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献之迹

刘一闻

关于王羲之和王献之的话题是永远说不尽的。上海博物馆曾先后举办了两个展览，都与王羲之、王献之有关。其一是2003年秋天举办的“《淳化阁帖》展”，那一年上博购得了《淳化阁帖》四卷本，此中便包括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紧接着又举办了“中日书法珍品展”，令观者有缘得见很多日本所藏非常珍贵的展品。大展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年，然其时之盛况还是令人印象至深的。

上海博物馆有个书法陈列馆，馆内有若干段落说明文字，其中，关于晋唐书法的那一段是这么讲的：“草书初萌于西汉末年，由草写隶书演变而成，为今草的前身。它的出现，还促使行、楷书体的迅猛发展，其时书家辈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完成由隶书向草书转变的历史性代表人物。”人们在参观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么一段。王羲之在世五十九年，共七子一女，王献之是他的第七子，在世四十三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有两件——《上虞帖》、《鸭头丸帖》。此二件于所有“二王”作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王羲之的传本墨迹现有二十九件，王献之的传本墨迹有七件。传本墨迹之外的作品则为散见于各种拓本中的二王之作，比如《宝晋斋法帖》、《大观帖》、《淳化阁帖》等，尚有很多。

而下文既不推敲书作的具体创作时间和书写内容，也不研究各类版本、考辨作品流传，而在于细化羲、献书迹的过程中，进一步让大家清晰地认识“二王”所有书法体貌及其表现方式。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即王羲之、王献之究竟擅长于哪几种书体？通常我们以为王羲之的草书是最有名的，好像觉得他只会写草书，其实不然。所以，把王羲之跟王献之所擅长书写的几种字体作一个基本的介绍和比较极其必要，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王羲之的书体，顺序是先楷书，后草书，再行书，最后是章草。

第一件是王羲之的楷书作品，小楷作品《乐毅论》，也有叫“乐（音同“悦”）毅论”的，这个“乐”字作为姓氏，既能读“乐”（音“勒”），又能读“乐”（音“悦”）。此件《乐毅论》中的乐毅，是战国时的燕国名将。据说这是王羲之亲书于石的小楷之作。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好王羲之的书作，屡屡购求，然而几乎所有购求到的王羲之书迹，都是写在纸本上的，惟独这一件是石刻，原石和唐太宗同葬于昭陵。后来，这个陵墓为五代时一个叫温韬的人发掘，开掘陵墓后，这一件王羲之的小楷作品又重新到了人间。此石被挖掘出来以后，已经开裂，但幸能保存下来。关于《乐毅论》，当然众说纷纭。而王羲之的七世孙、隋代的大书家智永，认为这是王羲之楷书作品之中最能确定的，并且是最好的作品。从书法上说，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精湛的小楷之作，通过这件作品，观者可以全面地认识王羲之小楷作品的基本面貌。除了《乐毅论》以外，他的小楷之作还有《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图一）和《曹娥诔辞》（图二）。清代书论家钱泳曾有这么一段话：“昔人评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赞》非不妙，然各有面貌，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其意即《黄庭》、《东方朔画赞》、《曹娥诔辞》固然各有面貌，但还需推《乐毅论》为第一。其后的进士写策，包括馆阁体，最初都是从这开始的。但后来学《乐毅论》的也有不少，譬如元代的赵孟頫就是典型的例子，总而言之，《乐毅论》是极其重要的。此为《乐毅论》的局部，（图三）其实小楷与大楷的写法是不同的，首先是用笔，虽然结体比较相同，但用笔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习小楷的时候，通常老师要求坐着写，将手肘搁在台板上。但是写大楷是主张站着写的。一个坐一个站，可见用笔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其次，是著名的《十七帖》，这是王羲之草书当中最精、最有名的，是历代草书当中的绝品和范本，也是王羲之的晚年杰作。此卷为一丈二长，丈二为一卷，开头有“十七日”几个字，（图四）故曰《十七帖》。羲、献之作起名，往往是用开头的几个字，但是如果是一个尺牍中有比较重要的字眼的话，往往也会用这个重要的字眼来作为帖子的题目，下文中提到的《上虞帖》就是这种情况。《十七帖》历来的刻本非常多，有唐摹本，也有唐人临写的本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宋刻宋拓的《十七帖》也有三种，第一种出于唐代摹本，“敕”字本系统，是皇上颁布命令或发布诏书用的“敕”字，（图五）与皇室有关。从这个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敕字本”即遵照皇帝的命令来做的字帖，其书写格式是在将要结束全文的时候，署下一个“敕”字。此唐摹本全帖一共三十八帖一百三十四行，是公认的最好的一个本子。第二种，是出自《淳化阁帖》第六、七两卷本当中的，这个刻本里面仅有十五个帖。第三个是所谓“陕西本”，此帖虽然不知道是谁刻的、谁临的，但是普遍被认为这是唐人临本中最好的一个本子。这几个本子中，“敕字本”则以铜山张伯英的本子最著名，这个本子现存上海图书馆。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上虞帖》（见彩图九）也是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其实，书家在不同时期的书写方式和表现形态都很不一样。《上虞帖》又叫《夜来腹痛帖》，一共有七行，五十八个字，曾经刻在《淳化阁帖》、《澄清堂帖》和《大观帖》这些集帖当中，是唐代摹本，北宋内府旧藏，其装裱一直保持着当时的原装。

