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生成与中国当代诗
诗意的生成与中国当代诗是不好谈论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宏大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仍没有把握能很好地谈论它。虽然从普遍现象看，我们可以说当今时代全球商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还是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生存于其间的人所面临的处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相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铺天盖地的商业符号的挤压下进行自己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但是不同的情况又的确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更由于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对事物基本价值认识的不同，不同国家的人认识事物时的出发点已经大不一样。我们的确看到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面对着同一件事，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人们对之做出的价值判断完全不一样，结论的相反成为最常见的结果。正是由于此，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自然而然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当代诗人“诗意的生成”与别的国家的诗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是不是恰好成为成就中国当代诗人写作合理性的重要支撑物？以及当一些能够被明显辨识的不同成为中国当代诗人写作的最显著特征时，其他国家的读者又是依据什么判断出其中的意义，或者说诗意的价值？
爱尔兰诗人希尼在谈论波兰诗人米沃什时说，通过对不同写作背景的分析，他最终发现了东西方诗人在选择写作主题时的不同。他进而分析了这种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认为不是别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内在地预设了诗人对问题的不同关注点，使得每一个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按照自己与问题构成的紧张度来选择什么是应该写的，什么又是他感到没有那么多必要去关注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希尼的分析有道理，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下的诗人，在关注诗之所以构成诗的技术性问题的同时，很可能更多时候是在关注生存的合理性（社会的与个人的合理性），而一个民主制度下的诗人则可能把注意力放在了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究上。那么，结合到我们自己身上，一个显然的问题便是：由于所处的社会生活处境，一个中国当代诗人，是什么决定了他写作时对一些问题重视，对另一些问题则放弃了注意力？虽然我可以用希尼的观点说正是社会制度显见的特殊性给予了中国当代诗人关注问题的基点，就像长期以来，强调写作与现实的关系——不单是具体的生活的现实，也是传统与文化的现实——一直是作为重要观点反复在当代中国的诗场域中被提出来，并具有“政治正确”的面目。
但是，在这一强调诗人道德姿态的观点中也彰显出这样的事实：“问题意识”是产生于存在着“问题”的情况下的，如果不是现实中存在不合理性，没有那些被称之为“问题”的现象出现，人们又有什么必要反复强调对它的关注？有人曾经说过，诗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与现实关系的平衡器。抛开这句话内含的玄机不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在问题已经形成对人的困扰的情况下，解决它才成为迫不及待的事。也是因为此，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在当代中国，诗与现实的关系，必须成为每一个诗人写作的基本考量点或前提，他必须意识到对现实如何处理已经是他无法绕开，也绕不开的关节点，他必须面对现实作出自己的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但同时我也看到，正是在强调诗与现实的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当代诗在写作的方向上一再发生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由于对现实的认识总在变化，还是因为隐含了什么样的矛盾？这又在相反的方向上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即便是在希尼说的那种大前提下，诗的生成也是非常复杂的事，它在促进某类问题的扩大时也会让另一些问题变得尖锐。
这是不是刚好隐藏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一个观点：正是对一件事的扼制造成了其话语扩张？或者相反，当一个问题被大力张扬并已滥觞于世时，对其的述说反而会变得单一，甚至不得要领？中国当代诗的情况好像正是这样，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不合理性，使得人们意识到用诗对之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种对干预的强调反而使得不少诗进行干预的过程变得单一，从而失去了对诗在其他方面要求的关注。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是需要静下心来反思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当代诗人意识到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的重要性，怎样在面对这一重要性时仍把握住诗其他方面的要求，同样需要认真对待。当代中国诗写作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使写作本身变得悖谬的矛盾，一方面不少诗人意识到写作必须朝向高于现实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对现实的认识则始终成为钳制诗人建设自己的独立的诗学认识的因素，使之在写作的过程中变得单一，或者根本就没有方向感。
的确，在我看来，不少中国当代诗人在如何将自己与诗——古老意义上的诗等同起来的过程中，不单在注意现实的具体性时变得思维比较乱，同时在注意诗内在的要求时也无从把握，给人慌里慌张，写作不得要领的感觉。尤其是对那些只是在表面上，而不是真正深入到内部去思考，从而认识到中国现实的特殊性的诗人来说，由于过于偏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强调，反而将诗构成的最重要的原则抛弃了。一个最醒目的表现就是将诗与语言的关系几乎变成了单纯的意义表达关系。这一结果的最明显的后果是，要么一些诗变成个人简单欲望的宣泄，要么一些诗成为现象生活平铺直叙的记录。很显然，这样的情况无法令对诗有更深入的认识的人满意。中国当代诗成为不少人诟病的对象的原因，如果追究起来其症结也应该在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中国当代诗人错误地理解了诗的功能？是因为诗被普遍冷落的当代生活中，陷入写作困境的诗人更多地感到诗是他们对抗现实生活的工具？表面上看这些的确是原因。但是仅仅这么简单？我当然不认为事情仅仅这么简单，那么更复杂的原因又有哪些？
