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对本区域农村经济的关注始于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中央政府和普通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西北，一直到本世纪初大致经历了80余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对本区域农村社会经济史的考察与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40年代。不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对本区域的关注和研究与中国面临日本的侵略有相当的关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后，“国人对于西北之开发倍加注意”，注15即在中国面临着新的民族危机情况下，西北遂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也楬櫫开发西北的口号，先后派遣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前往实地考察，作为开发的准备。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它不仅是国家支持抗战的后方，也成为苏联援华物资的运输线。特别是甘宁青三省，“居西北版图之中心，为通达边陲之孔道，中原与外藩往来之枢纽，亦一切政治、文化、经济之过站也。”注16由于本区域的枢纽地位，备受学界、政界等方面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政府官员、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考察家、旅行家和新闻记者开始关注这一区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学者统计，国民政府时期到西北考察的考察家共有100多人，著作有85种之多，注17如果加上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相关文章，数量就更多。
在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政府部门与学者对本区域农村经济做了调查与研究。如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村署技正安汉组织西北实业考察团，写成了《西北农业考察》，注18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农田水利、农业经济、园艺、畜牧、肥料、垦务等问题。1934年夏，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派汤慧荪前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考察农村经济，与雷男、董涵荣、陆青年等完成了《甘肃省农业调查》、《宁夏省农业调查》、《青海省农业调查》，注19该项调查对各省及部分县的农业地理、政治生态、农业中的农家人口、土地、作物、园艺、家畜、农产加工、农舍、农具、肥料、经营、水利、灾害、赋税、借贷等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成为研究当时本区域农村经济最主要的成果。1935年4月，民国政府铁道部组织陇海铁路西（安）兰（州）线经济调查队，对陇海铁路兰州至天水三岔镇段沿线15个县、6个镇的农村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注20该调查包括沿线各县的人口、农业、工业、矿产、商业、物产、交通等方面，内容十分翔实。20世纪30年代，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组织学生对各地农村经济进行了调查，其中涉及本区域的有陆亭林的《青海省帐幕经济与农村经济之研究》、何让的《甘肃田赋之研究》、施忠允的《西北屯垦研究》、李扩清的《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等。注21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组织各县宣传视察队，分赴各县各乡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丘咸初完成了《青海的农村经济》。注22该书以县为单位进行研究，包括贵德、大通、循化、门源、互助、湟源、西宁、化隆、民和、乐都、共和等11县。内容涉及农村耕地面积、地价、户口及有无耕地者户数的分析，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户数与人数，耕地每亩产值价格、畜产价格、雇农工资、地租及纳租方法、赋税及附加税数目、农民借贷利率及增减情形等都有比较详尽的调查与论述。
除了国民政府各部门、国民党部门、学校等调查外，一些政府官员、学者也对本区域的农村经济做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如1933年，傅作霖应国民政府派遣，服务于宁夏。傅氏对宁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凡各林场、各盐湖、各牧区、各大渠堤”，都是傅氏考察对象，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宁夏考察记》。注231938年至1940年，叶祖灏在宁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旅居，“足迹所至，遍及全省，采风问俗，旁及于草木鸟兽之名。巨细靡遗，积久成帙，复参证中西典籍、报章、杂志等数十种”，于抗战末期完成《宁夏纪要》注24。陈泽溎也通过调查，完成了《宁夏省经济概要》注25。上述3种著作涉及的内容包括宁夏地理、民族、人口、社会、物产、交通、盐务、农田与水利、工商业、财政与金融等经济问题。
抗战时期，一些学者深入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调查与研究。1941年9月，王志文深入到甘肃西南临潭、卓尼、夏河藏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写成《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注26内容包括八个方面：自然环境、民族历史与宗教、各县人口与藏民分布、藏民的习俗及经济生活、农业与农村经济、林牧业、工业、商业与金融，是一部内容翔实的研究3县农村经济的专著。俞湘文的《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注27是作者在1941年下半年深入到甘肃、青海、四川、西康四省边界的游牧藏区进行社会调查完成的，全书共10章，对藏区的历史、地理、政权、人口、家庭、经济、教育、卫生、宗教、风俗习惯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是研究20世纪20—40年代甘青藏族基层社会经济最主要的著作之一。