《游目帖》（图六）也是王羲之的草书作品。《游目帖》也是曾经刻入《十七帖》的重要的王羲之墨迹传本，除了刻入《十七帖》，《淳化阁帖》中也有刻本，这个摹本还曾经刻入《三希堂法帖》，乾隆十二年献入了内府，到同治光绪年间，又赐给了恭亲王奕訢，现在这个本子在日本。在中日文化史上，曾经有一段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的历史。当时大批日本人到中国来求学，学习中医、武术、书法和汉文等，这说明中日之间的确有那么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以致使很多中国文物流到了日本，这件《游目帖》只是其中一件而已，《游目帖》的风格跟《上虞帖》不大一样。《上虞帖》的线条粗细起伏不大，是因为这是王羲之晚年之作。《游目帖》又名《蜀都帖》，是以临摹本为母本的勾摹本。

《远宦帖》（见彩图十）仍是王羲之的草书作品。在王羲之的所有书法作品当中，草书是最重要的，也是数量最大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这件作品也曾收入《十七帖》当中，计六行五十三字，因开头有“省别”两字，所以又称作《省别帖》，也曾刻入《淳化阁帖》、《大观帖》、《鼎帖》等这些名帖之中。这件《远宦帖》有点特殊，是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个叫叶志铣的，他在获得王献之《送梨帖》的时候，将此两帖一起刻在同一块古代铭石上，以合成“二王”羲献之迹，所以这个帖就显得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帖的刻本非常精，墨迹本现藏台北故宫。

《丧乱帖》（见彩图八）是一件行草之作。上博“中日书法珍品展”的时候，关于《丧乱帖》有一场专门的讲座。《丧乱帖》和《二谢》、《得示》三帖合于一纸，很早就流传到日本了，也有说当初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时候，把这个帖子带去，久为皇室所藏，后西院天皇驾崩之际，曾购于尧恕法亲王，暂藏妙法院，后又贡献皇上，今仍藏皇室。最早的刻本，见于杨守敬的《鄰苏园帖》，1892年的那个刻本是最早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有影印本。这个帖子一共有八行，因为是唐代的摹本，因此填墨非常精妙，要不然，这个填摹本的双勾笔体与其他摹本的差异显而易见。这是王羲之的一通简牍之作。看上去不经意，但字体优美，勾摹得势。与《十七帖》比较，《丧乱帖》所表现的书写风格一般在作者五十岁左右。我们通过王羲之的这些具体的作品，对他一生中一些基本的风格就有了大概的了解。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雅集”，即王羲之举办的一个雅集活动。东晋永和九年，中国书法史上的这个重要的雅集活动，来了四十二人。如今，绍兴兰亭也举办曲水流觞活动，每两年一次。可见当初的兰亭盛举一直影响到今天，只要中国文化在，只要中国书法在，其影响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已辩论得很久了，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辩论当中。对《兰亭序》的最初的辩论，起于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1965年《文物》第六期。郭先生的意见是，《兰亭序》是伪托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些学者，比如南京的高二适先生等，持另外的观点。

