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语言战略

语言战略是语言规划中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全局考量的战略思想、布局与策划注10。本节所列专题，不同年度因研究热点的轮换而有不同，但有些热点延续数年。2016年主要有四个热点。其一，“国家语言能力与软实力提升”注11是近两年学界始终关注的热点，所收各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要素、结构、层次，以及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方略。其二，“语言与国家安全”研究内容涉及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母语安全、文化安全视角下的区域性语言战略。其三，“语言认同与国家认同”是语言政策研究应当关注的重大问题，由于语言认同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往往使语言政策选择面临两难困境。所收各文有的对国内外“语言与认同”的情况进行了综述，更多从不同角度指出了语言认同的复杂性。其四，“中华思想与文化外译”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相关重点工作驱动的研究热点，内容主要涉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和时政话语的外译与传播。本节共收文44篇注12。

一、 国家语言能力与软实力提升

•国家语言能力衡量标准

就整个国家来说，语言能力可以分两大层面，那就是个人的语言能力与国家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涵盖国民语言能力，国民语言能力包括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和全民的语言能力。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是整个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应包括母语能力和多语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的强弱，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来衡量：1.国家上上下下，特别是高层领导的语言意识和国家语言意识如何；2.社会整体的语言能力如何，包括社会整体的母语能力和多语能力；3.国家对语言资源的掌控、规划与实施的能力如何，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程度；4.国家获取、储备、利用和保护语言信息资源的能力如何；5.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以及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等的能力如何；6.国家开展语言教育，储备、掌控和使用语言人才的能力如何；7.国家的国防语言能力如何，包括军队所需的“通用语种”和“复合语种”掌握程度，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所需的“特需语种”掌握程度，应对反恐、缉毒、维和、救灾等紧急情况所需的“应急语种”掌握程度。

——陆俭明.“语言能力”内涵之吾见［J］.语言政策与规划，2016（2）.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和评价指标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政府处理海内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包括五个分项能力：一是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语言事务的管理能力，二是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三是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四是国家对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能力，五是国家对中文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

管理能力包括组织力、规划力、执行力、应急力四个评价指标。掌控能力包括通晓力、支配力两个评价指标。创造能力包括实践力、科学力两个评价指标。开发能力包括信息挖掘力、机器翻译力两个评价指标。拓展能力包括影响力和传播力两个评价指标。

明确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及其评价指标，有利于政府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高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效率，更加快速、有效、全面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有利于厘清国家语言能力与国民语言能力的区别，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促进语言规划学发展，具有学术价值。

——文秋芳.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2）.

•国家语言能力构成要素和语言人才资源库建设

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一个国家拥有语言人才资源的语种类别和每类语种人才资源的质量，存在形式包括潜在语言能力、现实语言能力和未来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转换机制指的是三种语言能力之间相互转换的决定因素，将潜在语言能力转化为现实语言能力的机制是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现状的了解和调用能力，将现实能力转换为未来语言能力的机制是国家对语言资源的规划及其对规划的实施能力。

建设语言人才资源库是政府掌控和调用语言人才资源最有效的措施。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资助北京外国语大学建设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和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包括高校人才库、现职人才库和人才供需信息库三大子库。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旨在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应急服务和紧急援助机制，解决国家语言人力资源不足问题。两大语言人才库一旦运行，能够有效提高国家掌握和调用语言人才资源的能力。

——文秋芳.建设语言人才资源库，提升国家语言能力［A］.

中法语言政策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问题

乔姆斯基将英语中的个人语言能力分为competence和performance两个层次。借鉴这个框架来分析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可以引申出“语言创新”和“语言应用”两个概念。

第一，competence宜引申出“语言创新”的概念。譬如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必须在知识界持续发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就要求国家语言具有创新能力；另外，国家应该具有处理国内外重大语言事务的机制，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该机制应该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

第二，performance宜引申出“语言运用”的概念，这比“语言行为”或“语言表达”似更妥当，因为“语言行为”不如“语言运用”更接地气，“语言表达”不如“语言运用”涵盖面更广。

因此，国家语言能力似宜首先切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语言创新”能力，另一块是“语言运用”能力。

——周庆生.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问题［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6（1）.

•人脑语言能力和机器语言能力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语言能力提升也随之面临以下几个新的问题：第一，母语能力亟待提高，多语能力及职业语言能力需得到普及与提升，对人脑如何掌握语言还不甚了解，导致语言教育效率低下；第二，语言障碍人群的语言能力未得到充分关注，由于缺乏语言障碍脑机制研究的支持，如何科学地帮助与指导语言障碍人群实现语言康复与社会共融，是全世界都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三，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在新的语言信息形式的使用能力上有较大差距，存在数字鸿沟，严重影响了很多国家、个人的发展，机器成本过高，人机界面不够友好，影响了新的语言信息载体的推广与使用；第四，机器的智能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如由于信息处理能力不足而导致“信息爆炸”与“信息匮乏”的现象并存，给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和公共安全带来重大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语言能力的视野需要积极开拓，关注语言能力的脑机制和机器的智能化，即人脑语言能力和机器语言能力。人脑语言能力和机器语言能力研究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难题。世界各国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打破壁垒，实现通力合作，才能攻克这两大难题，实现语言能力研究的突破，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祉。

——杨亦鸣.语言能力新视野与社会发展［J］.语言科学，2016（4）.

