有蓷》作解，可谓正解。其二，《诗经》中有三处“鲂”、“
”连用，分别见于《齐风·敝笱》《小雅·采绿》《大雅·韩奕》，且均与两性有关，“鲂”字单独出现五处，分别见于《周南·汝坟》《齐风·敝笱》《陈风·衡门》《豳风·九罭》《小雅·鱼丽》，是两性的隐语，“
”则没有单独出现的情况注1。《枯鱼过河泣》中的“鲂
”与《诗经》中的“鲂
”有关。将《枯鱼过河泣》与《中谷有蓷》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两诗的主旨亦同。学者普遍认为《王风·中谷有蓷》是弃妇的哀念之辞，则《枯鱼过河泣》一诗，弃妇自比枯鱼，劝诫其他女子（“鲂
”）慎重对待婚姻（“相教慎出入”），与《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异曲同工。因此，笔者认为《青青河畔草》化用《诗经》，不管从诗歌本身来说，还是其他例证，都有较为充实的文献依据。
注1 叶修成、梁葆莉：《〈诗经〉中“鲂”“
”索解》，《汉字文化》2007年第5期。
此处需要顺便说明一点，《枯鱼过河泣》中弃妇自比枯鱼，则以水比男，后文所引《管子·小问》中的宁戚“浩浩”“育育”之叹，育育为鱼，为女，浩浩为水，为男，恰好可证本文前面云“枯桑”指思妇，“海水”指行役在外的良人，所言不舛。后世以红颜祸水指代女性，可能是对水意蕴的扭曲和变异，对此问题，或有深究的必要（或许，“红颜”“祸水”非并列关系，而是动宾结构，水为宾语。从古代诗歌的水意象、河意象如牛郎织女故事等方面深究之，或许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此姑不表）。
《狡童》之旨，《毛诗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后世多不取。朱熹《诗集传》云：“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言悦己者众，子虽见绝，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朱熹所云虽不尽合诗本义，但其解为淫诗，实质上就是情诗，却是一大发明。
闻一多先生《诗经通义》云：“古谓性的行为曰食，性欲未满足时之生理状态曰饥，既满足后曰饱”，其《风诗类钞甲》云：“饮食是性交的象征廋语”，认为《郑风·狡童》中的“食”即是性交的隐语。与其相同者还有：
中心好之，曷饮食之。（《唐风·有杕之杜》）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王风·丘中有麻》）
朝食与株。（《陈风·株林》）
张启成先生引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云：“在一切社会中人们都认为性关系与饮食之间存在着类似性。但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可占据吃者和被吃者的地位。”但张先生认为《狡童》中的“饮食”未必为隐语。笔者认为，诚然，我们不能将《诗经》中的“食”与“饮食”一概理解为隐语，但此处言狡童“不与我言”“不与我食”，导致女子“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程度逐层加深，正是隐语。孙作云先生云：“（《狡童》）是女子向男子挑逗之语，也是谑词。”同在《郑风》的《山有扶苏》也写了“狡童”: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褰裳》写道“狂童”: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山有扶苏》《褰裳》同被朱熹定为“女惑男之词”，现在一般认为两者均为情诗，因此，作为“淫诗”的《狡童》，实质上委婉传达出女子希望与男子交流（与我言）、进而与之发生性关系（与我食）的渴望。抛开朱熹作为理学家的立场不论，《狡童》被其斥为“女惑男之词”，实为正解。因此，源出于《狡童》的《青青河畔草》“谁肯相与言”一句，实亦隐喻着思妇期待良人早日归来与己欢会的焦渴心态, “相与言”是诗歌之表象义，“相与食”则是诗歌之隐喻义。我们可从同题为《青青河畔草》的诸篇诗作中找到旁证。如署名为牧乘《杂诗九首》其五《青青河畔草》云：“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空床难独守”是“荡子行不归”所导致的。荀昶《拟青青河畔草》云思妇“精爽通寤寐”“寤寐衾帏同，忽觉在他邦”，不管是清醒还是睡着，都渴望与良人“衾帏同”。因此，思妇目睹河畔春草正青，邻人自爱，自比枯桑，渴盼良人早日归来。
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尤其是运用文化人类学对《诗经》中的性欲观开展研究，诚如时贤所说：“与男女不沾边的诗，都认为是与性行为有关的诗。凡诗提到的 ‘食’ 字、‘饥’ 字的，都被释为性行为或性反映”，存在着绝对化的倾向。但结合《青青河畔草》《枯鱼过河泣》等诗化用《诗经》来看，闻先生的说法有其合理性。