1949年初，西北师范学院李化方对甘肃农村进行了调查，完成《甘肃农村调查》注28，本书“用两个观点来贯彻全书：一是阶级的观点，一是革命的观点”。在阶级与革命观点的支持下，研究了本身农村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如农村阶级、农家人口与劳动力、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农村借贷与高利贷、农村手工业与商业资本、农村雇工与农民生活等问题。另外，慕寿祺、许公武、马石霄、潘益民、张人鉴、谷苞、克拉米息夫（W.Karamisheff）等人的著作也涉及本区域的农村经济问题。这些著作除了《甘宁青史略》外，几乎都属于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范畴，但对今天我们研究本区域农村经济史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长时间，“五朵金花”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国内区域史研究尚未兴起，地方史研究刚刚起步。因此，对于本区域的研究，取得的成就并不多。1959年甘肃师范大学（即今西北师范大学）在当时“重视乡土教材”的形势下，历史系教师集体撰写了《甘肃史稿》，注29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尽管学术性不是很强，但称之为本区域史研究的创始之作是不为过的。这一时期，对本区域史研究可圈可点的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与研究。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单位编写了《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等丛书。在这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中，涉及本区域蒙古族和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报告19个，注30土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调查报告13个（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注31青海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8个，注32甘肃哈萨克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回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等。注33在这次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批少数民族简史，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在本世纪初由民族出版社修订再版，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学术含量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些具有研究性质的调查报告和简史，在民族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本区域经济史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分别出版了通史著作，注34不同程度涉猎本省的农村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甘肃、宁夏、青海都出版了以研究本省或西北地区为对象的经济通史，有李清凌的《西北经济通史》、《甘肃经济史》注35，王致中、魏丽英的《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注36，崔永红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注37，翟松天的《青海经济史》（近代卷）注38，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注39、徐安伦等的《宁夏经济史》注40对西北区域经济史或省区经济史做了研究。此外，《西北通史》第4、5卷注41、《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注42、马啸的《左宗棠在甘肃》注43、陈舜卿的《陕甘近代经济研究》注44、闫丽娟的《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问题研究》注45、方行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注46也涉及本区域农村经济的一些问题。
社会经济专史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萧正洪对清代中国西部历史农业技术地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涉及黄河区域如青藏高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农业经济和技术问题。注47勉卫忠以青海民间商贸与地方民族社会经济扩展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对近代晚期（1895—1949年）青海民间商贸兴起的历史基础、嬗变动因、各级城镇商贸市场变迁和由各族商人为主导的民间商贸变迁过程及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注48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制定西部大开发政策前后，在学术界兴起了研究历代王朝开发西北的热潮，西北开发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马敏、王玉德、注49魏永理注50、吴廷桢注51、戴逸、张世明注52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本区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史也受到学人关注。如林永匡注53、党诚恩注54等人研究了西北地区民族贸易问题；有的是在少数民族社会制度的研究中涉及经济制度问题，如陈玮对青海藏族游牧社会的研究、星全成、马连龙对藏族社会制度的研究、张济民等对藏族部落习惯法的研究等。注55
在这个阶段，台湾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胡平生的《民国时期的宁夏省（1929—1949）》是一部比较系统研究民国时期宁夏历史的专著，征引文献达三百余种，这是大陆同类研究著作难以企及的。涉及的内容包括军事与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情态、教育发展等问题。经济建设是本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财政、金融、农业、工业、商业、水利、交通等方面有较深入的论述。注56张力的《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认为两次西北开发均与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相关，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注57这篇论文给我们提供了审视近代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背景。在关于经济建设的具体研究中，王聿均就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做了研究。注58在对本区域的历史研究中，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史，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
