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易》的原发性时间观

《周易》中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阴爻（- -）和阳爻（—）不仅仅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系辞》上章六说：“阴阳之义配日月。”日月在古人那里是与命运相关的“时”的来源。阴阳之义关注的不是任何事实或实体，而是意味着互相交错和引发。《系辞》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象在“通变”和 “生生”中展现的“天下之至变”就是原发性的时间。《周易》中的“时”是在阴阳互变中涌现的，这种“时”不是现成的时间质料，无法对象化和实体化，因为它除了各种“趋向”及其 “相互媾生”之外无任何规定性。《系辞》下章八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这里把六爻说成“六虚”，意思就是卦象以几变为本，其“自性”是虚无的，卦理在“不居”“不可为典要”的“周流”和“出入”中构生出各种时境。要把握这种“时”就必须“依时间来理解的时间”，因为它是原发性的时间，先于我们任何对时间的主题化的认知，所谓“原发”（originallyhappening）意思是它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发生。这种时间按西方哲学来形容就是一种“初生状态的逻各斯”。在我们的精神切断这不断“化生着的”境域而将时间对象化之前，原发的时间已经将我们带入充满蓬勃生机的意义世界。

这种微妙的原发时间不是线性的、客体属性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把握这种“相推而生”的原发时间就是“知几”，也就是知时机。当然，这种“知”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化的认知，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领会，是中国人的实践哲学。《易传》论乾卦，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其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变通者，趣时者也”；说坤卦“承天而时行”，君子仿效，“待时而动”；言大有卦“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随卦“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矣哉”；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大过卦时应“大过”，则运必有反，故曰：“大过之时大矣哉”；坎卦示喻重重险陷，“险之时用大矣哉”；遁卦表征人生之退避，此当“与时行也”，“遁之时用大矣哉”；睽卦喻乖背之理及因时而运化，所谓“睽之时用大矣哉”；损卦言减损之道，故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之论；革卦“革之时义大矣哉”，又“动静不失其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至于蹇卦、解卦、姤卦、艮卦等等的卦义解读，都与“时”紧密关联，《彖辞》是《周易》中谈到 “时”最多的，《彖》的作者一再赞叹它们的“时用大矣哉”，表现出对“时”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

不难发现，《周易》里的这种“时”不是外在的，这不是物理意义而是命理意义上的“时”，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时机、时势。这种原发的命理之“时”显示出古今互逆、互为主体的、天与人紧密的内在关联，它不是与人无关的直线时间，而是主客体统一的、天人互动的、知行合一的、积极的、能动的、双向的时间。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示喻着某种“卦时”，刻画着那样一个时刻的形势和人所应取的态度，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包含特定的时机含义，所谓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之类，都应在这个“时”字上。正如王弼《周易略例》里所说：“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能够把握“时”的变化，就能把握卦之好坏，“时”在卦中的运用在于配合天时，顺理而动，时惕、时宜、时用，以止于时中，贞定元神。“知几”就是要进入阴阳不测、唯变所适的时境中，从而与时偕行。为把握这种阴阳变化，解释易象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阴阳交遇则通、则吉，阴阳不交则受阻、有咎。这既指一个卦的上下卦关系，又指六爻之间的关系。而不同形势的交遇或互相引发用现象学的观点来看就意味着“相异者、相对者摆脱开自己的现成属性而完全投入一个相互转化的形势之中，从而化生出新的时机和对此时机的领会”。阴阳交遇而止于时中，《蒙·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时中可以理解为“时行适得其中”，也就是“合时”——人道与天道和地道所取得的和谐。由阴阳相交而发生并维持的“中”是《周易》原发时间观里精微深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