•语言能力的多维研究视角

语言能力研究内容包括基础理论、人脑语言能力、机器语言能力乃至国家语言能力等诸多层面。从研究目的来说，可分为知识探究、水平测试、应用开发和服务咨询；从研究方法来看，可以分为理论探讨、实验实证及调查统计分析三类。语言能力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现在已成为脑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社会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

——余光武.多角度研究语言能力［J］.“语言能力”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5）.

•语言能力的本质探讨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为应对时代的要求，学界应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以科学的整合视角深入挖掘“语言能力”的本质及其提升规律；主动投身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宏大工程构建，率先开展语言能力提升的相关实践，推动国家、社会和个人语言能力提升；积极为国家制定语言能力发展方略，推动与语言能力提升有关的国家重大计划的出台和实施，满足当前及未来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语言能力提出的新的要求。

——张强，杨亦鸣.语言能力：从理论探讨到重大需求［J］.语言战略研究，2016（6）.

•语言能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

国家语言能力，指社会整体的母语素养与水平以及外语能力与水平，同时包括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以及掌握和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等的能力。国家语言能力不仅关涉软实力提升，而且关涉硬实力提升，关涉国家安全。提升个人与国家的语言能力，需要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协同努力。要增强全民包括相关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的语言意识，特别是语言能力意识、语言规划意识、语言安全意识、语言维护意识、语言科学传播意识等，也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营造提升语言能力的良好氛围。

——陆俭明.语言能力事关国家综合实力提升［J］.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16（1）.

•语言能力与国家现代化

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必然会制约国家现代化进程。为适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外交、经贸、文化活动的需要，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更好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挑战，我国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全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民族地区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实现人的现代化，都发挥着基础性关键作用。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取决于个人语言能力的提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通过对国民个人语言能力的培养来实现国家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我国应立足国情和语言教育的实际，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抓紧研究制定国家语言发展战略，科学规划外语教育，持之以恒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高各民族人民的语言素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

——黄德宽.语言能力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刍议［J］.语言科学，2016（4）.

•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战略重点与措施

语言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各种语言需求日益旺盛，诸多语言问题亟待解决，加之国际语言竞争压力倍增，发展国家语言能力具有现实紧迫性。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战略重点包括：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培养急需的语言人才，加快语言资源建设及开发利用，发展语言应用新兴领域，构建语言服务体系，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力，增强语言管理能力。发展国家语言能力，需要切实保障和有效举措。因此，我国应当制定国家语言能力发展战略及实施计划，改革语言教育，调适语言文字事业管理体制，完善语言法制，加强语言应用研究，加大对语言文字事业的支持力度。

——赵世举.切实推进国家语言能力发展战略［N］.光明日报，2016/5/11.

•国际语言能力建设与中华文化“走出去”

国际语言能力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支撑。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时代，语言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对外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在国际社会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等方面的主导性话语权依然不足。这与中国国际语言能力建设不足密切相关。

应当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方面，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了解和读懂全球的国际语言能力，能够详细解读和深刻分析世界各国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众心态，准确把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科学研判和及时规避各种冲突风险；另一方面，要从新安全观出发，通过提高国际语言能力，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提升我国国际语言能力的路径有三：其一，加大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与战略储备，不仅要让学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更要注重通识教育和跨文化教育，采取“外语+专业”的模式，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复合型高层次外语人才；其二，加强“互联网+”中的语言能力建设，语言科技是当代信息科技中的重要基础和关键领域，是国际语言能力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其三，努力提升中文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

——冯刚,王晨娜.提升国际语言能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J］.对外传播,2016（12）.

•国家软实力建设亟待研究和应对的重要语言问题

语言不仅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软实力建设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工具，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和更加复杂的形势下，提升国家软实力，在语言问题上可以从八个方面努力。一是在语言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方面，揭示语言文字蕴含的文化精神及价值，梳理古代语言学资料中的文化阐释。二是在语言关系的调适及国家语言文化认同方面，强化“多样一体”的国家语言文化认同。三是在国民语文教育和多样化语言人才培养方面，推进适应新时代的语文教育，强化以母语教育为基础的多语能力培养和现代语言技术运用能力培养，培养新型专业语言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四是在网络空间语言生活的规划与治理方面，提升网络空间的话语权，治理网络语言生活乱象，加强网络语言资源建设。五是在语言文化挑战的应对方面，保障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既要重视防范他国语言文化渗透和侵害，更要力促我国语言文化建设和发展，不断增强中国语言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六是在港澳台语言文字协调方面，需要各方共同思考、相向努力，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使语言文字问题回归本位，协调发展。七是在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虽然近年来成绩瞩目，但还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在方略、途径、模式和方式手段等方面进行调整、优化和创新，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顺利发展和水平提升，更好地服务世界汉语需求。八是在海外华语的传承与发展方面，华语教育与传播、全球华语协调、华语研究都需要予以足够重视。做好这八个方面的工作，是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和现实急需。

——赵世举.国家软实力建设亟待研究和应对的重要语言问题［J］.

