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亚秩序转型层次分析

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实际上是指东亚秩序将长期处于一个演变“过程”之中，它包括几乎是三个同时进行的转型：一是中国的转型，其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二是东亚的转型，其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纷纷调整内外政策和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地区的整合和区域一体化建设；三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其标志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双边在区域合作中的协调增加，机制化联系日益密切与巩固，其代表性事件是中国参与的东盟的“10+1”、“10+3”安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东亚峰会。这一系列转型基本是同步的，均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而且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同步性”，使中国与东亚及相互关系所经历的“转型”具有其独特之处。以下将从全球层面、东亚区域层面、国家层面、领导人层面和非国家行为体层面来分析。

在全球层面，当前的世界格局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既不是单极独霸，也非多极化，这决定了它兼具“单极”与“多极”两种格局的特性。同时，世界性组织在发展壮大，以联合国等机构为标志的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制约战争以及促进共同发展的全球性机制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应当说，这种转换扩大了新崛起国家的回旋余地，有利于降低霸权国对新兴国家的恐惧心理，有利于大国的崛起。全球化既产生着统一的力量，又产生着分化的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国际关系秩序的重新建构时必须注意，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一种以统一的社会和政治不断发展为标志的世界秩序。以前历次国际秩序的转换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也使这次国际秩序的转换与众不同。

在区域层面，区域合作组织角色突出。它们以文化联系、地缘优势、经济互补、安全共享为依托，成为区域一体化或准一体化的转型动力。东亚是受冷战影响甚深的地区，冷战的结束使这一地区从冷战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地区主义与区域合作发展浪潮汹涌澎湃。区域主义成为东亚整合的推动力，它正从一种缺少正式结构的“软”地区主义向更重视制度建设的“硬”地区主义过渡，其体现是各种各样的正式的机制化安排得到推进和强化，制度环境日趋强化，而且合作的范围与深度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从国家层面看，由于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国家既是民族权力机构，又是文化属性的载体，因此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秩序仍是国际社会秩序稳定的支柱。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减弱。那么，国家行为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方面，国家行为体依然构成和影响着国际体系结构。另一方面，特定国内结构具有的目的、权力、地位、利益和其他特性也制约着国家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具体到东亚地区而言，尽管同样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与欧洲的一体化中已经上升到主权让渡的高度与深度不同，东亚地区国家在维护主权方面的意识更强，对外部力量的影响仍然相当敏感。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推进合作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但还有一些国家仍对冷战时期的军事安排迷恋有加，尽管它们不得不加入到区域合作的大潮中去，却仍然抱有冷战偏见，如强化与其他大国的军事同盟，使冷战时期的军事条约或军事同盟还占据着外交与安全战略的重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信任，也使它们在合作上顾虑重重，阻碍了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

在领导人层面，东亚社会力量特别是东盟国家领导的权威主义统治走向终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权威政治步入了转型期，各权威政治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主化浪潮。1986年2月，菲律宾发生了“二月革命”，独裁统治者马科斯在总统选举中下台，科·阿基诺出任总统，在菲律宾着手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使菲律宾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的权威主义告别的新的民主化道路。1987年，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了著名的“6 ·29”民主化宣言，并于同年修改宪法，在韩国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90年李光耀将总理职务交给年仅40岁的吴作栋，在新加坡开始实行总理与总统分权的制度。1992年泰国发生了“五月风暴”，素金达军人政府倒台，民选文人川·立派出任总理，这使泰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出现了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亚发生的这些重要政治变革，标志着曾经统治东亚三十多年的权威政治寿终正寝。这些变革大体实现了从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的转换。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由突出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由沉静到活跃。东亚地区新一代的领导者正在崛起，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比以前的领导者高，大都年轻化。活跃在政界、政府机构、商界、学术界和科技界的年轻一代领导者，正在重新规划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方向。这种领导层的政治转型的发生与发展，是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持续分化、社会阶层的兴起、社会力量不断壮大的结果，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与社会集团力量的关系出现历史性转变的结果，也是权威主义政治在面临社会内部或外部压力不断作出让步与妥协的结果。这种变化对东亚秩序的影响在于更加强调利益的调和，少有意识形态和历史包袱的约束。

从非国家行为体层面来看，它们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日增。民族国家虽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但作用已经弱化，已不再具有垄断作用。传统的“领土型国际政治”不再是唯一的秩序建构者，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包括十分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都在争夺或分享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就东亚地区而言，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增多导致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与扩展，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不同元素交织互动。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的一个十分抢眼的变化。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等。这些组织或集团不是冷战以后才出现的，而是早就存在的，但是它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如此引人注目的作用。这主要是受全球化的影响。东亚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信息传播革命的来临，各国内部的“公民社会”方兴未艾。“公民社会”的崛起不仅影响到国内政治，也影响到国际政治。传统的国际关系只重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分析，而对民族国家之上和民族国家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如那些超国家组织或机构）的重视不够。欧洲即是如此。由于欧洲的一体化整合，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重视国家之上的地区单元，如欧盟，但忽视国家之下的地区单元。实际上，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的差异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将对该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微观地区主义关注的就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下的单元的这种联系，它所带来的或增强或削弱、或整合或分离的影响。这种微观地区主义是一个需要重视且日益重要的课题。

还应当看到，非政府组织国际网络的兴起是当前国际社会的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并作为一个全球治理层次在国际社会发挥着某种治理功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功能在于：一方面削弱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权，促进稀缺资源从国家流向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另一方面也促使稀缺资源从发达国家流向“边缘国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权力在国际社会分布的不平衡性，也减轻了资源短缺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压力，有助于舒缓国际社会的紧张感和张力，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非政府组织还对政府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通过以上对东亚秩序的层次分析，可以看出东亚秩序是一体化聚合的过程与结果，是不同层次的网络、规则和机构等系统作用的必然延伸。全球化推动了跨国联系的迅速扩展，使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交互渗透日益加强，并产生了制定集体性政策和全球治理的一致愿望。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使资本流动性大大增强，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受国家的操控。新型的多边格局和新型的集体决策方式涉及到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等行为主体。这种分离趋势使得国内政治决策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共同体不再能完全孤立地设计其政府的行动、决定和政策。所有这些变革预兆，均是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标志。区域化正是对全球文化、政治差异的默认，也宣示单一价值观、文化观、政治观在全世界发生作用的挫折。在这样的大变局下，需要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在地方性、地区性和全球性结构的互动过程中，重新设计国际关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