下面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本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单梳理。
——关于农业经济研究。主要涉及青海、河西走廊的屯田，地区性农业开发和农业经济的恢复，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农田水利、畜牧业和土地制度等。在农业开发方面，雍际春认为清代陇中的农业开发以嘉庆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康雍乾三朝为代表，社会比较稳定，又实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陇中的农垦和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嘉庆之后，陇中兵祸连接，保障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不复存在，经济走向衰退。注59戴鞍钢认为清末民初西部农业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顿，尤其是罂粟的种植，成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一种畸形现象，对当地农村经济并无助益。注60姚兆余认为清代在西北实施农业开发主要采取移民实边、兴修水利、调拨生产工具、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作物优良品种等措施，使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生产区域不断扩大和增加，农业经济日趋兴盛，村庄聚落日益密集，市镇经济日益繁荣。与之相反，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日渐衰落，民族畜牧业逐渐向农业转化。这些变化表明，清代后期农业经济已经逐渐代替牧业经济，在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注61崔永红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青海举办垦务做了总体评价，认为青海垦务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原因包括资金不足，缺乏和平与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政府缺乏优惠和扶助的政策。注62霍丽娜认为民国时期宁夏农业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农业人口的增长和耕地面积大幅增加，新品种的引进丰富了宁夏农产品的内容，使农业的耕种方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受自然灾害与政府税收等的影响，农民生活并未改善。注63笔者研究了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问题，考察了耕地、粮食作物产量、地权与租佃关系和农村市场等问题。注64
地权与租佃关系是研究农村经济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学术界热议不休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司俊认为近代以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以西北少数民族地主、富农和牧主为主体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表现出来。形成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继续废除封建农奴制和封建特权，为地权更加集中营造了体制环境；二是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地权更加集中奠定了经济基础；三是土地进一步商品化，为地权更加集中创造了条件。注65向达之认为由于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导致整个近代“租佃关系一直都是西北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注66但笔者研究认为，本区域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地权状况与生态环境、宗教等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地权比较集中，而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地权较分散；在宗教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地权主要集中在寺院和高级僧侣手中。就整体情形而言，该区域部分地区近代以来地权有分散的趋势。占人口10%—20%的地主、富农约占耕地的30%—40%，而占农村人口80%的自耕农和贫雇农占有土地约60%—70%。和全国相比，本区域的地权相对比较分散。注67
有学者对近代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做了整体研究。魏宏运从宏观上考察了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认为由于自然灾害和军阀的剥削压迫，西北地区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遭到严重破坏。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人忽视的西北地区遇到了开发良契而获得生机。水利的兴修，良种的推广，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果业等，使国统区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注68慈鸿飞比较全面地论述了1912—1949年西北地区的农业资源开发，认为以耕地大面积开发最为显著，水利和林业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注69罗舒群认为抗战时期，甘肃在农林水利畜牧实业方面的诸多努力，其积极意义在于对传统农业经营方法进行改革，使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从而使军粮民食正常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抗战的物质力量，并为本省准备了一点现代农业经济建设基础。注70笔者考察了民国时期甘肃农家的田场面积、农家副业、土地租佃关系、农家收支与生活等问题，认为甘肃农家虽然土地广袤，地广人稀，但农家田场面积依然狭小，而且土地十分散碎，成为制约甘肃农家经济的主要因素之一；农家副业成为分解剩余劳力和补充家庭生活不足的主要手段；民国时期甘肃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地方政府、军阀与农民的矛盾才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注71这些研究改变了学界传统观点，深化了本区域农村经济史的研究。