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2）.

•文化强国视角的国家语言战略

语言资源是负载非物质形态社会资源的资源，是一种最基础的，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的构成分为语言本体（知识）资源、语言应用资源、语言学习资源和人力资源四大类。语言资源具有社会性、继承性、多样性、价值差异性、稀缺性、共享性、可开发性等主要特性。语言资源有市场和政府两种配置方式，市场在语言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配置和管理语言资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配置和管理语言资源的活动即为语言资源管理，我国语言资源管理的核心任务是了解资源、使用资源、开发资源。

国家语言实力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策略，使语言和语言文化资源成为影响他国（也包括机构、群体和个人）行为，并达到本国目的的能力，这是语言资源（包括语言文化资源）运用、组合的结果，是一种影响力。我国国家语言实力包括语言吸引力、语言传播力两个方面，语言吸引力主要包括中文吸引力和语言文化吸引力，语言传播力主要包括中文传播力、精英人物语言魅力、机构话语能力和语言文化产品传播能力。

文化强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国民整体素质较高；二是有比较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三是对内表现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四是对外表现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文化强国视角的国家语言战略要进行系统谋划，使语言资源最大限度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可以概括为“夯实国家语言能力基础，增强国家语言实力”，落实这一战略，需要进行系统谋划，按照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战略设计、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

——魏晖.文化强国视角的国家语言战略探讨［J］.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3）.

二、 语言与国家安全

•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

中缅景颇族及其语言有四个跨境特点：人口内少外多，地理紧密相连；民族来源和称谓相同；语言文字相同；景颇语地位在不同国家都处于弱势。中缅景颇语有着长期和谐的主流，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其一，中缅景颇族长期以来使用相同的语言和文字，是两国景颇族发展的有利资源；其二，相同的语言，加上本族的文化习俗、婚姻制度、民族心理、服饰爱好等也基本相同，奠定了两地景颇人的互相认同；其三，境内外景颇语都从对方吸收自己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

中缅景颇语也存在矛盾、冲突的支流。第一，中缅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民族政策、语文政策影响了两国景颇语的使用和规范。比较明显的是，由于所属国的主体民族不同，两侧景颇语新词术语有明显差异。新词术语的差异，特别是借词的差异，给两地景颇族的交际造成一些阻碍。第二，在两地边民的语言文字接触中，还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出现不同形式的碰撞和冲突，对我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也会因语言相通而传入一些不符合我国倡导的思想原则的和违背我国方针政策的言论。第三，跨境民族语言规范向谁靠拢，是处理跨境语言问题必须认识清楚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求同存异”还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不能偏激。“度”调整合适了，就符合语言的客观规律，顺应民心；而超过客观的“度”，揠苗助长，就会出现反弹。

从跨境景颇语的具体特点和近百年跨境关系历程出发，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怎样科学地认识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研究跨境语言，不能只看到表面特点，必须挖掘其深层次的内容；第二，跨境语言的所在国应当怎样根据具体语言事实制定适合本国特点的语文方针政策，既要服从主权国家的总利益，又要有利于跨境语言的和谐、互补；第三，怎样认识跨境语言是跨境语言国家的一种资源，跨境语言国家应当发掘跨境语言的资源，通过语言相通更好地发展双边的经济、文化，加强两国的团结；第四，怎样认识跨境语言关系中的“国家兴则语言兴，国家衰则语言衰”。

跨境语言研究，在语言学中是个后起的领域，在我国起步很晚。目前，语言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记录描写上，这符合跨境语言研究的学科建设规律。但是，跨境语言研究理论建设势在必行。预计今后的跨境语言研究，必定会在记录描写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

——戴庆厦.论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以中缅景颇语个案为例［J］.

语言战略研究,2016（2）.

