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右翼的祖庭——玄洋社

如前文所述，玄洋社是历经“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开垦社”以及“向阳社”等组织沿革而最终成立起来的。虽然这几个组织社名各异，但其宗旨、主义、功能都是一脉相承的。上述结社组织也在事实上成为玄洋社的前身组织。

《玄洋社社史》一书记载，早年，头山满、箱田六辅、武部小四郎、越智彦四郎等福冈志士在福冈县筑紫郡人参塾学习经学，时而评议新政。通过学习以及受到教师高场乱的耳濡目染，这批志士“尊王之心日笃”，并雄心勃勃地立志要一起干一番事业。福冈志士团体组织也就从这里开始萌芽。

明治初期的社会、政治十分动荡，士族对政府充满敌意，地方暴动频仍。武部、箱田、头山等人也对政府十分不满，为此，他们曾支援“佐贺之乱”并密谋刺杀大久保，但是都一一失败。1875年2月，越智和武部二人出席大阪会议，受板垣民权理论的启发，提出“伸张民权是国策之本”，并在板垣的“立志社”学习民权理论。之后于1875年6月，在福冈组建“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政治结社。三社社长分别由武部、越智、箱田出任，其他组织人员构成如下：

矫志社

社长：武部小四郎。

社员：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头山满、近藤喜平太、宫川太一郎、林斧助、阿部武三郎、松浦愚、高田芳太郎、大仓周之介、高田广次、三好德藏、吉安谦吉、永野繁实、德川吉次、青柳禾郎、味冈俊太郎、月成重三郎、江藤修、半田吾老、横井六三四、山田宗三郎、筒井力、鸟居启、菅四郎、鹽川监机、庄崎登七郎、月成元雄。

强忍社

社长：越智彦四郎。

社员：久光忍太郎、川越庸太郎、中野震太郎、大畠太七郎、舌间慎吾、松本俊之助、齐田信之助。

坚志社

社长：箱田六辅。

社员：中岛翔、奈良原至、月成功太郎、的野恒喜、横井丰、山中茂、中野锐太郎、久野藤次郎、西川九郎、箱田哲太郎、中山繁、藤岛常吉、内海重雄、山内义雄、吉浦英之辅、吉村驹十郎、安见辰之辅、渡边佳虎、滨勇吉郎、成井龟三郎。

三社成立目的和宗旨：

新政府优柔寡断、苟且偷安，以至于受到朝鲜小国之侮辱，实乃外交之大误；排挤正义忠节之士，压制公议而独断专行；大兴土木而劳民伤财……此等政府存之何用？当推翻之。如今三社始成，当与四方志士勠力同心以申明大义。

三社成立后，并未如预期那样“勠力同心以申明大义”“推翻新政府”。“佐贺之乱”和“西南战争”的失败，特别是西乡的死对头山、平冈等人打击很大。武装反政府的运动不得已告一段落。1877年11月，头山、箱田等人以继承越智遗志的名义，在福冈博多湾设立“开垦社”，别名“向浜塾”，开始“评议时政，以图政治改善”。开垦社主要领导者为头山、近藤、宫川、奈良原等，主要社员有藤岛一造、月成勋、大原义刚、来岛恒喜等。其中和田玄顺担当教师一职，负责社内教学工作，平冈直吉负责会计工作，这是开垦社的基本组织架构。由于开垦社是自发创立的结社，所以经费来源十分困难，主要靠社员与樵夫一起贩卖木材获得资金。当时开垦社社员是“上午伐木，下午和晚上讲习实学”。开垦社虽然是头山满等人较早创建的结社组织，但是它并不具有右翼组织的性格，更准确地说开垦社不过是一个带有半劳动半教育性质的结社组织，创设的目的也不过是以讲习实学、教书育人为主。正如社名所揭示的那样，开垦社是在政治运动道路上处于迷茫期的头山、近藤等人所做的一次尝试，一方面探索救国勤皇之道，另一方面也是积蓄人才，以图东山再起。

1878年，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并迅猛发展，以头山满为首的早期右翼敏锐地察觉到自由民权运动所蕴藏的政治能量和政治机遇，立即投身于民权运动。因经费问题，“开垦社”运作一年后关闭，为“继承越智君遗志，教育子弟、培养志士为急务”，头山、平冈等人于1879年在福冈市本町建立了“向阳义塾”，又另设政治结社“向阳社”，箱田出任社长，“向阳社”即为“玄洋社”的前身。向阳社的社旨开宗明义：

义塾者，在于秉承义务。即兴教育、培育民权意识，人尽义务，然后国家始成。吾辈同志皆思国之将来，而设此社。发扬共同博爱之精神，践行厚德利民之道路，同心协力，为国尽绵薄之力，以无愧于天地。

有关向阳社“民权伸张、恢复国权”的言论主张，石龙丰美在《玄洋社被封印的实相》一书中认为：

向阳社所谓的民权伸张、恢复国权，其民权伸张的含义就是在于要求扩大人民的权利、参政议政。国权的含义是作为国家的对外权力概念使用的。国家一词是国民的有机结合，国权的恢复具体而言就是志在废除安政以来的所有强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向阳社的主要组织及人员构成如下：

社长：箱田六辅。监事：头山满、近藤喜平太、山中立木、上野弥太郎。议长：郡利（兼任事务总监）、中村耕介。副议长：樋口竞、榊治人。书记：林斧助。会计系：藤崎彦三郎、加藤直吉。

除了基本行政职务设置之外，还设置了相关学科和教学任务：

中国学：高场乱、龟井纪十郎、阪牧周太郎、臼井浅夫。法律：伯利（英国）、奥村贞。理化英语：伯利。另外，还设立法律研究所和律师事务所，受理相关诉讼。法律研究所所长：奥村贞。律师事务所助理：清原强之助、箱田三吉。