农田水利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宁夏平原农田水利兴起较早，也是本区域水利问题研究的重点。王致中、魏丽英对清代这一区域的水利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清代河陇中部黄河沿线水利开发的重心仍在宁夏府属地区，但与明代格局不同的是，康雍之际出现了一批新的重要水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大清、惠农、昌润三渠的开创，不仅与唐徕、汉延并重西河，而且促进了原有水利工程的重修和扩建，从而使西北黄河水利的规模与效益达到了汉唐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过对清代宁夏平原水利工程的梳理，作者指出到乾隆中后期，宁夏黄河水利开发已经达到有史以来之最高水平，宁夏黄河沿岸各干渠总长达2161里，灌溉近2万顷。到清代后期，宁夏黄河水利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总灌溉面积达2万1千余顷。注72艾冲对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陇中地区水利资源的开发做了详细的考证。认为陇中水利资源的开发方式分为提水灌溉和自流灌溉两种，水利工程分为农田灌溉、防洪和人畜饮水三种。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兴建的大小水利工程136项，灌溉面积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注73王培华从分水制度、分水技术方法、分水原则等方面对清代河西走廊的水资源分配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为了解决水利纷争，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分水制度，在技术方法方面确立了水期、水额，分水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注74萧正洪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对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做了论述，认为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这一地区农田水利主要分三种类型，即引雪水灌溉、引河水灌溉、引泉水灌溉。注75钟萍认为近代西北水利以恢复和建成多处大型农田排灌工程最为显著，在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提高粮食产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注76裴庚辛等认为河西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这个阶段国家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水利建设上取得较好的成绩，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注77李凤岐、张波讨论了陇中黄河谷地砂田的起源与在农田保墒方面的意义。注78罗舒群论述了民国时期甘宁青的水利问题，对水利工程进行了考察，政府的水利作为和水利发展迟缓的原因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注79笔者论述了民国时期甘肃农田水利问题，认为通过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复，农村经济才得以缓慢地恢复。注80达惠中对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成立及其成就做了评价，认为对甘肃水利建设做了不少的贡献。注81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尤其是农业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近几年来，人们在研究这一区域农业开发的同时，注意到了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人地关系等问题。赵珍研究了清代西北地区农业垦殖对环境的影响的问题，认为清代不同阶段管理层采取的具有传统延续性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垦殖政策及其实施，使这一地区农牧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生态环境失衡，沙漠化加剧，水土流失加重，生产成本提高，投入加大，恶性循环，经济再度陷入贫困。注82姚兆余认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破坏，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息息相关，大规模的移民造成了人地关系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水资源萎缩，大规模的垦殖造成了地表生态系统的失调。注83石志新对清代后期甘宁青区域的人口与耕地变量做了论述，认为嘉庆时期这一区域人稠地狭的矛盾十分突出，经过同治回民事变后，形成了近代甘宁青人口的最低谷，仅有350万人口，比嘉庆末减少相对比为77%，同时耕地减少了一半，约有1700万余亩土地被抛荒，出现了地旷人稀的特征，这种现象到光绪时期没有多大改变。注84郑传斌认为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反清后，将大量的人口移至固原南部山区，“人口迅速增加，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负载力，进一步决定了居住人口对自然环境中能量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从而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注85
张保见、郭声波对近代青海的农业垦殖和环境问题做了论述，认为近代是青海大规模农业垦殖的起始阶段，对环境带来了局部的影响。注86崔永红、张生寅《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注87是关于该区域环境史研究比较有分量的著作，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不多，萧正洪应用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地理学与农业技术史跨学科结合的角度，对清代西部地区历史农业技术地理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文，对清代本区域农业技术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注88