•生态与安全视角下的跨境语言

目前跨境语言的生存现状是既和谐又有冲突，和谐与冲突是针对跨境语言与有关国家的国家通用语言或者国语、官方语言以及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跨境语言的存在与发展，既有利于该语言所在国家与地区的人文交流与发展，同时也会因该语言所在国家与地区内其他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宗教等诸多因素之间的歧异而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认真对待，需要加紧从生态与安全角度来研究跨境语言。

语言生态，指语言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及其相互关系。生态系统中的语言具有八方面特征：多样化、多元化；分层次、有层级；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动态发展；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受制于人的主观因素，语言关系是平等与和谐的。从安全角度看，跨境语言所涉及的安全因素，目前还只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但是，也不排除因语言之间的冲突加剧而上升到传统安全威胁，需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地步。

针对跨境语言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为避免因跨境语言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团结、文化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等，建议采取三方面对策：第一，增强危机意识，加大支持跨境语言研究力度；第二，加大投入，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利用跨境语言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跨境语言研究服务国家大局的能力；第三，科学规划国内跨境语言，并与相关国家与地区展开密切合作，提升当前跨境语言的生存、发展与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

——郭龙生.从生态与安全角度研究中国的跨境语言［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6（2）.

•母语意识与母语安全

母语意识是指对母语本质的理解以及对母语在人类生活中的文化职能、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等作用的敏感和主动察觉。母语意识主要包括元母语意识、母语认同意识和母语权利意识。狭义的母语安全指母语的本体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受到其他语言的“污染”或母语因社会地位降低，失去活力，逐渐被弃用而处于不安全状态。广义的母语安全指母语与安全的关系，即母语在国家安全，包括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当前英语全球化和国际语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强势和国民母语意识的相对薄弱，带来了我国母语本体、母语习得、母语认同和母语传播方面的安全隐患。应对当前的母语安全问题，可以采取四方面策略：第一，进行科学的母语本体规划，以保持母语的活力，提高母语声望，保证母语在各领域的使用效果；第二，加强母语的习得规划，为母语习得提供更好的软件和硬件环境；第三，加强母语认同意识的培养，破除对西方语言文化的盲目崇拜；第四，制定符合时代潮流的母语传播战略，利用各种渠道，全方位推动汉语国际化进程。在实践层面，应该尽早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政策机构，统管或协调我国的语言教育、语言传播政策，制定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众多外语学习者个体长远发展的外语教育规划和政策，管理各类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智库，提出国家语言安全战略的科学预案和行动路线图。

——方小兵.母语意识视域下的母语安全研究［J］.江汉学术,2016（1）.

•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新疆区域性语言战略

新疆区域性语言战略规划由国内和国际两部分组成，国内部分主要是解决新疆各民族语言沟通问题，国际部分分为外语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两部分。新疆区域性语言战略的目标是全面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新疆区域性语言战略的任务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坚定不移地在新疆广泛、长期和持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完善双语教育；二是加强公民语言能力建设，促进疆内各民族语言互通，实现一体多元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国家认同和个人政治身份认同，让跨民族、跨文化交际服务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三是坚持反对“双泛”，在文化领域去极端化，通过语言文字安全维护新疆文化安全；四是建立更为合理的外语教育；五是在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国家的过程中，更有效地发挥汉语言文化的作用。相关措施包括充分认识和利用新疆丰富的语言资源、推进双语教育、加强汉语国际教育等。

——周殿生,江敏.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新疆区域性语言战略构拟［J］.

中国语言战略,2016（1）.

•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安全价值

语言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本依据，与国家认同关系密切。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国家认同、抵御外来影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新疆文化“走出去”战略、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中亚地区传播的重要资源。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对处理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至关重要，事关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

我们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双语教学模式选择等方面走过一段弯路。境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常以少数民族母语保护和语文教育问题为借口，攻击我国的人权状况。一些歪曲事实的报道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疆的稳定。从各国经验教训看，反恐、反分裂与“传统安全”有很大区别，依靠全民动员手段所能取得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且易导致民众恐慌和区域整体环境的恶化。因此，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更需要政治智慧，采用“非传统”手段，丰富斗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反恐、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

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新疆“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疆与中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通行证”。近年来，中央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然而，受各种因素制约，比如少数民族语文原创作品、高层次翻译、新媒体、互联网等专业人才不足，导致文化产品的制作和产出与国家的投入不相匹配，也不能全面满足少数民族受众的需求，还没有达到中央政府在疆文化投入的预期目标。

为此建议：增加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丰富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发挥“上合组织”作用，有效抵御“三股势力”影响；加大少数民族语文专业和对外交流人才的培养力度；为各类出入境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包括更好地发挥各类留学平台的作用，发挥新疆赴中亚留学、经商及“回归”返疆人员的作用和更好地培育知华和友华使者。

——王远新.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价值［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

三、 语言认同与国家认同

•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语言与认同”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或民族）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语言习得、语言教学、语言传播、话语研究等领域的前沿或热点论题。