唐太宗是非常喜爱《兰亭序》的，他曾经说要与《兰亭》同葬昭陵，此语一出，真迹便不再现，后来我们看到的都是摹本。摹本也有若干种。现在我们看到的摹本有开皇本——刻于唐摹以前的一种。著录者有定武本，是唐代欧阳询的临本，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个本子被认为是《兰亭》诸本中最好的本子，在当时是由唐内府摹刻的，摹刻硾拓之后分发给近臣。皇帝们有这么一个习惯做法，被认为是对大臣的最高奖励。当时国人对王羲之的书法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在这个本子中，赵孟頫曾有一段题语，他说：“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以禊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为善。”意思是从古到今说到书法，王右军（就是王羲之）是最好的，而右军书法呢，又推《兰亭序》最好，然后他又讲到，如今真迹已不得见了，那么刻本中则以“定武兰亭”为第一，“定武”，就是刚才说的欧阳询的临本叫做“定武兰亭”，是最好的一个本子。此外，还有神龙半印本，这是冯承素的临本，这是故宫博物院藏的。还有褚朱摹本，是褚遂良的摹本。洛阳宫本、颍上本、薛稷本、玉枕本、上党本等，非常之多，可见大家对《兰亭》的钟爱，各种各样的本子都有，这为以后大家有机会进一步研究和关注《兰亭序》提供了便利。

《姨母帖》，曾经刻入《三希堂》，是《万岁通天帖》（见彩图四）的通篇之首，也是行书体，《万岁通天帖》是武则天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命琅琊王氏第十世孙王方庆，以王羲之家传墨迹为蓝本，由内府摹工用双勾填墨之法所摹写的王氏一门墨翰。我曾见过这个摹本原物，填墨略显粗糙，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王氏一门墨翰一共是由七个人的十通作品构成的，这个时限从东晋一直到南朝梁。不少王羲之的名帖都是《万岁通天帖》当中的这么一段，或是一则，虽然行书的数量要比草书少一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行书的创作方式来理解他的草书艺术的若干技法和创作法则，下面还是两件行书，这两件也是双勾本，曾经藏在清代内府，但是没有刻到《三希堂法帖》里去。《三希堂法帖》全称《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乾隆十二年（1747）梁诗正等奉敕选编的。我们知道《三希堂法帖》所收入的从魏晋一直到明代的一百三十五名书家及其作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甄别的。当初的《石渠宝笈》，把这两件作品列为次等，所以没有编入《三希堂法帖》，但是却汇入其他刻帖，如《宝晋斋帖》、《东书堂帖》等。当然，这两通羲之尺牍是传世的摹本，也是重要的行书作品。

王羲之的章草作品没有墨迹本，只有刻本拓本，是白的字、黑的底的拓本，用墨拓出来的。《豹奴帖》，（图七）是传世可见的，也是极少数存世的王羲之章草作品之一。尽管文献记载说王羲之擅长各种书体，譬如《晋书》本传记“羲之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唐太宗羲之传论》甚至评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推王逸少乎”。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以上这几种书体。此《豹奴帖》亦名《眠食帖》，共六行七十字，跟前面说过的王羲之的那一些书体有很大的区别。《豹奴帖》是根据以往章草的结体形式和用笔方法来进行创作的。《豹奴帖》这一路章草书法被称作为王羲之书法中的旧体书法。前面所提及的，尤其是那些草书作品，是王羲之创立的婉约流便的新体作品。当初赵孟頫曾经对这个《豹奴帖》也有一个说法：“世之博古之家，所收王帖，仆亦略见之，如此帖章草，奇古雄强，指不可再倔也。”大意是：那些藏家收藏的王羲之字帖，我也曾见过一些，像这本《豹奴帖》这样奇古雄强的章草，真是屈指可数了。由此可见赵孟頫对这件作品的评价多么高。宋代有一个叫黄伯思的人，他也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索靖可谓当时的章草大师了，王羲之把当时索靖的章草书法略作了改变，怎么改变呢——“稍以华胜”。他跟原本所看的面目古拙冷拗的章草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写得趋于华美，这便有了自己的风格。

