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学习文化
鸦片战争后，外来文化冲击着封建社会制度，学习西方文化成为我国近代学习文化的显著特征。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文化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 教会学校
1．教会学校的兴办
1594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立了圣保禄学院培训西方传教士。1818年，马礼逊在马剌甲创办英华书院面向当地华人教学，1839年该书院被命名为“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共招收6名穷人子弟，其中就有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留学生容闳和我国近代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在宁波创办女子学校。到19世纪70年代，我国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教会学校由主要收贫穷子弟转向注重招收富家子弟特别是新兴买办阶级子弟入学。教会学校到1899年增至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人以上。一些学校后升格为大学，如苏州博习书院1901年改为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圣约翰大学，广州格致书院1916年改为岭南大学，还有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天主教会办的大学有上海震旦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民国初年，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5所，而教会大学有14所。
“庚款兴学”。始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议将山西省应摊派的庚子赔款银50万两用于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商士庶子弟肄习，不再受迷惑”，并于1902年建立山西大学堂。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应得的赔款的一半，即1078万美元“退还”中国，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创办了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
2．教会学校的教学
教会学校中小学程度的课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宗教课，通常都是教会学校的主课；第二类是传统的中国经学课，如《三字经》《四书》《女儿经》；第三类是近代的科学文化课，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绝大部分学校开设外语课程，而且分量很重，到高年级已可用外语进行教学了。
二 中国教育变革的萌动
鸦片战争后，国人在痛感旧教育空疏无用的同时，还意识到知识的闭塞狭隘。近代教育改革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萌发起来的。
1．龚自珍的反思
龚自珍察觉到当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他把吏治腐败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不良，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内容陈旧、空疏；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培养出来的人胸无大志。他作《己亥杂诗》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2．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魏源也将朝政衰败、吏治腐败归于教育不良。他抨击当时的学者虽然“毕生治经”，却“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既然“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又让他们充任各级官职，国家怎能治理得好？他强调教育必须注重实用，做到“综核名实”，为此他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魏源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在工艺技术方面确实有许多先进于中国之处，正是靠这些先进技术武装，他们才能入侵中国。因此，国人要承认自己有落后之处，勇于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魏源是中国最早提出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家，在教育方面也成为近代教育改革在观念上的先导。
3．太平天国对旧教育的冲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出于策略的考虑，不再一概反对孔孟之道，而是采取改定《四书》《五经》的做法，将其中不适应太平天国利益及教义的内容删除后，允许作为学校和科举用书，但只是用来吸引旧士人而已。同时，太平天国编写了一些新教材，如宣传拜上帝教义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决世训》及《天条书》。还有作为蒙养教材的《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利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的形式，改换成新的内容，对儿童进行有关太平天国的思想道德、识字和生活知识方面的教育。
在教育制度上，太平天国强调普遍的平等教育。成人每礼拜日到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儿童则每日到礼拜堂学习。太平天国还设有育才馆，收容干部子弟及战争中的受害儿童，给予衣食和教育。群众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广泛开展，是太平天国教育的特色所在，这项举措使教育真正成为全体民众的权利和义务。
4．洪仁玕“学习西方”的教育主张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被洪秀全封为干王并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许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主张，包括兴办交通、银行、采矿、邮政、新闻、医院、学馆和各类慈善事业以及开辟新的专利、保险、财税等。他首推学习太平天国革命教义，其次则是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他认为，“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东西。他主张让外国人来中国传授这些新科技、新知识，在国内要鼓励人们力学求新。洪仁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人。
三 近代教育和中体西用
1．近代新式学校的创办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校出现了。最早创办新式学校的是清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当时，与洋人打交道迫切需要大批外事翻译人才。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是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它最初是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隶属于清政府新建立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首开英文班，次年开法文、俄文班，后又设德文班和日文班。1867年以后陆续增设近代学科，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但仍以外语为主，强调“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最初限收八旗子弟，后来也招收其他学生。学制8年，对年龄大免学外语的学生学制为5年。
中国最早的近代技术学校是1866年底左宗棠和沈葆桢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分前堂、后堂两部，实为两个专业。前堂学法语，习造船技术；后堂学英语，习驾驶技术，分别聘用法、英两国的师资和技术人员担任教师，学制5年。
2．留学教育的创办