另外补充说明一点，载于《史记·宋微子世家》的相传为箕子过殷墟时所作《麦秀歌》亦言及狡童：“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学界一般据《史记》说乃箕子“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而作。笔者认为此歌恐非箕子所作，或者即使为箕子所作，亦非表达悯伤殷墟之情，因为“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与其悯伤殷墟毫无关系。“不与我好兮”, 《尚书大传》作“不我好仇”，而“逑”“仇”互通，如《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郑玄笺云：“怨偶曰仇。”因此，不管《史记》作“不与我好兮”也好，《尚书大传》作“不我好仇”也罢，其本义恐与《关雎》相同，因而《麦秀歌》很可能也是和《郑风·狡童》同类的情诗，而被司马迁误解为寄寓黍离之悲的作品。笔者言此，未敢定论，聊作抛砖引玉耳。
三 “双鲤鱼”指写在布帛上的鲤鱼形书信，隐喻“配偶”，不是用木头制成的鱼形书函，更不是可吃的真鱼。“尺素书”本身就秘而不宣地蕴含着思妇对良人情爱的渴望
对诗歌的末八句，学界主要讨论“双鲤鱼”，而忽视了夫妻之间“尺素书”的隐秘性。对于“双鲤鱼”，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指用木头刻成鱼形的信函，如朱注本云：“双鲤鱼，放书信的函，用两块木板做成，一底一盖，刻作鱼形。”袁注本云：“双鲤鱼，指信函。古代书信夹在两片鱼形的木牍中，用泥封住。”一指真鲤鱼，如六臣之一的吕向云：“遗我双鲤鱼者，深隐之物，不令满泄之意耳，命家童杀而开之，遂得夫书也。”今人杨皑也持类似观点。笔者认为，考察“双鲤鱼”，应以古人的模拟之做作横向的比较，还需考察夫妻间“尺素书”的文体特征。
先谈古人拟作。考诸《玉台新咏》，明显与“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相似者有如下数篇：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卷一《古诗八首》其四）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上尔。（卷一《古诗八首》其五）
客从北方来，遗我端弋绨。命仆开弋缔，中有隐起珪。（卷四荀昶《拟青青河畔草》）
客从远方来，赠我鹄文绫。贮以相思箧，缄以同心绳。（卷四谢惠连《代古》）
客从远方来，赠我漆鸣琴。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卷四鲍令辉《拟客从远方来》）
第一句的“书札”，明显指书信。李善注引《说文》曰：“札，牒也。”张铣注曰：“札，笔也，谓书也。” “绮”，李善注引《说文》曰：“绮，文缯也”，五臣无注。“绨”，清吴兆宜注引《汉书·文帝纪》: “赞曰： ‘身衣弋绨’”，又引颜师古注，云：“弋，黑色也。绨，厚缯。”“绫”，吴兆宜云：“《晋·卢志传》: ‘帝赐志鹤绫袍一领’。鹄、鹤通用。按：《说文》：东齐谓布帛之细者为绫。”“漆鸣琴”，吴兆宜无注。笔者按：《韩非子·说林下》: “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吾好佩，此人遗我玉环’”，可见“鸣琴”即为琴。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喜欢援琴入诗，据周唯一先生统计，此时期有73人近160多首诗曾出现琴及与琴相关的诗句，或整首诗歌对琴加以歌咏。
可见，第一句指书信，第二、三、四句均指布帛。古代书信一般写在布帛上，因而前四句实质上都与布帛有关，第五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常出现的琴意象，因与其他四句迥异，不作讨论。拟作大多用布帛指代书信，因而“双鲤鱼”也当与布帛有关。（唐）李冶《结素鱼贻友人》: “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唐人去古未远，明言将尺素结为双鲤鱼状，并未言及木头或者真鱼。胡绍煐《文选笺证》卷二十三引杨慎《丹铅余录·古乐府》: “素尺如残雪，结成双鲤鱼”，云：“据此，知古人尺素结为鲤鱼形也，下云烹鱼得书亦譬况言之。”从诗人拟作及胡绍煐所云可知，“客从远方来”所遗之双鲤鱼，是写在布帛上的、被结成鲤鱼形的书信。我们从拟作中找不到用木头制成鱼形书函的证据，因而朱注本、袁注本均不能成立，而理解为可吃的真鱼则更不可从。