王羲之的集字镌刻之作《圣教序》，（图八）风格间楷间行，现原碑在西安碑林。此碑是当初唐怀仁受了李世民的命令，把王羲之的存世书迹集成了《圣教序》。那么，共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二十多年，是从唐内府所藏的王羲之真迹当中直接临摹出来的，这个本子的艺术价值正在于此。以往，书法老师教着学生写行书，往往是从这个《圣教序》开始的，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这是典型的王字；另外，如果要学写草书，当然是要从行书开始，所以《圣教序》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也指导学生最初开始学行书的时候接触一下《圣教序》，因为王字的写法很严谨，用笔又很周正，所以写《圣教序》是写不坏的，当初我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练习有的字帖，若写得不得要领，会出现偏差，比如，教孩子写字，喜欢习颜鲁公之楷书，因为大家觉得中国书法史上很多书法大家都是写颜鲁公出名的，但事实上，孩子初习书法即始于颜鲁公是很难的，结体难以安排妥当，其字外紧内松，看上去松松垮垮，其实很严实，孩子识字不多，对各种书体还不熟悉，一上手便是颜鲁公，怎么写好？小时习字，记得老师说过，写字要中宫收紧，字的结体要写得紧凑，颜鲁公的字，跟所谓中宫收紧恰恰相反，是另一种书体。在论及《兰亭序》、《圣教序》时，清代初期的王澍讲过一段话：“行书之宗，千百年来百重铁围，无有一人能打碎者。”可见《兰亭》、《圣教》于艺术上之重要性了。

接着来谈谈王献之的字。王献之的《洛神赋》（图九）是其楷书作品中最具代表的一件，又叫“玉版十三行”。为什么叫“玉版十三行”呢？那是曹植所写的《洛神赋》中的一段，真迹在宋代存九行，贾似道得到以后呢，变九行成十三行，刻在玉石上，所以叫“玉版十三行”，这个《玉版十三行》名声很大，到了清代，被进贡给内府。我们可以将这十三行的楷书跟王羲之作一个比较，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中秋帖》，（图十）声名也极其显赫。很典型的草书。原为五行三十二个字，割去了两行，现在成了三行二十二个字。关于这个帖子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好多学者认为那是米芾的墨迹，因为其行笔，其结构，其整个书写状态跟米芾很近，而且《中秋帖》在没有割去两行以前，底本曾经藏在米芾家里，所以大家就怀疑是米芾作的。帖子写得非常流畅，历史上也有把此帖说成是“一笔书”的，认为从头到底一气呵成，显示了草书运笔的主要特点。我们不妨将米芾的用笔，米芾的结体与之作个比较，看看此帖和米芾的字有何异同之处。

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图十一）是上博的重要藏品，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在上面有个题，称它是“煊赫有名之迹”。此帖自元文宗敕赐给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又是书画家的柯九思，之后传落于世间。此帖万历年间在吴廷家，吴廷当初是丁云鹏的弟子，佛像画得非常好。同时又擅长制墨，跟方于鲁是齐名的制墨大家，所以这件东西原来在他家里。此重作现藏上海博物馆，归于公家，幸甚至哉。《鸭头丸帖》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其为草书之作，行笔流畅，很率意，如果说王羲之的作品具有妍美丰润的特点的话，那么，王献之的作品就是峻逸洒脱的。

《地黄汤帖》，（图十二）又叫《新嫁娘帖》，共六行四十四字，是王献之的行书帖。草书和行书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此帖刻入了《淳化阁帖》中，从《淳化阁帖》开始，已经刻入到其他很多帖子中了。此帖跟《丧乱帖》、《游目帖》、《孔中侍帖》一样，都是双勾填墨本。这件《地黄汤帖》宋代时候藏在宣和内府，明代曾经一度归文徵明。文徵明的好朋友王宠见了《地黄汤帖》以后爱不释手，然后文徵明就把它送给了王宠，王宠很年轻就去世了，王宠死了以后，帖流入民间。后来，文徵明的儿子文彭见到这个卷子，又把它买了回来。现在此帖存于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