明清以来，玉米、马铃薯等在本区域开始种植，学界就此问题也有探讨。玉米是明朝时期从中亚传入甘肃、陕西等地注89，再传入中原地区。即甘肃是种植玉米较早的地方，但推广比较缓慢，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甘肃才有13个州县种植玉米。北方广大地区，要到清末和民国初年，玉米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注90蔡培川通过考证认为马铃薯在天水种植应在1764—1863年，开始种植的地方在天水以东渭河流域的吴砦，是由陕西传入吴砦，再逐渐遍及天水各地。注91在此基础上，孛鹏旭对马铃薯传入甘肃进行了考察，认为马铃薯在甘肃的种植应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先从陕西与川陕鄂边境传入陇东南地区，随之缓慢扩散，至民国时期已成居民口粮大宗。注92
——关于畜牧业研究。畜牧业经济是本区域经济结构的主体，而其地位的变化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杜常顺从少数民族游牧业、官营畜牧业和农村畜牧业三个方面对本区域的畜牧业进行了论述，认为明清时期，在本区域经济中畜牧业仍然保持了与农业平分秋色的地位，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以黄河及其支流洮河为大体分界线将黄河区域明显地划分为农牧两大区。即使在农业区，农村经济亦有鲜明的“耕牧并重”的特色，畜牧业是农村重要产业之一，不仅如此，在内外经济联系中，畜牧业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他认为明清时期，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是畜牧业的萎缩和与此相应的农业的增长。注93随着清代农业的开发，使这一区域农牧业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萧正洪讨论了传统农牧界限的问题，认为“清代西部地区农业垦殖的发展在空间上具有跳跃性或者说不连续性的特点，以往相对明确的农牧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换言之，在传统农业区中，有时也有牧业的提倡；而在过去单一性很强的牧区中，由于农业垦殖更为显著的发展和规模并不很小的种植业区域以点状或片状存在，使得亦农亦牧区的面积更大，且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分布于农区和牧区的交界地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是清代黄土高原以及更为偏西的地区中农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特征。”注94这也是近代以来本区域农牧业空间结构的重要特征。
樊如森论述近代畜牧业外向化的问题，认为近代以来，随着沿海、沿边口岸的开放，西北畜牧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外向化程度有了空前迅速的提高，从而改变了该地区相对封闭与落后的状态。外向型畜牧业的发展“是西北经济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先导和主要驱动力”。注95尽管评价过高，但也不失为思考西北畜牧业问题的一个角度。
关于民国时期的畜牧业也有所论述。毛光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国时期甘宁青畜牧业的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畜牧业作为西北地区传统优势产业，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他从畜种改良、兽疫防治、畜产品开发等角度论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宁青畜牧业现代化的问题，认为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的开发进程，增强了后方的经济实力。注96张天政从政府筹建畜牧行政管理、建立畜疫防治机构、制定保护畜牧生产措施等方面论述了民国时期宁夏的畜牧业。注97笔者主要从牲畜分配与租佃关系的角度考察了甘肃、青海藏族地区的畜牧业。注98张保见论述了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的分布与变迁、产量估计与技术等问题。注99瘟疫是困扰西北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近代以来曾经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瘟疫，其中杨智友对1942年青海牛瘟的发生、疫情状况和国民的赈济与善后做了论述。注100
——关于工商业经济研究。农村手工业是本区域传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学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王致中对清代甘肃的矿业的种类、规模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做了考察注101。朱立芸论述了近代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金属矿业开发的问题，认为近代西北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以金、银、铜、铁等矿种为要，尤以金、铜为最。注102房建昌对近代青海、宁夏的盐业做了论述。注103夏阳认为康、乾两朝毛褐是甘肃普通民众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注104刘景华从农产品加工、畜产品加工、小五金制作、石工和建筑材料、酿造业以及木器制作等方面论述了清代青海的手工业。注105肖遥的研究涉及清代西北城市手工业，如兵器制造、栽绒业、皮毛加工及制革业、棉纺织业、丝织业、烟茶加工业、酿酒业、石砚业、造纸业等。注106裴庚辛考察了民国时期甘肃手工纺织业问题，在经营方式上家庭手工业、以交换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家庭手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并存。注107
商业贸易方面，刘景华对清代青海的商业做了研究，认为清代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农田面积扩大，传统手工业和畜牧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青海的一些交通要道和农牧区交界地点遂发育成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注108张羽新用了很大的篇幅对清代肃州（1913年废肃州，改为酒泉县）的贸易始末、历年贸易的数量、通过肃州输入内地的货物、内地通过肃州输出的货物等问题进行了严密的考论，认为肃州贸易是雍正末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初定伊犁之前，准噶尔地方政权与清中央政府之间最主要的经济贸易活动，是当时新疆与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也是准噶尔地方政权与清中央政府关系的主流。注109勉卫忠认为近代青海农村商业贸易中，不同交易级别有不同的交易方式，在农牧区以以物易物为主，在中心市镇以现金、赊销、借贷销售为主。注110何一民对甘宁青商业贸易与城市的兴衰做了论述，认为随着三省贸易的不断发展与变迁，从而带来资金、商品、人口向原有城镇居民点的聚集，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市。注111