国内对“语言与认同”的研究主要涉及六个方面：一是语言认同的内涵，包括方言认同、共同语认同、民族语言认同、国家语言认同等术语的内涵；二是社会语言（方言）与认同，包括语言变体与身份建构、语言变异与身份认同、方言使用与认同、社交网络语言与认同等；三是教育语言与认同，包括英语教学与身份认同、英语教学与认同建构、英语水平与英汉文化身份认同等；四是农民工（移民）语言与认同，包括农民工语言认同定义和语言认同观、农民工语言使用与认同、农民工子女语言再社会化与认同、语言意识形态与身份建构、城市移民语言认同等；五是少数民族语言与认同，包括语言与民族认同、母语使用与民族身份识别、语言认同与民族认同、语言差异与文化认同边界等；六是海外华人语言与认同，包括华语认同、华语使用与全球华语社区划分，华文学习者的语言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价值观认同，华语保持与中华文化认同、华人身份认同，华人母语教育与认同，华人家庭用语选择与认同代际差异，以及“语言认同过程”论等。

今后，这些领域仍将是语言与认同研究的热点，但将引入新方法、新范式、新路径，特别是民族志等方法，很适合“心路”的分析。同时，也有必要借鉴引进国外的新思路、新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与认同问题。此外，有必要加强对社交网络语言与认同的研究，相关研究目前尚是空白。

——周庆生.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与民族认同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梳理2010—2015年间国外关于语言与民族认同的相关文献，并从时间、期刊、作者、机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关键词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2010年到2014年这五年的发文数量比例看，关注语言与民族认同的文章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二，从文章来源的期刊级别看，核心期刊比例略低于非核心期刊，但语言与民族认同研究近年来在国外广受关注。第三，国外研究较重视作者和机构合作，过半数研究是通过跨机构合作完成的；近五年发文量的前十位机构和作者中，美国机构和作者占了近一半的比例。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国外的研究具有研究方法多样、历时与共时持续关注的特点。第五，在调查对象方面，美国在调查国家中占据榜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位列其次；区域性群体研究有亚洲、南亚、欧洲、北非和拉美，单一群体包括跨国同一族群和单一国家的单一群体；就被试的样本结构来看，样本量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研究最多；研究阶层中，对中小学生的研究较少。第六，相关文章关键词具有概念认知逻辑严密、现实导向突出、研究方法多样、注重跨学科研究等特点。第七，在内容上，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不仅包括语言与民族认同、语言与心理认同、语言与多重认同，更有语言风格与多元认同的创新。这些结论归因于民族认同的要素与发生、认同与行为的匹配与表达、多重认同的嵌套与转化，以及后现代语言多元价值观的形成。

语言在民族认同的建构、形成及其向其他认同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构成民族认同最稳定的要素，语言揭示了民族共同心理与民族实践的非共变关系，语言意识能够反哺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了解当代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特征，有助于民族认同的维持和强化。

——尹小荣.语言与民族认同国外研究综述［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中国民族语言认同的定位与措施

语言认同在范畴上属于族群认同的一种属性。语言不同的社会功能会形成不同维度的语言角色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承担更多的交际工具认同，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承担更多的文化载体和社会权利的认同。在语言认同层次上，不同语言所处的状态可能会对语言群体的认同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国民族语言大致分为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主体民族语言和非主体民族语言、复杂语言环境语言和简单语言环境语言等，其对语言认同的相关性一般表现为：弱势语言、非主体民族语言、复杂语言环境语言群体的认同意识要强于强势语言、主体民族语言、简单语言环境的语言群体。

在民族语言认同和国家语言认同定位方面，国家通用语言的基本职能是社会交际与信息传播工具，与民族语言的文化和人权功能为互补关系。在处理民族语言认同和国家语言认同的关系方面，民族语言认同应以国家语言认同为前提，而民族语言处于弱势，所以尊重民族语言认同是解决国家语言认同的必要措施。在实现“民族语言-国家语言”认同和谐的策略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升国家语言的交际功能，通过市场化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掌握国家语言的能力来认同国家语言；民族语言的认同应侧重其文化功能和母语权利的认同，用非市场化的优惠政策充分保障区域自治民族语言的权利和母语文化载体的权利。

——黄行.论中国民族语言认同［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城市新移民的语言身份认同特征

农民工语言身份认同调查和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移民语言身份认同调查有三点结论。第一，身份认同不是一个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概念。身份认同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尤其是通过语言的使用不断构建的。第二，身份认同具有多重性。人们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并通过语码转换和语言风格的转换，在不同身份间切换，同时展现和构建多种身份。第三，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是话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协商过程。话语发出者需要自我宣称某一身份，同时也需要话语接收者对这一身份加以他人认定。这也印证了语言身份认同的构建包括三个基本特征，即动态性、多重性以及协商确立。

——董洁.“城市新移民”的语言身份认同［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及其命名影响心理认同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是通过语言维系。阿拉伯23个国家能在分歧下保持团结，就是靠阿拉伯语和宗教。语言问题处理不好，会导致国家分裂，如南苏丹和苏丹。比利时的法语和弗莱芒语两个语区也存在类似问题，法语区认同法国文化，弗莱芒语语区认同荷兰文化。土耳其对突厥语族各语言很认同，我国境内的维吾尔语属于突厥语族。普通话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工作语言，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实际上就是教授“普通话”；但在命名问题上仍面临一些问题，“汉语”“中文”“华语”“国语”是不同的命名，不同的命名会有不同的心理认同问题。命名问题值得好好探讨。