1847年，马礼逊学堂选派6名学童赴美国读中学，其中就有容闳（1828-1912）。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国学习。按计划每年派出30人，4批共120人。学生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岁止，多为南方子弟。在美国学习15年，主要学习军政、船政、制造、测算等专业。1876年，清廷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计划共派30人，其中，18人赴法国学习制造，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期限为3年。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出使英、美、法、德、俄五国的大臣，每届可带学生数人，一边在使馆工作，一边向驻在国学习。1896年，首批13名官派留学生赴日，此后清政府将从各省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作为一项固定的事务。私人自费留学也多是去日本。到1907年，赴日留学生达到1.5万人，远超过赴欧美留学生的总和。
早期的留学活动都是一次性的政策，学生多是平民子弟。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上层及传统知识界才由以留学为耻转向以留学为荣，官僚亲贵子弟占据了官派留学生的很大部分，同时自费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虽然清政府选派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洋务人才，列强接受中国留学生，首先也是着眼于培养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但留学教育造就了一批新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其中还涌现出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志士，同盟会就是在留日学生中建立的华兴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至于后来的赴欧勤工俭学活动，更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另外，留学生从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中直接吸取了很多经验，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1837-1909）在多地主持地方政务，致力于兴学办教育事业。晚年入朝执掌学务后，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个近代学制系统——癸卯学制，促成了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他于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主要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张之洞所言的“中学”，是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强调“中学为体”，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张之洞所言的“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西政”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西艺”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他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
四 维新运动与教育改革
1．变法改革
1898年的戊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变法图强必须放手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改革必然成为变法维新的中心内容之一。不触动旧的封建教育体系、仅靠兴办一些专业技术学校作为补充和点缀显然是不行的了，在普通教育领域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维新派较全面地倡导学习西学，既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维新派批评洋务派专重“西艺”，避讳“西政”。由此可见，维新派实际上是主张全面引进西方近代教育体制，彻底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中国教育于是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阶段。这其中，最早对旧式教育进行改革的领域是书院。
2．书院的改革
旧书院改革。1896年7月，首先实施改良的是山西令德书院。同年10月，江西友教书院增设算学科，并于省城各书院颁发京师同文馆所译各国史略、西艺新法等书。随后，礼部奏报整顿各省书院，提议仿效山西、江西的做法，增设实学课程，同时改善书院管理和经费收支制度。
另建新型书院。最早是1876年开设的上海格致书院，它由中西人士共同集资筹建，聘请西方学者教授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技术），后分为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学，学生可任取某学。书院建有藏书楼，还有博物院陈列模型和样品。书院管理采用董事制度。1878年上海创办正蒙书院。1896年陕西创办崇实书院，1897年杭州创办求是中西书院等。
将旧书院改造为新式学堂。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要求普遍建立新式学堂，守旧派则反对，折中解决的办法是将现有的书院改成学堂。变法期间，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不议决恢复新政。清廷于1901年下令将各地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至此，延续千年之久的中国书院即告结束。
3．新式大学、中学、小学的出现
中国古代虽有大学、小学之分，但在学业上并无必然的系统衔接。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又称中西学堂）开学，其已具有近代班级授课制的雏形，1902年改建成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1897年，上海筹办南洋公学，先是设师范院，这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始。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包含大学、中学、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育机构，民国时改建为上海交通大学。这些“公学”为我国普遍设立新型大学、中学、小学提供了办学经验和范例。
京师大学堂。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京师大学堂正式建立，参照日本学规起草了学堂章程，规定除大学外，兼有中学堂、小学堂，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同时副设师范斋（实建于1902年），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以上为传统学科）、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即体育——以上为近代学科）10门，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10门，还有语言文字学5门：英、法、俄、德、日。普通学结业后，每个学生各学1～2门专门学。京师大学堂建立的目的就是要创全国学堂的表率，最初还兼有统辖各省学堂的职责，是最高学府与教育管理机关合一的机构，为在全国确立近代新型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4．康有为的教育改革思想
论教育与变法改革。康有为指出：“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强调：“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废八股、兴学校的主张。康有为认为，要改良教育，一是要废除八股文，先以切近时务的策论取士，再进一步谋求彻底变革科举；二是要普建学校，提议“远法德国，近法日本，以为学制”。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学校或大学，京师设立大学堂作为最高学府。
《大同书》中的理想教育体制。《大同书》包括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想教育体制的蓝图，包括四个部分：人本院和育婴院，属于学前教育；小学院，儿童6岁入学，“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中学院，学生11岁入学，“一生之学根本”；大学院，招收16岁以上中学毕业生，“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大学应特别重视实验，因此必须有自己的工厂、农场、商店、医院等。