市场史方面，王致中从地方贸易市场、民族贸易市场、国内贸易市场、外贸市场等几个方面对清代本区域市场进行了考察。注112魏丽英对晚清时期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做了论述，涉及兰州、宁夏、西宁、丹噶尔（1913年改名湟源县）、玉树、河州（1913年改名导河县，1928年改名临夏县）、拉卜楞、酒泉等中心市场，认为清代进入本区域市场的商路有六条，即大北路、东路（即甘新路）、甘京水路、青藏路、甘川路和甘陕路。注113笔者对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的类型、特点以及发展趋势与原因进行了研究。注114夏阳对近代甘肃市场发育的条件、基本状况及时代特征做了论述。注115
在近代西北商业贸易中，传统的“歇家”贸易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胡铁球认为随着近代沿海商埠的开辟，洋行开始以“歇家”或栈商为连接点大规模进入西北地区收购皮毛，促使西北出口贸易大发展，加上晚清及民国时期民族“边地”贸易政策和环境的变化，“歇家牙行”经营开始大规模淡化其服务贸易的内容，走上了直接贸易及混合经营的模式，这种嬗变也构成了我国西北地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注116李刚论述了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的关系，“山陕商人作为青海歇家的始作俑者，对歇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注117马明忠、何佩龙、王致中对青海市场上的“歇家”也有论述。注118
随着近代西北外向型经济的兴起，皮毛贸易成为研究本区域经济的主要内容。钟银梅认为西北皮毛贸易是西北特殊资源环境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的直接结果，推动了西北从封闭落后的区域性自然经济向初步繁荣的商品经济方向转变，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产生和兴旺，甚至给这里的民族和社会都带来了诸多新气象。注119最近几年，胡铁球在皮毛贸易与市场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如把近代青海羊毛的输出划分为大规模扩张、平稳发展、繁盛、急剧衰退、恢复性繁盛、萎靡等6个阶段，年输出量在250万斤到2000万斤之间波动。注120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皮毛贸易逐渐成为整个西北商业、金融运行的“发动机”，皮毛贸易引起西北社会的较大变化。注121李晓英考察了甘宁青的羊毛市场，认为甘宁青羊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在甘宁青独特资源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的产物，而国际市场的需求是构建这一市场网络的核心动力，因此这一市场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网。注122笔者讨论了近代西北皮毛市场的兴起、市场系统等问题，认为在西北皮毛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注123
有学者还对近代晚期本区域工商业经济发展的趋势做了研究，认为近代后期这一地区工商业经济处于严重萎缩状态。如向达之认为西北近代工商业经济由于抗战时期后方的有利条件，曾一度发展繁荣。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及财政危机的日趋恶化，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乱、天灾频仍、农村经济彻底破产，超经济剥夺的极端发展等诸多因素，西北地区工商业经济出现极度萎缩的趋势。注124谢亮认为近代灾荒与战乱频发，导致了西北商路与市场的衰落。注125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研究。本区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杜常顺对明清时期本区域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颇有建树，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他指出，研究明清时期本区域经济史，少数民族经济是重要内容。“而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既可就每一民族分别进行，也可将其纳入到区域经济史的框架内进行，即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状况。”他认为清代本区域少数民族经济结构是多种经济类型并存，即游牧型；农业为主，牧业为辅型；半农半牧型；狩猎型四种类型。注126
在对本区域民族贸易市场的研究中，杜常顺认为本区域民族贸易市场由茶马贸易市场、边界互市市场、城镇民族民间贸易市场和寺集4种类型构成，并指出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各类型的市场之间互有交叉和粘连，甚至有前后之间的连续性。从贸易市场的实质内容上看，各种类型市场都是以传统的农牧产品交换为主，普遍存在着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式。尽管不同类型各有特点，“但反映了一种趋势，即在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封建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而商业贸易的形成和渠道也相应多样化，封建国家对这一领域的干预亦渐趋弱化。”注127杜氏还研究了丹噶尔市场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认为农牧产品的集散转运是丹噶尔市场的主要功能，其贸易主体结构为畜产品、粮茶、布匹、药材和各类手工业品贸易等。对活跃在丹噶尔市场上的“歇家”，杜氏认为：1.丹噶尔“歇家”充当着蒙藏商人贸易代理人的角色；2.“歇家”在贸易活动中为蒙藏商人提供贸易担保；3.“歇家”的活动体现着封建国家对丹噶尔民族贸易所施加的干预。嘉、道时期，许多“歇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蒙藏商人代理人发展成为直接经营的商人。注128
在清代青海蒙旗人口和经济关系方面，杜氏认为青海的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耗减与经济凋敝问题。即使在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蒙旗社会经济也呈全面衰退之势，人口直线下降。“清代青海蒙旗社会衰败和人口减耗的根本原因是蒙旗封建领主对广大牧民惨重的经济榨取和政治压迫造成的，但长期持续的过程当中，经济衰敝和人口减耗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为动因的恶性循环；而蒙旗政治上的涣散萎靡和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与藏族游牧部落同蒙旗争夺牧场的斗争互为交织，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恶性循环的程度。”注129杜氏的系列研究成果，对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本区域是我国回族聚居区，回民是商业贸易的主要力量，学界对回族经济及商人团体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研究。