再谈夫妻间“尺素书”的特点。尺素，与尺简、尺牍、尺书、尺纸、尺翰、尺锦等本义相同，均指书信。所不同者，材料异耳，盖尺简用竹，尺牍用木，尺素、尺锦用绢，尺书、尺纸、尺翰用纸。尺素是彼此间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载体，其目的仅在你知我知，不具有公开性，而夫妻间的燕语呢喃更不宜为外人道也。赵树功先生《中国尺牍文学史》引明代王思任《陈学士尺牍引》云：“有期期乞乞，舌短心长，不能言而言之以尺牍者；有忞忞昧昧，暌违匆遽，不得言而言之以尺牍者；有几几格格，意锐面难，不可以言而言之以尺牍者。”王氏虽不是专论男女间的尺牍，但正阐明了尺素书的情感的具体指向性和隐秘性。赵先生云：“很多爱的语言，见面后难以启齿，或者即令是启齿了也颠三倒四，远没有以尺牍表达得有条理、热烈、稳妥。拿性这个话题作例子，中国古代的传统礼教，使青年男女在公共场合对此讳莫如深；但食色性也，谁也不能超凡，于是就有了不少在写给情人尺牍中有关性的象征性语言。”赵先生以约翰·葛瑞的性学著作《共枕》为例，介绍一位男士在情书中细致描绘了对情人的性渴望，又不无遗憾地说：“由于传统不一样，我还没在中国的尺牍中发现这样高唱性赞歌的求爱信。”其实，《青青河畔草》正是赵先生所谓高唱性赞歌的作品，只是因含蓄蕴藉而不易被察觉罢了。
这书信何以结成双鲤鱼的形状，且“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呢？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一文中论证《诗经》中的鱼是“匹偶”或“情侣”的隐语，而打鱼、钓鱼隐喻求偶，烹鱼、吃鱼隐喻合欢或结配。笔者认为，《青青河畔草》中的“双鲤鱼”也是“匹偶”的隐语。为更能直观说明，兹将闻先生所举例子列出一条：
《管子·小问》：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宁戚应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虑之。婢子曰：“公何虑？”管仲曰：“……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育育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家室，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
《管子·小问》篇所引之《诗》不见于今本《诗经》，刘向《列女传》卷六《辩通传》曾载本诗，清人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云：“古有《白水》之诗，逸诗也。”结合《小问》篇及刘向、王照圆等家所说，可知该诗即使不是《诗经》逸诗，但确为先秦古诗。尹知章注云：“水浩浩然盛大，鱼育育然相与而游其中，喻时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中，宁戚有伉俪之思，故陈此诗以见意。”尹氏所云实为确解，宁戚引诗暗示自己尚未婚配，因而这“鱼”正是配偶的隐语，今俚语“鱼水之欢”形容男女两情相悦，实为上古隐语的遗留。前引《枯鱼过河泣》，弃妇以“枯鱼”自喻，以“鲂
”比喻其他女子，亦可为闻先生所云提供佐证。“书函何以要刻成鱼形呢，我从前没有说明，现在才恍然大悟，那是象征爱情的”。因此，“双鲤鱼”象征着思妇和良人之间的爱情。明乎此，各注家释“呼儿烹鲤鱼”句，均未明白其中的真实意蕴。如朱注本云：“指打开书函。‘烹’本作 ‘煮’讲，用在这里是为了造语生动。”诗人不说打开书函，而说“烹”，就不仅仅是“造语生动”了，其隐含的意义是：思妇期待良人早日归来与己合欢。
思妇因期待良人早日归来与己欢会之心甚炽，故急切地“长跪读素书”，但书中只见“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未见归期。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引吴伯其曰：“长跪是重之至，望之深也。‘竟何如’，大失望也。书中绝不道及相见之期，复何望哉！”深谙诗人之旨。“上有加餐食”，大概正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思妇劝勉自己“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异曲而同工。其区别在于《行行重行行》中“与君生别离”后“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而本诗中的夫妻俩虽“辗转不可见”，但情投意合，恩爱绵绵，良人不忘安慰思妇“加餐食”，并勉励“长相忆”。当然，如按照闻一多先生释“吃鱼”的思路，则“上有加餐食”的隐藏意义是：夫妻俩相见后增加云雨欢会之次数。从心理机制方面考察，实为夫妻久别重逢后的补偿，如此解释，似已过甚，然通览全诗，也不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