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旧文化资本的竞争

1895年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说，这一事件是科场场域的转折点。首先，这种上书行动本身就是史无先例的。当年参加会试的举人有3000—5000人，而参加上书的就达1300多人，占了总人数的约四分之一。而这样公开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又发生在科场的最高层次——会试的过程中，它意味着一时竟有那么多举子甘冒丢科名、犯龙颜的风险。其次，这次集体上书内容的尖锐性是前所未有的：它明确、系统地提出要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创设报馆与引介西学。虽说西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在沿海地带生长出来了，但它正式进入科场场域还是自此始。

1895年的甲午战败震动了整个士林，而对湖南士绅来说这种痛苦更是别具滋味，因为湘军无敌的神话也由此破灭。痛定思痛，湖南固有的倨傲强悍之气使其从排外守旧中心激变为变革求新中心。湖南士绅既是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又是随后维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当新兴的维新在京、沪受阻时，素以“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自期的湖南就成了维新的中心，新式学堂的发展正是维新的要务。

1895年，谭嗣同在浏阳开始筹办算学格致馆，以介绍西洋科技知识为旨。次年，湘乡士绅开办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法，分设算学、格致、方言与商务四斋。1897年，在谭嗣同、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的努力下，在算学社基础上正式开办了算学馆。湖南在学堂建设上的突出成就是1897年10月时务学堂在长沙的创办。它是在上层士绅诸如王先谦、熊希龄与省级官员诸如陈宝箴、黄遵宪的一致支持下的结果，后来又请进梁启超、韩文举等一批粤籍学人，使其成了名闻中外、专门培养新式人才的学堂。时务学堂创设后，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他们纷纷改革书院章程。最让人瞩目的是，千年书院——岳麓书院也“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甚至还开设了外语。

西学作为新文化资源在进入湖南初始所获的一致支持是因扣合在士绅暂时的危机共识与湘学的经世指向上。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与科场场域里占据正统地位的旧文化资本相冲撞。事实上，它们必然为争取自己的文化霸权而展开曼海姆所说的“原子式竞争”（atomistic competition）。这种竞争先后在两个层面展开。

1．书院与学堂的正统之争：1895—1901年

在科场场域中，书院从总的来说既是从属于科场的，又有某些自主性。湖南书院与学堂的斗争有双重性质：它既是科场与学堂争夺（总体）文化霸权的前哨战，又是湖湘文化与西学争夺“区域文化霸权”的遭遇战。其中，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的斗争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岳麓书院有“千年学府”之称，是科场与湘学共同参与形塑的湖南教育重镇。时务学堂秉新锐之气，是维新时期所树的教育范本。它们有过和谐相处的时期：不仅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曾领衔倡办时务学堂，使学堂吸取了书院教法之长，而且书院本身也进行了改章。实学曾使二者相互吸引、接近。但自梁启超1897年11月到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后，岳麓与时务的矛盾便日渐上升。他们之间的争斗分为四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围绕时务课艺展开。梁启超等人所倡的民权之说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反感，此时流言四起，纷争渐生。第二个回合围绕岳麓官课展开。巡抚陈宝箴曾允书院官课不出八股时文题，后不到半月又改口从旧。前者使旧派不悦，后者让新派愤慨，陈宝箴夹在了两派相争的中间。第三个回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岳麓书院宾凤阳等八名学生联名上书王先谦，对时务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王先谦即联络了九名士绅，递了份《湘绅公呈》给陈宝箴，要求严加整顿时务。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熊希龄也联络了一批人，上书公恳整顿书院，并在《湘报》上力驳王先谦等人。第四个回合达到了高潮。王先谦等人商定了“守道辟邪”的《湘省公约》，后又发生了岳麓学生以揭贴攻击时务的“飞诬揭贴”事件。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岳麓的大获全胜：梁启超离湘，皮锡瑞出走，熊希龄被罢，韩文举被辞。1898年，曾支持时务的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先后去职，时务学堂被改为求实书院。

对这次斗争颇具代表性的阐释有两种：一是认为此系民权与专制之争；一是认为此系湖湘与岭南的儒学地域文化之争。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见地，但并不够恰切。实际上，岳麓与时务之争是其分别所代表的旧文化资本与新文化资源之争。斗争的焦点是在教育场域里旧文化资本能否保持垄断地位，而新文化资源能否力争获得制度性的支持，成长为新的文化资本。一个是要维系教育场域的正统，另一个则是要打破这个正统。这其实是新文化资源步步紧逼的结果：当西学以往尚被限制在沿海地带时，它力争从边缘突破到中心来；而当它终于进入到科场场域中心地带时，它又要力争新的正统地位。