问题谈到这里，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诗发展的具体情况。熟悉当代史的人都了解，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不仅走了一条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路，而且发生了众多犹如台风海啸似的事件，这些事件对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还是在思想、道德上的影响都十分巨大。中国当代诗的发生与发展正是在这些事件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诗呈现出来的主要的，或者说有影响的写作潮流，仍然向我们呈现了诗不断变化而能够辨认的轨迹。或许对这一轨迹的梳理，会使我们对诗意如何在当代中国诗中生成有比较清晰的观察。当然，要清理出线索的确是不易之事。不过只要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当代诗发展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近二十年中国当代诗尽管面目复杂，产生过众多具有观念性质的对诗的认识，造就了不少所谓的诗流派，但主要线索还是清晰可辨的，那就是，它始终是在纠正中发展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变动中，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当代诗一直都在做着“诗意的纠正”的工作。
“诗意的纠正”这样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好理解。我的意思是：无论20年前还是现在，中国当代诗发展过程中每一种写作样态的出现都带有否定意味，像朦胧诗的产生，其基础是建立在对把诗等同于宣传工具的意识形态写作观的批判上；第三代诗的出现则选择了将诗语言的变化当做诗恢复自身纯粹性的前提；再后来对叙事性，以及其他诗构成方法的强调，同样也包含了改变诗形态的要求。在这样一种具有时间线性推进意味的变化中，表面上让人看到的是对诗本身的认识，但实际上促成这样的变化的推力恰恰是中国当代诗希望获得“写作有效性”的内在要求产生了作用。我一直认为，相对于其他的种种对诗的要求，“写作有效性”是更为重要的尺度。因为正是“写作有效性”表明了诗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它自身，其中还包含了社会状况作为构成其形态的背景这样的更重要的因素。因此近二十年来，不管是哪一种诗写作观念的产生，都是在诗人对社会文化境况的认识下形成的。其实这一点从古至今都一样。中国诗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以文为文”与“以道为文”的争论，而每一次争论，不管是“以文为文”还是“以道为文”成为一时占主流的思潮，其背后都有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背景。
当我们再具体看中国当代诗时就会发现，不管是被称为朦胧诗的写作潮流还是第三代诗的写作潮流，最后使他们的诗呈现出具体形态的原因，的确来自写作者的社会文化处境。其他的不多说，就以上一个世纪90年代为例，那个时期出现的关于中国诗写作的各种说辞，像“中国话语场”、“叙事性”、“个人写作”，无不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有关。简单地说就是：如果没有198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故，没有这些变故引发的对国家意志、文化形态、个人遭遇的思考，也就不会让中国当代诗人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特殊性需要以特殊的方法进行处理。不少人的确没看到这一点。虽然他们始终在强调现实对写作的重要性。但在他们那里，却简单地将现实理解为一个内部的现象系统。因此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不管是“中国话语场”还是“个人写作”，这些观念的提出，都需要指向更大的背景才能理解它的意义何在。这一背景就是全球化的今日文化的比较背景。如果没有对不同国家文化发展的不同处境的比较，就不会有对自身文化处境的焦虑，也就不会单纯地产生出文化要求。为什么中国当代诗人要强调自己是在特殊的“中国话语场”中写作，为什么要强调“个人写作”对于写作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中国当代诗人从自身处境与其他国家诗人处境的比较中，看到了其中包含的破坏性因素。这些因素时刻干扰着诗的生成。而写作的过程成为战胜这些破坏性因素的过程。
不过，真的存在一个“中国话语场”，或者相对于“个人写作”存在着“非个人写作”吗？作为问题的提出者，中国当代诗人对之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特殊的“中国话语场”会包含什么样的内涵，这些内涵怎样体现出“中国特征”？一个简单的说法可以指明这点，即：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种之一，其文明一直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方式产生。但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够。不用追溯至更远，从18世纪中叶开始，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建立在“积弱”基础上的，无论国家政治还是文化变化，都是以抛弃历史弊病、消除弱势地位、修复民族自信心为着眼点。而到了上一个世纪中叶，随着国家政治改造的初步完成，文化建构亦被推到国家政治理想宣传工具的位置。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应该怎样表述自己的确被“非文学化”地规定了。尽管这一被规定的情况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发展的需要有所改变，但时至今日，这种改变不能说已经完成，由国家政治所形成的价值观在中国仍然是支配性力量，并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大多数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管这一出发点是建立在反对还是赞成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确需要承认，特殊的国情刺激着人们的认识。今天，中国社会最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以及最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人生目标，如果说与这个国家的现实没有关系肯定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些被普遍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甚至被人们称为中国独有的问题，应该被看做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的特殊性相关的。