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玄洋社的再评价

一 尊皇与扩张主义的本质

众所周知，一个政党或者团体组织的理念往往体现在其纲领之中。玄洋社成立之时为了“被天下志士所瞩目，更为继承越智、武部忠君爱国之遗志”，制定了如下三条原则，是为“玄洋社三则”：

第一条敬戴皇室；第二条热爱日本；第三条固守人民之权利。

上述三原则是我等基于保全民之幸福安宁之热切期望，希将此原则传于后世子孙，开枝散叶，代代传承，只要人类世界犹在，该原则亦将永存。若后世子孙有悖逆者，则妄作我纯然日本人之后代。呜呼！服膺此则。

呜呼，凡拜读此宪则者，当庄严持重，更应申明其义理。“敬戴皇室”乃是我国民须臾不忘之皇国；“热爱日本”非轻视外国，而不要重蹈修改条约，交换萨哈林、千岛以及遭朝鲜国使羞辱等损我国威之历史。我福冈筑前之地，自古有外患之虞，筑前民众常与清、韩之国相抗。由是，此原则乃我筑前护国精神之传承；“固守人民之权利”顺应汹涌澎湃之民权论思潮。藩阀掌权者阻挠民权论伸张，压制民权思想。昔日倒幕维新之功臣如今却专制蛮横，早已背弃尊王维新、奉誓文兴公议舆论，许民之参政权而护我皇室永固之誓言。是故，我等所唱固守民权乃是出于皇室之忠心。伸张民权之时，也要伸张国权；呼吁开设民选议院之时，亦不忘扬我国威、高唱对外扩张。

“敬戴皇室”“热爱日本”“固守人民之权利”此三则，我等陛下之子民理当服膺谨记，后世子孙亦不可数典忘祖。

《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一书曾这样评价玄洋社宪则。

“第一条敬重、拥戴皇室是‘玄洋社’最基本的原则，这是从尊皇的基本精神出发的。这一点构成了日本右翼团体的第一和最基本的原则。第二条‘热爱日本’是有明确目的的。‘玄洋社’成立时，日本国内围绕修改不平等条约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所以这是在‘热爱日本’的口号下强调‘国权’，强调日本的地位。”

该书认为玄洋社强调国权是“民族觉悟的表现，由此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意识，有健康的成分……这与后来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不同”。同时，该书也指出：

玄洋社反对不平等条约是站在“尊皇”的立场上思考的。而“尊皇”背后是日本主义的“国体”与“神的国家”，因此站在这一立场上反对不平等条约，实际是排外主义的表现，反映了国粹主义的思想。因此，即使是初期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也与被压迫民族的健康的正常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所区别。

正如步平、王希亮所言，早期的右翼在对待不平等条约问题上，不能否认其要求修改条约的动机出于平等、公平和国家自立的目的，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是一切受压迫、奴役的国家或民族极为普遍的正当要求。从这个角度讲，玄洋社提出“热爱日本”是一种民族自尊、自立、自觉情感的体现，也符合当时日本国家所面对的被殖民的现实处境。因此，不能不加辩证地认为凡是右翼提出爱国的口号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同时也应看到，玄洋社提出“热爱日本”的口号源于其思想深处的尊皇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在右翼的眼里，天皇代表日本，天皇与日本是同一的——“朕即国家”。热爱日本即热爱天皇，只有热爱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才是第一条“敬戴皇室”的表现，才能扬我国威。大凡宪则第一条最为重要，有提纲挈领、开宗明义、振聋发聩之效果。玄洋社把“敬戴皇室”作为宪则的第一条也就表明了尊崇天皇及其皇室是其根本宗旨的用意。三条原则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表明，只有奉行“敬戴皇室”的宗旨，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热爱日本”，所以“热爱日本”成为第二条，而“固守人民之权利”放在最后一位，相比之下，这条自然是最不重要的，甚至有自我粉饰之嫌。如此排序除了轻重缓急意义的差别之外，其实还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天皇凌驾于国家之上，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绝对的权威，而人民则处于最底层，服务国家、效忠天皇。玄洋社宪则再一次证明了“天皇观”是右翼思想的核心。