张克非认为回民在经营农业的同时兼营商业和畜牧业，这种复合型经济结构的形成，给回族经济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注130马志荣认为在清代中前期，回族在开发西北农业经济的过程中，使河湟、嘉峪关外等地区大片荒地变成了良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131高占福认为清代回族的商业经济，更多地表现在与回族群众的生活相关联以及社会需要的一些行业上，如饮食、皮货、牛羊、制革、贩马、贩卖山货及油盐米炭业等。注132李晓英认为回族商人发挥了商业上的优势，利用其特有的穆斯林社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当时的羊毛贸易。注133刘斌、胡铁球认为同治以来，西北回族商业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甘南藏区回族商业却得到了发展，并从回商势力、财富和服务范围对这种发展做了论述。注134
寺院经济是本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况浩林对近代藏族地区寺庙的土地、牧场、牲畜占有和主要剥削方式、寺庙高利贷、商业等收入进行了研究，认为寺庙经济对藏区社会经济有很强的阻碍作用，导致社会投入生产的资金减少，制约经济发展；宗教的影响使藏区经济关系超稳定发展，很少产生新的积极因素，导致封建经济关系发展停滞。寺院经济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导向作用是很明显的，如土地集中于寺庙，高利贷资本猖獗，商业资本脱离生产孤立存在，人口减少和集镇呈畸形发展等。注135李海英等研究了近代青海地区清真寺寺院商品货币经济。认为在近代，清真寺形成了教职人员的私有资产与寺院公有资产并存的特点，这些资产来源于地租收入、“外格夫”收入、募捐与征收以及统治阶级的扶持。清真寺在货币经济经营方式上包括土地出租、房屋出租、从事商业活动和借贷等几个方面。注136陈新海考察了清朝青海市镇建设以及商业问题，认为牲畜贸易、皮毛粮食贸易是青海市镇经济的特色，优厚的利润吸引了大批山陕商人定居在各个市镇。注137
另外，王平研究了民国时期河州回族牛帮商队，考察了牛帮商队的类型、组织形式、经商线路及特点。注138王正儒考察了甘宁青回族的皮毛运输线路与运输方式。注139另外，孙滔、马平、王永亮、结古乃·桑杰等人的研究也涉及本区域民族经济问题。注140
——关于农村金融与借贷关系研究。最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发表了一些关于新式金融与农村借贷关系的论文。王颖研究了近代西北农村金融问题，认为近代做了农村金融现代化的尝试，但没有达到金融现代化的目的。注141罗舒群介绍了抗战时期甘宁青农村合作社与农村借贷。注142高石钢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北高利贷问题，认为高利借贷盛行的原因是农村现代金融机构少、资金缺乏，农民负担沉重及灾荒的影响。注143高石钢认为新式金融对于缓解该地区农村资金市场的压力、减轻农户所受传统高利贷的剥削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农贷活动并未对该地区传统借贷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冲击，西北农村金融现代化的目标并未实现。注144裴庚辛利用档案资料对甘肃农贷进行了论述，认为民国时期甘肃小额农贷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小额农贷大多数被地主劣绅所获得，部分农贷又转化为高利贷，而真正需要贷款的贫民却因不能担保得不到贷款，使农贷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注145张天政等研究了抗战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青海少数民族贷款的问题，认为新式农贷使青海的农贷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新式金融机构确立了在农贷市场上的地位，农贷在青海农牧业生产区有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注146笔者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开发西北和建设抗日后方基地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甘肃推行农贷政策,建立了以新式银行、合作社和合作金库为核心的金融网络,形成了“政府—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农户”的农贷模式。甘肃农贷以194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1年之前以救济农村为主,之后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主,发放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土地改良、农村副业和畜牧业等贷款,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农贷的发放,使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呈上升趋势,也使抗战时期成为近代以来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时期。注147
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在西北地方史或西部开发的背景下，对清代以来本区域经济做了比较多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关于本区域农村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第一，以往的研究多偏重对清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对近代以来本区域经济研究不够；特别是通史著作注重于政治史的研究，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变迁关注不够，最主要的是缺乏对近代农村经济问题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研究。第二，资料挖掘不够。尽管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专著开始注意到报刊资料和档案文献，但仍有很大的不足。第三，研究视野不够，方法老化。相当部分论文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上，缺乏翔实的考证和应有的解释。因此，本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利用报刊资料、地方志和文史资料、社会调查、碑刻和档案等文献，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对近代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经济史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