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叶永烈是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的代表人物，其创作数量多、题材广，且影响较大、情况复杂。本文试图从题材、形式、文学史地位与理论意义等方面，对叶永烈的传记文学进行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其纪实文学创作的整体特征。

从总体上看，如果对叶永烈的作品进行分类，按他自己的说法，除“重大政治题材”外，还有“党史文学”、“红色系列”、“黑色系列”、“名人系列”、“行走系列”与“自传系列”等。实际上，这些分类和说法主要是从题材内容而言，而如果要从体裁形式方面进行划分，则非常复杂和困难。如果说，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三大类，那么，最难区分的是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尤其是人物类报告文学。如“黑色系列”——包括《“四人帮”全传》（《“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与《“中央文革”三支笔——王力、关锋、戚本禹》，“名人系列”中的《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钱学森传》、《傅雷之死》、《傅聪沉浮》与《追寻彭加木》，以及“自传三部曲”——《追寻历史的真相——我的写作生涯》、《黑红内幕——叶永烈手记》、《出没风波里》等，可视为传记文学（包括他传与自传）；《反右派始末》、《国球三十年》（《“国球”三十年沉浮录》）与《中国改革试验区——温州》等，可认定为报告文学（包括“史传报告文学”）；而“红色系列”则较复杂：它在内容上除“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外，实际还包括《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以下简称《邓小平改变中国》）、《陈云之路》与《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等；而在这些作品中，《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是“以事写人”，可视为“史传报告文学”，而《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邓小平改变中国》与《毛泽东与蒋介石》等只能算是“准”传记文学——因其人物生平不够“完整”。而《朝鲜又升金太阳》从书名题目看，似乎是金日成、金正日与金正恩祖孙三代的合传，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作者游览朝鲜的旅行记或见闻录，因而应属纪实散文之列。总之，从叶永烈的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其传记文学创作非常复杂多元，单纯的形式划分并无多大价值，必须进入到作品内部详细考察，才可以发现其具体特点，以此为中国纪实文学研究提供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