学界对于玄洋社是近代日本右翼团体的开端基本上看法一致。相关研究著述大都采用此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单纯地把玄洋社视为右翼团体不够严谨。大野达三在《“昭和维新”与右翼的恐怖主义》（新日本出版社，1981）一书中提出“认为玄洋社是右翼团体的开端实在是个错误”（第33页）。他的理由是“作为玄洋社前身的向阳社是为宣扬自由民权运动而建，后来由于社内产生了矛盾，头山借改组之机才把社名改为玄洋社（第33页）”，改名并没有改变其立志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宗旨。玄洋社宪则第三条“固守人民之权利”就说明了玄洋社在草创之初同板垣退助的立志社一样，都是为了“宣扬民权和致力于开设民选议院的团体”（第31页）。同时大野达三也指出“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玄洋社是日本第一个右翼团体”（第33页）。同样，他也给出了论证，“1886年玄洋社提出‘民权的伸张固然重要，但是一味地追求民权而无视国权的消长，国家终要被外国所欺辱。欲要恢复我日本帝国之元气，只有依靠军国主义之一途’，可视为玄洋社与自由民权运动分道扬镳，转向军国主义”（第33页）。

姑且把大野的观点概括为“两个阶段论”。笔者认为，大野达三的观点其实并不否认玄洋社是右翼团体，但他更强调应对玄洋社的前后期做明确的区分，也就是他文中所称的“转向”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玄洋社是否存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阶段，还需大量的史实为支撑，不能简单以玄洋社宪则为依据，因为宪则、纲领的政治理想同现实存在差距，又不能排除其矫饰和空想的一面。实际上，玄洋社成立动机是为了自由民权运动是颇值得怀疑的。玄洋社成立于1881年，而1881年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因为就在这一年，天皇颁布敕语“拟于明治23年开设国会”。此可视为对板垣退助等要求民权、开设民选议院建白书的回应，并且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即九年之后开设国会，实际上等于是宣告了自由民权运动已无存在的意义。

事实也的确如此。敕语颁布后，作为领袖的板垣退助开始渐次退出民权运动，转而组建自由党，向政党政治转向。其后自由党策划的“福岛事件”“群马事件”“秩父事件”也相继遭到政府的镇压，自由党被迫解散，自由民权运动走入低潮。就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上，头山满却改换门庭成立玄洋社，其用意显然是在暗示要脱离自由民权运动，而社名又颇值得玩味。“玄洋”即为福冈县西北的玄海滩，那里与对马海峡相连，与朝鲜隔海相望。所以，成立玄洋社的用意昭然若揭，就是要越过玄海滩，雄飞朝鲜。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头山满和玄洋社极力插手朝鲜政治，其积极扶植朝鲜亲日派代理人金玉均的史实更是明证，所以玄洋社的成立无论是其象征意义还是现实意图都共同指向了其是一个带有扩张意志的右翼团体的本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日本学者认为玄洋社社名中的“玄洋”二字并无扩张意图，只不过是遵循以自然风物命名的惯例而已。此言论代表学者石龙丰美这样认为：“玄洋二字并没有跨越玄海滩、雄飞朝鲜的寓意，也就是没有扩张的意图。毋宁说，取名玄洋是遵循通常以山、海、河等自然风物来命名的习惯，这种命名习惯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如现今福冈市还有玄洋小学、玄洋中学、玄洋高校等称谓。因此，‘玄洋’一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曾含有大陆扩张的含义。”

且不说玄洋社纲领和所从事国权扩张的活动历史早已将其盖棺论定，就算按照石龙丰美所谓命名是“遵循自然风物命名的习惯”的逻辑来推论，也存在悖谬之处。因为果真如此，那么臭名昭著的黑龙会的命名也一定是出于单纯以黑龙江命名的习惯，但黑龙江属于中国，日本右翼岂有以他国自然风物来命名的道理？而且黑龙会旨趣书已经明言：“以流经西伯利亚与满洲之黑龙江为中心，担当经营大陆之事业，欲实现我帝国之伟业。”可见，黑龙会同玄洋社的命名一样根本不是“遵循自然风物命名的习惯”，完全是右翼扩张野心的表露。石龙丰美的说辞难以自洽，难免有为日本右翼开脱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