5．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论培养新式国民。梁启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
论变科举、兴学校。梁启超提出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份（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者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行上策国强，行中策国安，行下策国存。
论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梁启超撰写的《论师范》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他撰写的《论女学》认为，中国女子不学也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女子应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
6．严复的教育改革思想
论教育救国。严复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取决于自身状况——“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论学习西学。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比较了中西之学，他认为要想富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抓住其民主和科学的实质，而不是取其皮毛。
论“三育并重”。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他说：“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
五 近代教育制度
1．癸卯学制
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3段，3段又分为7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与中间3级并列的还有同级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
2．近代教育行政体制建立
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1905年底，清政府效仿日本文部省正式建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内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5司。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子监归并学部。
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六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活动
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同年，由中国教育会出面，创办了爱国女校。为支持国内外学生的反迫害斗争，中国教育会为这些退学的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还创办了一些进步刊物，如《童子世界》《学生世界》，后又接管了《苏报》。1905年9月，大通师范学堂成立。
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的教育改革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宣告成立。民国政府成立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年起兼课珠算”“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时奖励（科举）出身”，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并立即着手编写新教科书。同时颁布实行民国元年教育方针。其内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3．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后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令》等法令，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统称“壬子癸丑学制”。学制构成：初等小学校4年；高等小学校3年，均设补习科；中学校4年；大学预科3年（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立），本科3年，法科和医科4年。小学之下有蒙养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
袁世凯上台后，于1912年9月下令“尊崇伦常”，提倡孔教。他认为，“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并于1913年下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在同年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学制进行调整，形成4年制的国民学校与7年制的完全小学并立，实际上成为双轨制。袁世凯死后，民国政府仍然执行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
七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和1922年学制
1．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最为彻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五四”前后，昔日圣人的神圣光环荡然无存，这是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一个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白话文的推行使口语和书面语一致，从而大大减轻了学习、阅读和写作的负担，为真正在民众中普及教育创造了一个基本条件。推广全国通行的语言不仅有利于全国不同地方人士的交流，而且有利于提高教育的规范性。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新文化运动还推动了女子受教育权利的普及和推广。“五四”前后，除了教育部所属的有关教育改革的组织，如教育调查会外，还先后出现了很多具有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影响较大的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科学社等。
2．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从1916年起，中国的教育报刊已经有不少介绍杜威学说的文章。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更是师范院校教育系科的教育学教科书和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杜威的一些重要教育观点，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几乎成了教育界的口头禅。1919年4月底，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的时间长达2年多，其足迹遍及11个省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前后讲演87场，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宣传、介绍并运用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高潮。
3．蔡元培教育思想
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完全人格”。他认为人具有三个方面的本性：一是具有知、情、意的心理现象，二是兼有个性和群性，三是兼有肉体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健全的人格就是要在这三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完全人格教育可以分为五项：属于现象世界的有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分别相当于体育、智育和德育；属于实体世界的有世界观教育，而美育则是联系二者的桥梁。
对北京大学的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逐步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主要措施有：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调整系科结构，改革教学制度；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教授治校；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和活动能力。经过改革，北京大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主气息极浓，成为全国著名的学术中心和新思潮的发源地。