从这次斗争的表面结果看，似乎是书院最后成功地压制住了学堂的挑战，时务学堂于1898年被迫改为求实书院，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尽管这次争斗中新文化资源并未转化为文化资本，但科场场域内的正统在斗争中已经发生了位移。用张灏的话来说，戊戌的两大遗产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意识时代和诞生出一个新兴的文化集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三十年前洋务初兴、同文馆开办时的情形。当年，清议派以其咄咄逼人之势使洋务派不得不左顾右盼，夹着尾巴做人。郭嵩焘不就是因其一部客观反映“夷狄”情况的游记便成为千夫所指吗？而在这次争端中，康、梁之民权说虽被斥为妖孽，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却在无形间被簇拥成新的正统，清流则基本上退出了话语的争辩空间。按布迪厄的看法，在话语争辩构成的意见域背后尚有一个未经质疑的空间，这即信念域（doxa）。在中国的科场场域上，所谓信念域即士绅惯习。我们可以1895年为界作这样一个对比的图示：

由图1-1可知，尽管书院与学堂尚未使士绅惯习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但在意见域里的正统话语已经发生了位移，新的话语开始进入了科场。如在1897—1898年的湖湘地区府、州、县试上已出现了这样的试题：“伸民权可以尊君权说”“日本变政本末考”“泰西议院学校相为表里说”“罢谏官设议院议”“穷则变，变则通”。

2．学堂与科场的竞争：1901—1905年

新文化资源与旧文化资本第二个层面的斗争，是在学堂与科场之间从1901年开始展开的正面交锋。1901年的新政与维新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皇权元场域里自上而下推进的资本再分配。但就承担着社会结构再生产功能的科场场域来说，却有着前后迥异的结果：维新悲惨地夭折；而新政竟在几年内导致了科场场域的衰败。细究起来，就可以看到维新与新政发生时社会条件的巨大差别：维新是在国家权力场域呈现出慈禧/光绪二元格局下发生的，而新政时的国家权力已复归到传统的一元格局中了；维新是在甲午战争刚开始瓦解传统士大夫的正统共识时发生的，而新政时期，经过书院—学堂之争后，新的正统共识已然确立；维新面对的主要刺激是一个所谓“蕞尔小邦”的日本在身边的崛起，而新政面对的主要威胁是通过庚子蒙难感受到的整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

从新政的最初制度设计看，并未打算断然废除科举。但鉴于急需造就新式人才，清廷同意迅速将西学接纳为科场场域里的新文化资本。两种文化资本并存竞争的后果，却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1）新文化资源被接纳为新文化资本

1901年1月，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新政由此揭幕。教育因其直接关涉人才培植而成为新政重心所系。在此过程中，张之洞虽然身在地方（1907年前），却因其《劝学篇》而具备了全国性的影响力，他与刘坤一合上的“江楚会奏变法”实际上成为新政教育改革的实施纲领。

从1901年6月诏令举行经济特科到1905年3月正式废止科举前，清廷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其基本思路是在尚不立刻触动旧文化资本的前提下，将西学通过新式学堂与派遣留学两途接纳为新的文化资本。给学堂及游学以所谓“出身奖励”，实际上就是一个合法性赋予的过程。而废八股试策论、另开经济特科则是在旧文化资本中渗进了新的文化资源。1903年，由张之洞参与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正式颁布施行——它标志着学堂被赋予了完全的合法性。

维新时期的教育是微调，以别立几所新学堂为标本来带动书院的改课；而新政时期的教育是剧变，书院改学堂，变成接纳新文化资源的方便之门。1901年9月的上谕即称“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在湖南，我们看到了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之争的延续及决然不同的结果。戊戌政变后上台的湘抚俞廉三先采取了一个保存与改设并行的办法。他将由时务学堂演变而来的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后来又遵旨降其为高等学堂）；同时又保留岳麓等书院，只是“分斋设额，课以经忠及各国国书”。赵尔巽1903年接任湖南巡抚后又将原来的高等学堂改为农工商矿实业学堂，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至此，岳麓与时务以汇流为高等学堂为告终。虽说王先谦在赵离任后又另建起一个规模颇大的岳麓景贤堂，但那不过是在书院大势已去时的回光返照罢了。

为解决学堂师资，1902年由湖南官府选派俞诰庆、仇毅等11名举贡生赴日游学。次年，省师范馆创设，王先谦为馆长。1904年湖南分路办师范：中路师范设在湖南三大书院之一的城南书院，西路师范设在常德，南路师范设在衡阳。在办官办学堂的同时，民间也积极筹资办学。1903年由龙璋等人办起后来名闻四海的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同年还有修业、隐储等学堂开办。此外，龙璋等人还尝试办过女校。虽然受挫，却为日后周宗纯创办周氏女塾开辟了道路。到1905年，湖南全省已有学堂227所，学生多达10232人。与此同时，留学在湖南也蔚然成风。到1904年10月止，2852名留日生中就有401名湖南人，占其中的14%。

（2）学堂与科场的“原子式竞争”