——崔希亮.语言及其命名影响心理认同［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观念决定语言政策的走向

语言政策对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意义重大，而语言观念则决定了语言政策的走向。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矛盾，把握方向，判断是非，需要注意以下十大关系：1.作为综合系统的语言政策科学与具体行政指标的关系（科学与行政）；2.语言身份认同与特定社会集团中个人定位的关系（归属意识）；3.语言歧视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关系（社会制度）；4.语言威信与语言意识的关系（外在与内化）；5.语言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利益诱导和政策倾斜）；6.少数及弱势群体语言生存状况与集团认同的关系（心理认同与生存环境）；7.口头语言导向与书面语言（文字）规划的关系（语言生活与文明制度）；8.政策制定者与受众及政策执行人员的关系（强制与自觉）；9.学术研究与实际政策决定之间的关系（学术与政治）；10.语言政策研究与其中蕴含的人文与社科双重性格的关系（学科属性）。

——石刚.语言观念决定语言政策的走向［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要从学理上分清“语言认同”的不同层次

在谈语言与认同这个问题时要分清是指什么层次的认同，是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社会地位认同，还是价值观认同。社会集团是有层次的，有的是因为社会地位不同形成的小团体，有的则是从民族、国家层面划分出来的大团体，所以这个认同要分清不同层次。同时，判断一项语言政策成功与否，是在学术层面还是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在家庭、社团、国家当中的使用程度来判断，也需要在学理上首先搞清楚。

——张洪明.要从学理上分清“语言认同”的不同层次［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认同是可以构建的

语言规划就是语言的规范和认同。规范是向心运动，把差异规范到一统；认同本身是辩证统一的，认同强调的是统一，但是也强调差异，既向心也离心。规范常常联系的是地域和阶层，认同常常联系的是民族和国家。从认识论上来说，或者从语言的意识形态上来说，可以有多元的认同和一元的认同。多元认同反对一元的中心主义。对于国家建设来说，低层次的认同可以强调差异，但是高层次的认同就要强调国家的统一，目的是构建国家政治文化的标识。以新加坡为例，语言作为构建族群认同的标识，它的规划与其他方面社会政策的规划就处于矛盾之中。

——赵守辉.语言认同是可以构建的［J］.“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标准的包容性与全球华语认同

为了让各地华人认同我们的共同语，语言的标准应该适度多元化，具有包容性。应该借鉴英语的成功经验，对普通话的标准从宽掌握，适度多元。在维护相对稳定的共同核心语言要素和高质量相互理解度的前提下，允许和尊重汉语普通话大家庭中各区域成员拥有一定的特色，给予境内外客观存在的普通话区域变体以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尊严。既要维持大同，又要尊重客观存在而又合情合理的小异，让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汉语普通话使用者平等分享对我们民族共同语的所有权、监护权和解释权，从而强化普通话自身的凝聚力、亲和力以及不同类型的使用者对她的认同度和归属感。

——徐杰.语言标准应适度多元，具有包容性［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与认同”是双刃剑

“语言与认同”的问题值得重视，如积极开展国际汉语教育和华文教学，无疑将有助于全世界华侨华裔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而积极开展海峡两岸语言文字方面的全面的交流和合作，无疑将有助于日后海峡两岸的统一。“语言与认同”的问题又不要看得太重，是否能达到认同的目的，最终的决定因素还在政治与实力。

“语言与认同”可能也会成为双刃剑。对于“语言与认同”不要只想到好的方面。一个好的口号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甚至引出“负能量”的理解。在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里，有可能发生某个民族甚至某些民族，举着“语言与认同”的旗帜，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甚至闹独立的事件。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好，如果处理不好会引发尖锐的冲突，甚至出大事儿。这在国际上并不少见。

——陆俭明.“语言与认同”可能也会成为双刃剑［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使用将影响国家或祖国认同

人们并不一定会自然或自觉地把语言与国家认同这二者联系起来，一般人只会存在深浅程度不同的无意识联系。以语言与乡土认同关系，可以推知语言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这一代在日本的中国人现在还顽强地保留汉语，因为不想丧失祖国认同，到第三代可能大部分已经没有以汉语为母语的意识。我们需要在国外对旅侨做一次“语言与认同”的补课，需要加强对侨民后代的汉语教育。

——史有为.语言使用将影响国家或祖国认同［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认同感是一种主观的、政治因素很强的概念

在做少数民族地区语言调查的时候发现，认同是一个主观意识的政治问题。“汉族”是各种不同民族融合起来的大家庭，所以政治因素在认同感里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认同感是一种主观的、政治因素很强的概念。

——徐丹.认同感是一种主观的、政治因素很强的概念［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实践、语言习得决定人的语言认同