论教育独立。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一是要独立于政党，二是要独立于宗教，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保持独立的地位。教育独立应该包括：第一，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某项固定收入，专作教育经费，不能移用；第二，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得教育的人充任，不能因政局而变动；第三，思想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第四，内容独立，能自由编辑、自由出版、自由采用教科书；第五，以传教为主的人，不得参与教育事业。
4．黄炎培的教育思想
黄炎培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从事职业教育，并进行了农村教育改进实验。抗战时期，随中华职教社迁往内地，继续开展职业教育实践。
论教育的本质和功能。黄炎培认为，教育的本义在于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切合实际的能力，必须有助于生活和生计，“不必专在书籍文字上下功夫”。他认为，“务须供给其生活需要，扶助其生活改进，才能表现教育的实际效能。”按这一定义，职业教育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而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论职业教育的作用和目的。黄炎培对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
大职业教育主义。1925年底黄炎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基本思想有两点：一是“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二是“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
5．壬戌学制
1922年，北洋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制定了《学制改革案》，颁布“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学制的指导原则有七项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学制采用“六三三学制”，小学6年，初小和高小4—2分段；中学6年，初中和高中3—3分段；大学4～6年。小学之下有幼稚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与中学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
八 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1．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教育观和教育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教育观点。1920年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和学生》《俄国社会教育》等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教育状况的文章。李大钊认为：“政治不好，提供教育是空谈的。”李大钊认为，“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充分肯定了教育在社会革命、社会改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也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不夺取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改良主义“事实上做不到”。恽代英则强调“教育确是改造社会的有力的工具”，要以社会改造的目的来办教育。
参与留法勤工俭学。“五四”以后，由于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参与，勤工俭学运动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变化，规模也扩大了，国内办起了一批预备学校。从1919年到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共1600人左右。
开展工农教育和共产党人办学。1919年3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1920年，在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场成立的劳动补习学校，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工人阶级自己的学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1年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8月，毛泽东于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随后，共产党人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培养妇女革命干部的平民女学；1921年，毛泽东到安源建立了路矿工人补习学校；1922年到1923年，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办了“农民学校”。
2．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的提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提出：“党应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要求设立“劳工补习学校”“劳动组织讲习所”等。1922年7月，中共“二大”《大会宣言》涉及教育纲领的有：第一，“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第二，“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宣言中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定是，“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开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等。
3．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教育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共的积极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建立了许多培养革命干部和革命骨干的学校，其中著名的有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上海大学于1922年10月由原东南高等师专改名而来，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学校。上海大学设社会科学院和文艺学院，还有附属中学，创办的目的在于培养社会科学及新文艺两方面的人才。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运干部的学校。为适应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的需要，讲习所采取短训班的形式，从1924年到1926年共在广州举办了6届。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在武昌办了第7届短训班，总共培养了近1600名毕业生，为中国农民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黄埔军校创立于1924年5月，在国共合作期间共办5期，毕业生近7000人，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和政治人才。
