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奠基作《诗学》中高度评价了戏剧情节中的“突转”和“发现”，如果一个情节既是“突转”又是“发现”那是最理想的。如《俄狄浦斯王》一剧中报信人的到来，揭开了俄狄浦斯身世的秘密，俄狄浦斯从此也从幸运转向不幸。自传中的很多转折点叙述看起来类似这种“突转”和“发现”，它们是解决传主人生中主要矛盾的关节点，也是整个叙述的高潮部分。转折点叙述成功了，自传家的一生就具有了戏剧性，自传也变得具有文学趣味。转折点叙述意味着一种整体意识，自传家要完整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一生，不能离开这样的转折点。转折点的发现，意味着自传家对自我做出了解释和评价。有些事件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琐事，在作者看来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比如之前我们所谈到的卢梭童年时发生的“梳子事件”。即便是公认的大事，自传家自己的解释也能提供独有的视角和内心体验。

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生命。通过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就可认识文化或历史。其代表作《体验和诗》对歌德等人的自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思想的转折对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当代一些批评家赞同他的观点，认为作为回顾性叙事，自传家通过转折点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卡尔·维恩特罗这样说道：“自传作为一种阐释性行为是可能的。因为其作者有一个最重要的便利条件——转折时刻。在这一时刻作者以自己的内在之光烛照自己的生命，在此之前，他的生命并没有被看清。”^[8]大卫·帕克教授认为转折点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还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新见识，而是向新的思维方式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美德的新的理解。……作家道德历程中的这些‘转变'不可避免地成为自传的重要篇章……”^[9]

但是，随着现代自传中转折点叙述的弱化以及对自传研究的深入，一些批评家提出了疑问：转折点叙述究竟是一种自我发现还是一种自我建构?

有学者认为转折点叙述不是发现意义，而是意义的强加和赋予，即作者将本不存在的意义赋予某一人生时刻。我们知道叙述的目的往往决定了叙述的内容和叙述的方式。转折点叙述往往有较强的目的性，自传家有意无意会对过去的事实进行变形和扭曲。批评家波拉·弗兰德利克森从叙述的政治角度思考宗教传统中的转折点叙述。他指出奥古斯丁在不同思想发展阶段对其皈依事件有着不同的叙述：“当我们转向奥古斯丁皈依（386年）后不久时的著作，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人。这个奥古斯丁困惑于恶的问题（哲学性的思考），他 提及保罗书信的事，但是书信显示给他的是哲学方面的东西而不是节制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不同的皈依事件，不是被视为意志、恩典和罪的斗争，而是将其作为哲学上的进展来呈现。”^[10]刚皈依不久的叙述显然与《忏悔录》中对该事件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那是因为10多年后，写作《忏悔录》时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已有了变化，他以他此时的思想和神学观念（如恩典、罪、自由意志等）来回顾、认识、叙述自己当年的皈依，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事件已经被他重新解释。他的身份认同也有了较大的不同，当年他更近于一个哲学家，而现在是一个神学家。因此弗兰德利克森认为转折点叙述有强烈的主观性，不是意义的发现，而是意义的建构。

更有批评家认为，转折点叙述不仅是自我建构而且是一种语言建构，本质上是自我虚构。自传学者苏珊娜·伊耿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伊耿在《自传中的经验模式》（1984）一书中研究了一些西方自传作品以后得出结论：自传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写作方式，自传者是依据一种共同的模式来叙述，并没有真实地写下自己的实际经历，而是把它纳入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集体记忆模式之中。他们一般把生平分成儿童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四个阶段，依次把它们描写为“伊甸园”、“旅行”、“皈依”（转折）、“忏悔”，这种叙事模式在文学中已经牢固地、长久地确立，人们写自传时无法摆脱这一传统的制约。她的结论是：“现在应当考察这四种模式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同实际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全都是想象性的词语建构，全部是虚构。”^[11]

转折点叙述在伊耿的划分中属于成年期阶段典型的叙事模式。在她看来转折点叙述是“用皈依（转折）来描述他们生命中的核心危机”^[12]具体说来就是：“这是一种身份危机，作者处于自我怀疑和绝望的心理状态，随后主人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目标的复苏，他找到了明确的自我……转折点中的自我认识通常是生命中某种客观存在的意义的发现。而这一意义与之前主人公所认识到的有着天壤之别。”^[13]伊耿考察了卢梭、华兹华斯、约翰·穆勒、卡莱尔等人的自传后发现，尽管这些自传家身份不同，有哲学家、诗人也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传形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既有散文体，也有诗歌体，但他们的转折点叙述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围绕上述的有关身份危机的模式展开，与他们个人独特的经历没有太大关系。

伊耿认为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西方宗教自传，并且宗教自传比世俗自传更具有模式化特征。例如，17、18世纪是清教精神自传最兴盛的时期，其中出现数不清的转折点叙述。它们不仅在主要情节上模仿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连细枝末节上都亦步亦趋。如许多信徒也都是读了保罗的书信后，心灵发生剧烈的转变而皈依上帝的。这是因为在强大的自传传统的影响下，作者有意无意地会在自传中调整或修改自己的个人经验使之符合传统的模式，将自我与文化传统中那些伟大的人格一致起来，从而获得自我的认同。在伊耿等人看来，这实质上就是自我的虚构。

一些作家的说法也与伊耿的观点不谋而合。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詹姆斯的朋友试图说服他，他的人生一定有一个转折点。詹姆斯对这种说法既感兴趣又深表怀疑。最后他写出了一篇回忆往事的片段性文章，标题就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詹姆斯坦言所谓的转折点其实是推理的结果，是半虚构型的建构。对詹姆斯而言，转折点叙述是某种认知的手段，借以引发某种对自我的关注。换言之，实际人生很少或根本不存在这种转折点。^[14]另一位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认为，确认一个“转折点”，是回顾性地确认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并将这种转变与一个片段联系起来，而这一片段却取自于我们更广阔的 经验的连续体中。这么做，对于挖出被埋藏的真实也许很有效，但过多地关注转折点可能会忽略这样的事实：人生意味着持续不断的变化。^[15]作家们或许比一般人更敏锐地发现实际人生和对人生的书写之间的差异。截取片段加以强化，人生的某一时刻的意义得到了强调，但片段也是片面化，离真实有距离。

20世纪一些批评家从认识自我的角度，肯定转折点叙述是对个性、人格、自我做出的洞察和全局把握，是自我发现和对人生意义的寻找和确定。另一些批评家认为转折点叙述是一种自我书写、自我建构，本质上是一种虚构。这类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奥古斯丁和卢梭的两部《忏悔录》对后代自传有重大影响，其中的转折点叙述可能会被某些自传家模仿；但是如伊耿那样，从原型批评的立场出发，把一切自传都归入一种叙述模式，也是一种武断的结论，对不同自传作品中的转折点叙述的价值和意义应当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