语言学对社会科学的认同研究，有三个切入维度：个体和群体，群体可以是民族、国家；主动和被动，有的时候被认同，你自己不认同，但是人家认同你；主观与客观，这个是最重要的维度，即主观和客观的一致。语言实践、语言习得决定人的语言认同，而且也改变人的语言认同。语言是实践的产物。语言学界研究语言认同应从语言习得和语言实践的客观性、时间性方面入手。

——徐大明.语言实践、语言习得决定人的语言认同［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要重视语言与国家认同的复杂性

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处理不好，会适得其反。香港社会对普通话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普通市民，尤其是商家，对说普通话的态度是正面的、积极的，这当中不一定是国家认同的因素在起作用，更多的是出于“做生意方便”的实用主义哲学。但在有些地方，比如大学中，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政治意味越来越被放大，甚至成为表达政治倾向的一种手段。总的来说，大学生对于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抵触情绪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政府不应刻意“推动”普通话的使用，不把普通话的学习与使用跟“认同”挂钩，在香港，学不学普通话，应该是老百姓自己的事，而不应是政府的事。政府更不必用公帑来干预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

以前海峡两岸甚至整个华人圈都用“汉语”和“中国话”这两个词，后来海外开始用“华语”这个词，这是避免国家认同的表现。我们相信，在现阶段，其中还保留了民族认同的成分，但是不是这一认同一直会保持不变呢？建议学术界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语言与认同的关系，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可行的依据。

——朱庆之.要重视语言与国家认同的复杂性［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应该把香港中小学用普通话教中文的逻辑说清楚

当初有人说粤语是一种语言，现在有人把简化字、普通话视为洪水猛兽，这都是把本来跟政治无关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讨论。先贴标签，再批判，就把问题歪曲了。不要把学术问题引到政治上去，应把逻辑说清楚，把事物的科学依据说清楚。

——石定栩.应该把香港中小学用普通话教中文的逻辑说清楚［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认同应分层次区别对待

殖民者为什么到一个国家以后要强制推行自己的语言，作为弱势民族或国家为什么提出要保护自己的语言。这两个问题都证明了语言确实跟认同有关系。中国的认同有层次差异，既有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还有地域认同等；网民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也想通过语言表明或强调自己的身份。中国在民族问题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情况不一样，不应该套用一个模子。应该分清不同的层面，不能一概而论地用一个政策、一个方法、一个手段处理民族问题。

——郭熙.语言认同有层次差异，应分别对待［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语言认同应立足于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权利保障

语言不是认同的唯一因素，有时候也不是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因国家、因民族、因地域而有差异，讨论语言认同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的时候，必须结合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语言有交际功能和很强的认同功能，有时我们的语文政策或出发点仅仅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而不考虑语言的权益和语言认同方面的功能。

我们研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语言认同问题，在应用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总结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权利的保障。尽管这三个方面有时在局部领域不完全统一，但从长远来说还是统一的。

讲到认同的层次性，有国家的层面，有民族的层面。比如民族有中华民族、汉族、藏族、壮族、彝族等不同的民族层次；又如“汉语”“华语”“国语”“中文”“普通话”这些不同的概念，在取舍的时候要考虑到认同的层次性。普通话是针对方言而言，国语是针对不同民族语言而言，华语是针对世界上其他语言而言，这几个概念可以在不同领域同时存在，这些概念的形成和使用是因为其所面对的语境不同。不能仅仅根据我们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来制定政策，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

教育部推出了保护方言的一些工程，这些工作需要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大前提下，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之下才能展开，从而最终达到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权利保障的目标。

——刘丹青.语言认同应立足于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权利保障［J］.

“语言与认同”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1）.

四、 中华思想与文化外译

•文化自信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

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两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令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注目。大变局必然要求学术研究的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自信，转变研究立足点和视角，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变由西观中为由中观中、居中观西。从瞄准西方“前沿”、引进吸收、解释中国“问题”、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范式，转变为从中国关注出发，借鉴西方经验，创新中国学术。

在语言研究上，要改变思路，从中文实践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出发，以西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学为参照，探索汉语特色，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学，在此基础上对人类普通语言学研究做出贡献。语言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促进中国人学外语和外国人学中文的教学。从大变局下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今后应该加强以汉语汉字为主体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汉外对比研究和汉语哲学研究，并加强相关研究的外语出版，让汉语和汉语理论走向世界，在国际普通语言学界发出汉语研究的声音，争取汉语研究的话语权。

在翻译研究上，要改变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态度，从引进转向实实在在的研究，要对已引进和将引进的各种理论进行认真比较、鉴别、消化和吸收，注重适用性、局限性和更高层次的共性研究。换而言之，西方翻译理论要经过中国翻译实践的筛选和检验。要加强对中国翻译传统和中国自身翻译理论的研究，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