4．收回教育权运动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教会在华兴办了许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不向中国政府注册，自行开展教学和管理，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浪潮，教育领域的反帝斗争也进入高潮。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的清华学校举行第十一届大会，这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反帝情绪的公然挑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针锋相对，在上海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全国，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为“殖民之先导”，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这场运动进而发展成收回教育权的运动。1925年，教会学校的联合组织——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认可“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北洋政府随之也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外国人出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
九 国民党统治区的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
1．教育方针政策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实施方针强调“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养成青年与儿童之国民道德，并要求中等及大学专门学校接受“相当之军事训练”。1938年4月，《抗战建国纲领》在教育方面主要是推行战时教程，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适应抗战需要；另外强调维持现行学制，加强管理等。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要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之体魄，科学及生活技能；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
2．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措施
1930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整顿学风令》，训令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涵养身心，禀古人思不出位之训戒”。教职员在任职前要宣誓“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后来更推广到高中以上学生入学后也要宣誓。
国民党政府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设“党义课”（后改为公民课），国民党政府规定各校均需将封建说教制匾悬挂，“以资启迪”，“匡正人心”。1932年，蒋介石亲自发动所谓“新生活运动”，要求“把礼义廉耻贯穿在衣食住行之中”。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将每年8月27日定为孔子诞辰，这一天，各地均要举行仪式，唱赞孔歌、国民党党歌等。
3．教育制度的调整
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废除综合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分立并行。国民党政府陆续制定了《小学法》《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大学法》《专科学校法》等，基本完成了学校教育的法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学制一度做过一些变通。
4．教育行政的改革
1927年6月，国民党政府决定试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教育行政改革，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和教育管理机构。大学院院长总管行政事务，设大学委员会作为议事立法机构，下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等若干委员会，设中央研究院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与大学院相对应，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实际上仍是按省设立），每区设大学一所，兼管本区内教育行政及学术事业。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构建，旨在使教育能独立于一般官僚体制之外，克服单纯以行政方式管理教育之弊病，加强学术研究与教育实施的联系。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推行以县长为教育事业的负责人，教育行政部门变成县政府的教育科。基层则以乡镇长（保长）兼国民学校校长兼壮丁队长，所谓“三位一体”，“管教养卫合一”。
5．各级各类教育实施
初等教育。1928年5月，在大学院召集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实行国民义务教育的决议。以后在1929年、1935年又多次提出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并制订了全国扫盲计划。此外还决定要办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也是为了普及小学教育。193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学龄儿童强迫入学办法》，但由于抗战开始，未能实施。1947年制定的《宪法》将“6～12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得受免费之教育”写入条文。
中等教育。1932年废止综合中学制以后，国民党政府陆续颁布了有关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规定。《中学法》允许省立、市立、联立和私立多种形式办学；1936年规定初中课程和高中课程。1932年起，中学实行会考制度。《师范学校法》规定师范学校由政府办理，不收学费，并提供膳宿，毕业生由政府分派到学校任教。《职业学校法》规定，职业学校分为初、高两级，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
高等教育。1929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实行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多种形式办学；规定大学实行学院制，分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设有三院以上者方可称为大学，其余则为独立学院；大学可设研究院。1931年，又规定大学采用学年学分制。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将陷入敌占区的一批高等学校迁到后方。
社会教育。民国成立初期，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立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主要任务是为失学成人进行文化补习。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和主业补习学校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民众学校由县、市政府分区设立，私人团体也可办理。
民族教育。20世纪20年代以后，回民学校在各地大量兴办。1937年，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办的小学有1300所，是当地公立小学的5倍；中等学校增加到11所，省立一中、迪化师范还专门招收维吾尔族班。西藏的寺院教育高度发达，藏医学校也由来已久。蒙古族地区的教育在清末兴学时即已发展起来，在京师还建立了蒙藏学堂，“分蒙部、卫藏两科，三年毕业，养成蒙藏专门人才”。青海西宁的蒙藏学校，1919年扩充为蒙藏师范学校。
十 乡村教育运动
1．乡村教育运动产生的原因
乡村教育运动是指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农村为基地开展的教育改革和实验活动。乡村教育的实施，旨在探求一条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乡村教育实施从1925年开始，到1935年止，全国各地共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实验区193处。
2．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1925年8月，黄炎培提出的《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成为第一部开展农村改进实验的方案。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在实验区的21项事业中，前四项内容分别为：“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会工作方法”；“研究增进工艺效能”；“推行义务教育，凡学龄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