正是基于此，出现在中国诗人内心深处的焦虑，不断产生的带有批判意味的见解，又怎么能不把它们与之联系起来？而联系的意旨是什么？就是：社会存在刺激人的思考。所以，说中国当代诗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刺激的产物，其根据是确切的：没有上一个世纪80年代社会生活的变动，解除思想束缚后大规模的解放运动带来的向外看，和与外部世界的比较，就不会有先锋诗的产生。朦胧诗之争，“口语化”与“非口语化”之争，从表面上看属于语言形式、审美观念的争论，但内里反映的则是不同的文化观念之争。而到了90年代，对“中国话语场”、“个人写作”的强调，反映的也是中国当代诗人希望通过寻找最能体现写作独立性的话语方式，真正做到使诗与现实的关系成为具有同一性意义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当代诗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题材不停地伸引到对商业社会的批判的原因。只要细心考察，谁都会发现，述说当代社会人的困境的诗，其最主要的指向都是关于人与商业社会的关系，其位置感也主要落实在对这一关系的处理上。有人曾经说过中国当代诗中存在着非常普遍的道德焦虑，以及虚无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按照正常的说法，是因为历史意义上的古老的道德体系在中国当代生活中已变得支离破碎，很难成为指导我们行为的准则，和检验我们行为的尺度。同时由于此，诸多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被突破，对人的基本行为的评价标准亦变得混乱不堪，从而使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时，几乎不知道如何评价。面对如此局面，不可避免地让渴望整个社会出现清平景象的人感到有一种挫败感。虽然从好的意义上说，挫败感能让懂得自省的人去思考其中包含的复杂的人生意义，以及由此在写作中以解析的方式对待它，并进而寻找消除它的解决方案，但我却认为，面对这一切，如果我们必须讨论中国当代诗的现状，就应该搞清楚如何在当代诗写作中重新建立对基本道德的合法认识的重要性，并进而以更大的努力去推动对它的建设。但很显然，面对中国当代的现实，这一合法认识的获得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太困难，因为正在发生的一切所提供的推力似乎总是反向的，人们越是希望道德底线的划定，它被破坏的程度就越是惨烈。这种情况甚至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出现在中国当代诗中的普遍的道德焦虑，以及虚无感，并非由于从事写作的中国当代诗人没有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他们只有以这样的应对去做出反应。只有这样，写作的真实性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保证。
事情当然并不仅仅只在这一个方面有反应。比之任何时代，人类在今天所面对的处境都是更为复杂的，尤其是被人们称为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观念的冲突已经成为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尽管从总体上讲，对现实的认识是催生中国当代诗发展的巨大的原动力，但我们还是看到有人说自己的写作是反时代的，或者是与时代无关的写作，是对构成诗的永恒因素的直接求证，所以在他们的写作中强调形式、技术的绝对意义。他们甚至不愿意别人谈论自己写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事情果真如此简单？我以为并不尽然。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如果没有近代中国文化沦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现实，如果不是感受到诗在被当做简单的意义传达工具过程中审美性的丧失，又怎么会出现带有反驳意味的对形式、技术的强调？因此，哪怕在最极端的谈论中国当代诗的纯粹性的言论中——这类言论包括“反意义”等等——不可否认地也仍然包含着从现实出发建立诗美学的内在动因。甚至可以这样说：对诗形式和技术的近乎形式主义的追求，仍然来自于摆脱“诗政治”的内在动因，虽然到头来它本身不免含有把自己搞成另一种“诗政治”的嫌疑。
从最“正确”的角度来看，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诗政治”中，也算为诗找到了一条返回自身纯粹性的道路，但是，如果过分地强调其中所包含的诗学意义，仍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已经带有面对现实的反应。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其中反映出来的仍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面对现实的态度。尽管这样说有把一切装进“与现实的关系”的盒子的嫌疑。但难道现实不是一个巨大的盒子吗？我倾向于将现实看做巨大的盒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如果我们最终要把“诗意的生成”与中国当代诗作为问题，也许只能这样说：在当代中国，诗无一不是与现实发生纠缠后获得自己的形态的。而由于当代中国特殊而复杂的现实（这一现实是带有混乱的特征的），写作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自然有着不同的面貌。虽然这样说很可能让人感到是在过分强调特殊性。只是既然我们看到了特殊性是当代中国现实构成的最重要特征，强调它又有什么不妥当？这样一来，我想说的是：中国当代诗的“诗意的生成”是中国当代诗人面对中国现实的一种文化判断，诗人们是在以自己的判断来获得对诗的进入的，而不同的是进入的深浅来自于他们能力的大小。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前面我只是概括性地谈论了一些问题。其实我本应该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但由于我并不想对一些具体的诗进行谈论，所以使这篇文章可能显得有些笼统。这样一来，本来很明确的事情也许变得模糊不清，为什么我会如此做呢？一个原因是我不想提到具体的诗人的名字，第二个原因是那样会使文章拉得太长。从80年代到今天，中国当代诗发生的变化的确是太大了。从明显地带有政治反叛意味的写作到方向失却的写作，如今的中国诗歌正走在各自为阵的道路上，要总结出任何带有归纳性质的结论都是困难的。而我只想说明的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与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的变化有关的，但是这种变化到底为诗歌的发展带来了什么，现在去评价还为时过早，或许我也没有能力去做出准确的评价。是的，作为一个仍然在写作的人，我在多数情况下想到的都是与自己的写作相关的问题，我必须花费精力去解决那些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关系到自己的写作的走向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已经很多了，让我很难再分出心神去过多地考虑与己无关的别人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