新文化资本被接纳进科场场域后，传统士绅对科场场域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但旧文化资本又尚未丧失其合法性，因而，两种文化资本必然为争取自己的文化霸权而展开竞争。在竞争中，新文化资本的竞争方略是堵路与断根。所谓“堵路”，是指原来“取士必由学校出身者”，而今新式学堂已取代了旧式官学及书院的合法地位，使科名之源渐致干涸。所谓“断根”，是指新政伊始便立罢武科、骤废八股，而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所奏九年内减尽科举中额也获钦准——这表明科举之废只是迟早之事。另一方面，旧文化资本以其强大的士绅惯习为支援还占据着科场场域的主阵地。旧文化资本凭其优势地位开展的是总体阵地战，而新文化资本以其灵便开展的只是游击战。科名毕竟还是在科场场域中真正具有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性质的东西，因此，科名之争成为两种资本竞争的焦点。

对科场而言，要维持科名的合法性，不能不在科试内容上赋予崭新的内容。对学堂而言，要争取出身的奖励，不能不别开一个准科试性质的选拔考试。于是，“原子式竞争”的景观是——两种资本不仅相互对峙，而且还相互渗透。对此，我们可以对两个个案作对比分析。

1895年到1905年间共举行过三场会试：1898年的戊戌科，1903年的癸卯科与1904年的甲辰科。艾尔曼已经对这几次考试在内容要求、顺序安排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分析。我们现在再对癸卯科、甲辰科会试试题本身作点分析。这两科是在1901年8月上谕变通科举后进行的，所以，不仅八股已禁、改试策论，而且各国政治艺学已被列入了第二场考试。且看癸卯科第二场的题目：“首题，泰西最重游学，英大儒斯密氏所论游学之损亦最切挚，应如何固其性质，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二题，日本学制改用西法，收效甚速，然改制之初，急求捷径，不无躐等偏重之弊，东国名儒类能言之，取长舍短宜定宗旨策。”再看甲辰科第二场的试题：“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孰为最急策。”如此之命题，不仅显示出命题者接受西学熏染后所表现出来的史无前例的眼光与胸襟，而且也足以引导考生真正睁眼看世界，反思中国求变图强之策。因而，它也利于挑选出那些虽攀缘在旧学进阶道路上，却已颇具新学锐识的人才来。在甲辰科会试上，高中会元的湖南茶陵人谭延闿后来在湖南社会转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便是一例。新学堂所代表的新文化资本已成为争夺科名的必要手段。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命题上，也表现在中试进士须经历的再教育上。据1902年11月的上谕，“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习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准送翰林院散馆”。“知县签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课吏馆学习。”也就是说，新科进士必须经过京师大学堂的“认定”才有任官资格，而其中许多人还由京师大学堂进士馆转向了留学，进一步由留洋教育来确认进士身份的合法性。据统计，仅仅日本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就汇聚了癸卯科进士33人，甲辰科进士73人，其中还包括了甲辰科的状元、榜眼和探花。

与上述纳新学于科举构成对照的是，也出现了纳科举于学堂的举措。在1901年的“政务处礼部会议学堂出身疏”中确立了对学堂毕业生进行出身奖励这种考试方式，到1904年1月清廷颁布了详尽的《各学堂奖励章程》。既然新学堂源自西洋和东洋，那对留学生的考试也最为官府所重。我们就以1905年5月的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为例子来作些分析。这次考试分两场：第一场按所学科目，分门发问；第二场以经史命题，作论说两篇。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场是由礼部按照乡会试复试之例，奏请钦定日期，在保和殿举行殿试。在参加考试的14名留日生中，曹汝霖等7人获得进士出身，陆宗舆等7人获得举人出身，并分得官职。对这次复试和引见情况，一位当事者有过很生动的回忆：“越数日，即行殿试，悉循科举例。黎明，应考者即集左角门，各携考试用具，并肩一可折的矮几，点名后入保和殿，殿铺藏毡，将矮几展开，席地而坐。有顷，监试大臣二人入场，少顷，钦派阅卷大臣三人手捧钦命试题同试卷，分各生每人一份。……越二日发榜，张于左角门外。”“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和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阶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如果不加说明，我们会以为上述的情景就是科场殿试的情景了，而考试的内容实际上是要求洋学堂毕业的人必须具有中学根底或进行中学的补课。这说明学堂的合法性需要经过科场的再检定。你纵然洋书万卷于胸，也还得赖皇太后的恩赐才能换取科场场域里的“硬通货”——科名。

可以看出，1901年后的学堂与科场之争仍是在科场场域里展开的。不过，这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意见域的正统之争了，由士绅惯习所维系的信念域此时也成为话语争辩的空间。科场场域已被两种文化资本所切割。当然，从文化的特性看，儒教文化是具低度“生机控制性”且内控取向的文化，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则是具高度“生机控制性”且外控取向的文化。学堂在科场获得合法性后必然构成对士绅惯习的强烈冲击，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