1926年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将沪宁线上的昆山徐公桥村列为第一个试办区域，于1934年交地方办理。
3．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于1927年写了《中国乡村之根本改造》一文，批评旧的乡村教育，“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教育，而是为了脱离农村的教育！”1927年他在南京郊区的晓庄办起小学并创办了乡村师范学校，1930年4月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关闭。
1931年，陶行知提出以学校为中心改造社会的设想，提出要把“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既是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又是教育单位，工学团成员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同时也参加社会活动，实现学校、工场（农场）、社会三者合一。1932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与宝山交界的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
4．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定县试验区
晏阳初是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的著名教育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的总干事。1926年10月，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为试验区，以后逐渐扩展到62个村，主要是开办平民学校、平民职业学校和平民教育讲习所，基本采用过去在城市搞的“除文盲”“作新民”模式。1928年以后，平教会得到美国一些团体的资助，活动内容扩充，理论也逐渐成形。
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定县实验区。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河北省县政建设实验区，晏阳初为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定县县长为县政建设研究院实验部主任。这样，平教会乡村教育也就被纳入国民党政府搞“农村政教合一”的轨道，试验完全官方化了。定县实验搞了近10年，在扫盲、改良农业、普及卫生知识和提高村民的团体意识和公益精神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
5．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使农村摆脱目前困境的良方在于恢复传统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秩序。1929年，河南省政府决定让梁漱溟在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他又在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将邹平、菏泽两县列为梁漱溟的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将全县划为若干区，各区开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两级，对象主要为18岁以上的成年人，时间在冬季的3个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特点是政教合一。
十一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即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当时提出的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931年苏区临时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艺术四个局。
在苏区影响最大的军事干部学校是创立于1931年的红军学校。最重要的培养党政干部的学校是1933年8月创办的苏维埃大学。还有培养红军基层干部的彭杨步兵学校和红军公略步兵学校，有训练炮兵和工兵等部队干部的特科学校，有训练地方革命武装干部的游击队干部学校，有训练前方通信技术干部的红色通讯学校，有培养军队中医护人才的红色医务学校和护士学校。此外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农业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据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根据地共有32388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群众有155371人。苏区《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小学学制最初定为6年，1933年改为5年，初高小三二分段。
2．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教育
1938年，中共提出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水平与民族觉悟；第四，发展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命名，它的前身是红军大学。抗大于1938年底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了12所分校。八年抗战中，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培养民政干部的陕北公学，培养医务干部的医科大学，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培养翻译干部的俄文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以及培养青年干部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4年，行政学院、鲁艺等学校也并入延安大学。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包括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和民众教育馆6种。抗日根据地的普通教育也是小学教育，学制5年，三二分段。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春有初小320所，到1940年学校有902所，其中五年制的完全小学在1940年发展到30所。
3．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育
1947年，中共及时制定了有利于新解放区教育恢复发展的政策，要求各部队在战争进行中要注意保护各类学校和教育机关；对所接管的学校要建立新的领导体制，取消训导制度，废除“党义”“公民”“军训”“童子军训练”等课程及有法西斯毒素和封建迷信的教材；对原有教职员，除少数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外，一律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师生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认清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明确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个人努力的方向。以上政策的贯彻执行，使新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乱的破坏，并使师生能够及时地转向人民的立场。
自1948年到1949年，一些解放区分别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中等教育问题，决定改变中学干部训练的性质，确定中学为普通教育，学制采用三三制，并建立入学和毕业考试制度，加强文化课学习，重视课堂教学等。
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有各类干部学校30余所、中等学校50所，还有抗战胜利后新建的新华大学（后改名北方大学）。1948年8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苏皖解放区在1946年初有94所中等以上的学校，包括建设大学、教育学院、工业专科学校、军事学校等。苏北解放区建立了华中公学，1948年12月改组为华中大学。此外还有西北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等也在这一时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