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可以休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设立农民工工作司，专门负责进城务工人员事务。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农民工”一词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机关的名字中，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在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移民潮涌起的时候，进城务工的农村人是以“盲流”之称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这个侮辱性的称谓是计划经济后遗症的产物，是经久养成的城市偏见的产物。随着外向型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壮大，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他们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的主体力量，“盲流”一词才逐渐失去了市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工”成为通行的叫法。我没有考证过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只是知道我们的官员和学者——包括那些研究农村移民的学者——非常热衷于使用这个词，他们的唯一理由是，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但是，这个理由如果不是反映了我们的官员和学者对农村居民的处境缺少真切的理解的话，就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鸵鸟心态：他们把“农民工”想象成一个中性的词，自以为它不带歧视意味。

可是，这个词怎么都让我想起黄宏在小品中的台词：“农民就该把地种好。”但是，凭啥农民就该种地？我在这里写公众文章，本不该把个人感情牵扯进来，但我总是无法不为我远在江西老家的侄子、侄女们问一下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人读过高中，或者将要读高中，他们没有打算做农民，甚至也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农民”是一个职业，生在农村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去从事这个职业。这样一看，“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有逻辑错误：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从事两个职业，同时是农民和工人？唯一的解释是，使用这个词的人认为这些人做工人只不过是暂时的，他们到底还是要做农民。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潜藏在中国人血液里的病菌，时时要在不经意间发作。本届政府开展新农村建设，许多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新农村建设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财力。上海市信誓旦旦要把浦东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但浦东对土地资源的浪费足以证明，浦东的设计者们没有建世界一流金融中心的脑筋。到过陆家嘴的人都有体会，那里的大楼之间隔得很远，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特别是在炎炎夏日之下，更是痛苦不堪。而且，在本该寸土寸金的地方，却建造了一个大花园和一片巨大无比的草坪，为此还花掉了十几亿元。我们的当政者和学者当然不会认为这些是一种浪费，而到国家开始对农村投资的时候，他们却要大呼“浪费”了。究其原因，是城市偏见这株病菌在发作。

“农民工”即使不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也是对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的默认。由此，让这个词出现在以打破城乡隔离为己任的政府机关的名字中，就成为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英语国家有句谚语“Words hurt”，意思是，话是会伤人的。也许我们的官员和学者在使用“农民工”这个词的时候没有歧视的意思——我也相信，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想为1.4亿进城务工人员做一些事情的——但是，那些被如此称呼的人却会受到伤害。

我因此强烈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修改“农民工工作部”的名字，而使用“流动工人工作部”的新名字。使用这个新名字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它在官方话语中正式摒弃“农民工”这个词，而代以“流动工人”这个中性的称谓，为在中国根除各式各样的歧视提供了一个榜样。第二，这个新称谓和正在进行的户籍改革合拍。取消城乡人口划分是户籍改革的趋势，而且一些省份也已经实行了，“农民工”因此成为一个无所指的名词。第三，使用“流动工人”这个词有利于统一考虑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来自农村的流动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来自城市的流动工人所面临的问题。

当然，很多来自农村的工人已经在城市里有了稳定的工作，不再流动了，而且，国家可能想单独考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政策。如果是这样，也可以考虑使用“农村工人工作部”或者“进城务工人员工作部”这样的名称。无论使用哪个新名字，我希望看到的是，“农民工”这个词彻底从官方和民间词汇表中删除，像“盲流”一样成为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