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人基本有以下几种态度。

持排斥怀疑态度。东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唐杨士勋《谷梁传疏》曰：“云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尽管范、杨二人有持今文学立场排斥左氏古文学的意味，但他们的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左传》大量灵验的筮占，总给人以口实。

宋代学者程颐、吕祖谦、朱熹也持相同论点。吕氏《春秋左氏传说》卷二评论陈完、毕万占筮之事说：“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生，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朱熹一方面认为《易》本为卜筮而作，另一方面又从史学角度对《左传》筮例持否定态度。有学者问朱熹，《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朱熹答：“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耳。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

清代学者毛奇龄，近代学者高亨、李镜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左传》《国语》筮例在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并进行了具体的疏解和分析，但对其中神秘色彩却予以排斥。

持赞同观点者。战国时期，就有对春秋筮例相当重视的学者。西晋武帝时期，汲郡人不准盗发古墓，发现大批竹简古书，有很多有关《周易》的书。其中关于《师春》，《晋书·束皙传》云：“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杜预也说：“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集者人名也。”《师春》集疏《左传》卜筮，不管是为了实际应用，还是集录研究以备参考，都说明时人对《左传》卜筮的重视。

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史记》，很多材料取材于《左传》，他对于《左传》筮例的态度集中体现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篇末之论赞：

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才达人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司马迁认为，用于占筮的《周易》之术“幽明远矣”，神奇灵异，只有“通才达人”才能得其真髓。可见，司马迁是相信筮例的真实与神奇的。

班固在《幽通赋》中，有“妫巢姜于孺筮兮，旦算祀于契龟”之语，“妫”指的是陈姓，“巢”指居住，“姜”指齐国，“孺”指小孩子。该句指的也是《左传》所记载的周史为幼年的陈公子完占筮之史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左传》《国语》筮例呢？对于其中预言的神奇灵验，我们既不可全信而不敢有任何怀疑，也不可遽加否定与排斥。只有把它们还原到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考察，才会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