据说，当时来向阳义塾修学和就读者有300多人，向阳社一跃成为很有影响力的组织。高知的植木枝盛、北川贞彦等名人也特地来向阳社观摩学习，并在此宣讲自由民权主义。“向阳社一时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旗帜，其风头甚至超过立志社。”正如前文所述，向阳社的成立受到板垣民权论的影响，成立的目的自然也是宣扬自由民权主义，开展自由民权运动，这从向阳社的社旨即已说明。

从向阳社的组织构成来看，其更多体现的是一个带有培养、教育功能性质的组织。具体而言，向阳义塾侧重于教育，教授学员文理知识，向阳社则侧重于政治运动，培育民权意识，培养从事民权运动的人才。二者并不具有后来右翼组织浓厚的国权扩张主义色彩和帮会组织特征。这也印证了向阳社所言的“兴教育、培育民权意识”的社旨。可见，把向阳社定位为民权运动结社组织是比较妥当的，此时以头山、箱田、近藤为首的日本早期右翼的政治活动仍然处在自由民权运动的范畴内（具体内容详见第四章第三节）。

据说，向阳社成立初期，因为派系争利问题而分成两派。一派是所谓参加过西南战争的武部、越智的嫡系平冈派，另一派号称是参加过荻之乱的箱田派。嫡系平冈派和箱田派都以“老革命”自居而相互不服。两派的内耗曾差点导致向阳社瓦解。头山满为两派的内斗深感忧虑，为了保全向阳社，曾亲自拜访箱田调节两派矛盾。在头山的斡旋下，两派最终和解。平冈后来对此感慨道：“小党分立，如蜗牛角上争利，实在是目光短浅，深为不耻。我等当为国家大事而同心协力。”两派和解以后，向阳社的领导层达成共识，决定将向阳社改称为玄洋社，并推举平冈担任社长，向阳社开始退出自由民权运动，转向国权主义运动。头山满促成两派和解，不仅仅避免了向阳社的瓦解，更大的功绩还在于保全了右翼，为玄洋社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积蓄了力量。从这个方面说，虽然头山不是向阳社的社长，也不是玄洋社的社长，后来也没有担任过任何一个右翼组织的社长，但他对早期右翼组织能够得以建立，并且稳定发展，“功不可没”。也是基于此点，右翼才会如此敬重头山，称他为“右翼的帝王”。

回溯历史，明治政府实施明治维新，反对征韩而采取内治优先的政策，激化了其与不平士族间的矛盾，激起早期右翼分子（不平之士）走上武装叛乱的道路。叛乱失败后，头山、箱田、平冈、近藤为了能够重新统合这些不平之士，建立各种结社组织。其中作为玄洋社前身的向阳社在避免了一次分裂危机之后，走上正轨，后鉴于其社名“向阳二字有指向太阳而影射天皇的大不敬之意”，1881年，正式将其更名为玄洋社，推举平冈出任第一任社长。玄洋社主要社员有头山满、内田良平等（见图2-1）。

玄洋社的成立重新整合了福冈既有不平士族势力，并将政治运动的方向转向国权主义，这从根本上促成了日本早期右翼向较为成熟的近代日本右翼的转变，也在事实上开启了近代日本右翼运动的序幕，标志着近代第一个“真正日本右翼”的诞生（见图2-2）。

作为日本右翼大本营的玄洋社的性格同后来右翼团体孤立排外的集团性格有很大的不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与各界保持密切联系。如外相广田弘毅，反对东条英机愤而自杀的中野正刚，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战后成为自由党总裁的绪方竹虎等人都与玄洋社关系密切，有甚者本身就是其社员。玄洋社秉承的这种精神培养了很多精英，也聚集了人脉，日后对日本政府亦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玄洋社成立同年，天皇颁布开设国会诏书。诏书的颁布瓦解了自由民权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不平氏族，社会开始稳定起来。社会的稳定对人民是有利的，但对于靠动乱和国难起家的右翼来说，太平盛世极容易让他们碌碌无为。诏书下达之后，平冈便辞去玄洋社社长一职，由箱田继任，玄洋社今后是继续走自由民权的老路，还是探索新的政治运动，当时的头山、箱田等人十分迷茫，但有一点比较肯定，他们对于自由民权运动的热情已经锐减，以下几件事可为辅证。1882年3月，熊本县人喜悦氏房、高田露等人奉行自由主义成立了九州改进党。当时，头山、箱田等人代表福冈县出席了九州改进党大会，但头山、箱田并没有加入九州改进党。原因是他们认为“改进党百议论、千言说却毫无实干精神，不过是高谈阔论而已，终究不会有所作为”。四月，板垣在东海道宣讲自由民权主义，途中路过岐阜遭刺杀，据说当时板垣大义凛然高喊“来杀我吧，我板垣虽死但自由主义不死”。玄洋社众人听到这则逸事后，不无调侃地说“结果板垣尚在，但自由主义已死”。

吸取当初开垦社因经费倒闭的教训，玄洋社决定在新的政治运动方向还未确立之前，先积蓄资金以备日后活动之用。于是头山带领众社员在平尾建立农庄，以经营农庄获取资金，箱田则与部分社员搞养蚕业，平冈也不甘寂寞，致力于经营矿业。这段时期，玄洋社自力更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为日后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不久，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该事件为彷徨中的玄洋社提供了“雄飞海外”的契机，“我等应继承先人对外之观念，确立我筑前人之大理想、大抱负。今之玄洋社应乘此之机，确立对外之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