《廿九日帖》，（图十三）是王献之的一通典型的行书帖，三行三十个字，是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万岁通天帖》中的第六帖，前文所提之《姨母帖》是第一帖，这是第六帖，这个卷子用笔非常洗练平稳，是王献之行书作品中所少见的。这个《廿九日帖》好似刻在《大观帖》里的。

二王书法之比较，是颇有意义的事。王羲之的楷书和王献之的楷书，如若并置，还是有相像之处的。道理很简单，从小儿子是跟老子学习书法的，当然是像了。但是，后来儿子渐渐又跟其他的老师学，并且又把其他的笔法技法融入到他的创作当中了。像或不像，都是有其原因的，清代书论家姜宸英在题《玉版十三行》的时候就曾有过这么一段叙述，非常精彩，他说：“右军父子真书，虽同出于钟太傅，右军敛锋，大令拓笔，观《乐毅》、《东方》诸帖，于此可见。”所谓“敛锋”和“拓笔”即元代袁裒所说的“内”和“外拓”两种运笔方法，因此，表现在两者的创作中便也就大同。从表面看，似乎相差无几，但是仔细琢磨后，正如姜宸英说的，它们在用笔上还是不同的。正如唐代书论家张怀瓘曾说的：“逸少秉真行之则，子敬执行草之要。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此确是“二王”书法的生动写照。关于“内”和“外拓”的话题，沈尹默先生在他的《“二王”书法管窥》中，也有过充分论述。

再将上博的这两件草书进行比较。书论家丰坊在运笔问题上继承袁裒关于“内”和“外拓”的说法，是和传统用笔方式有关的，他说：“右军用笔内，正锋居多，故法度深严入神。”大家仔细体会一下，“正锋居多”，我的理解是指跟法度有直接关联的中锋运笔。中锋居多，这就是丰坊对王右军用笔的基本看法和理解，然后他又说子敬（即王献之）“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入妙”。这是两种用笔方法吧！侧锋居然到了居半的程度，难怪小王的字无论从运笔还是从总体风貌上看，都与大王有所不同。那么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平时写字究竟是用中锋，还是侧锋，还是偏锋？我认为，最初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用中锋、理解中锋，因为不用中锋、不理解中锋，就不知道中锋的作用在哪里。为什么要中锋呢？就是要通过这一用笔方法，使线条具有质感，显得圆润并有厚度。那么所谓“侧锋居半”，又怎么理解呢？这就是说，在懂得运用中锋的前提下，同时还能够运用多种其他的用笔方法，比方说北宋的米南宫，他说“臣书刷字”，还有一句是“八面出锋”，只要得当，都可以用，这就是高明之处。若能用侧锋写出厚重的感觉，能用偏锋写出那种灵动的感觉，这就是高明之处。所以，若真的进入了创作状态，就不该固守一隅，仅用正锋、仅用中锋的创作手段是有限的，字一定不会很生动。民国期间有一个叫陈尔锡的出了一本字帖，那本字帖从头到底都是一个风调，大小匀称，线条犹如一根面条，统统一般粗细，但他很自负，他说，我用的全是中锋啊。其实他没真正弄懂中锋用笔的道理，这个字写得真是了无生气，看了以后徒生厌恶。

比较二者之行书，可引欧阳修的评价：“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甚远”，又说“父子之间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一个“妍美流便”，一个“俊朗洒脱”，这两种风貌的确是不同的。欧阳修的意见是，两个人的笔法相差很多，但就是因为两个人面目相差多，各有各的方法，这才别开境界。所以，历史上子承父业的艺术家们，父子各有成就、各有面目的历来不少，除了羲献父子，两宋有赵佶、赵构，明代有文徵明、文彭，皆为佳例。

最后是章草。其章草虽也颇为相似，然而联系姜宸英、王澍及欧阳询所言，来理解他们各自所写的书体，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写字和书法是两个在功能上有着根本区别的行为。写字虽也讲究美感，但毕竟属于应用范畴，而书法除了讲究美观之外，更多的是表现出其艺术属性，其艺术境界，所以往往是“不通俗”的。在书法实践中，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不同，最后会呈现艺术风格的不同，而迥异于他人的书法之作，便是作者本人独立思想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