中译外研究要与中国文化的传播结合起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译外的实践要加强术语，特别是中国历代文化概念和当代政治话语的翻译，以及典籍英译。在理论研究方面，要加强中国自身翻译传统和翻译理论研究、中译外理论研究、传统文化术语的梳理和外译、典籍译本的收集和比较研究、中国文化原典选读翻译等。

——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英译原则及应用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自然、社会进行探索和理性思考的结晶，代表着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和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共通的价值观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2014年年初，为做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作，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工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术语的整理与诠释，二是术语的英译。

其中，术语英译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准确理解与体现术语的思想文化内涵；第二，体现术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不强求译文的唯一性；第三，在充分参考汉学家及前人翻译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翻译；第四，当意译不能涵盖术语的全部含义或难以表达术语的基本含义时，采取音译。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是一项大型基础文化工程，术语英译中碰到的问题自然也是千差万别的。翻译的过程，就是不断碰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推进和翻译成果的累增，翻译原则和应用办法也将逐步完善。

——章思英.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英译原则及应用［J］.语言战略研究,2016（3）.

•中华文化术语传播中的语言相对性问题

文化术语是概念的语言指称，因此文化术语的交流传播会受所属语言的明显制约。汉语的历时相对性表现为古今词汇的不同，中西语言的共时相对性则表现为汉外词语的不对等。词语共时传播的相对性问题主要表现在词语翻译借用的方式和流向方面。词语翻译的借用方式通常有音译和意译两种。词语的翻译与借用实际是一种概念信息交换的过程，词语翻译的语言流向事实上是不对称的，即强势语言会向弱势语言输入更多的词语或概念。就汉语和英语的词语翻译借用和概念交换而言，英语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古今汉语在词汇系统集合与同形异义词语方面存在历时差异，中西语言词语在基本义、隐喻义、语境义转达交换上存在共时差异，这使得思想文化术语传播面临一系列语言相对性现象和问题。中外文化交流的信息流向至少在词语翻译的层面是不对称的，即英语处于汉—英词语翻译和信息交换的绝对强势地位，尽管已借入英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词语，可作为当前传播中国思想文化术语英译的借词基础，但是与汉语中的英语借词相比数量太过悬殊，进入英语的汉语借词带有负面信息的词语所占比重甚高，且汉语借词的音、形、义都极不规范，也从某种角度反映出英美人在其母语中吸收汉语词语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但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汉语的国际推广和国际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为中华思想文化传播创造了条件。

——黄行.文化术语传播与语言相对性［J］.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概念的英译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生命源泉，其中的文化概念，特别是各类“非遗”的名称，最具民族性，如何翻译理应得到重视，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

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初衷和宗旨要求，“非遗”英译要尽最大努力传递并保留这种民族性与文化异质性。立足《公约》，从“非遗”英译目的和读者对象入手，发现“非遗”英译应采取异化策略。在搜集了“非遗”网站列出的省市级、国家级和世界级“非遗”名录语料后，针对“非遗”中具体的文化概念，可总结概括出五种翻译方法，即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注。运用以上翻译方法能更好地达到“非遗”英译目的，满足“非遗”读者对象的审美需求。此外，客观性与逻辑性、译文简洁是“非遗”文本英译过程中应努力遵循的原则。

——许敏,王军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概念的英译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2）.

•中医药的对外传译

借助于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的渠道，中医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医学与药物也陆续传入我国，形成了中外医学的交流互动。在中医药的国际交流过程中，中医语言的翻译至关重要。现今中医的对外传译还存在多方面问题：高水平的中医翻译人才缺乏，翻译语种单一，翻译质量欠佳，外译数量和传播面、影响度有限等。

“一带一路”建设将会带动各领域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给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加强中医资源挖掘与整理，整理和研究中医药词语，发掘阐释中医药文化内涵；第二，创新中医孔子学院建设；第三，大力培养中医翻译人才和海外中医人才；第四，努力提高中医术语和典籍外译质量。

——周祖亮.古今丝绸之路与中医药的对外传译［A］.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外交演讲中我国特色政治术语翻译

中国特色政治术语是具有我国独特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化特色的表达，是我国政治思想和历届领导人政治理念的精华，同时也是外交演讲文本中最难翻译的部分。根据中国特色术语翻译的特点，可以将其分为“含有数字的政治术语”“专有名词和特殊概念的表达”“俗语和古语的表达”三种类型。应根据不同类型政治术语的文本功能偏重，选取相对应的翻译策略。

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翻译的一般操作步骤为：第一步，按照文本的三种政治术语分类分析出不同政治术语在文本功能上的主次；第二步，按照目的原则（即符合原文、符合术语、符合文化传播的目的），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选取主要翻译策略；第三步，译员应当注意译文是否符合连贯原则，增补翻译策略，以使译文获得认同；第四步，在文本功能目的基础上使译文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得到最终译文。

——李昂.外交演讲中我国特色政治术语翻译研究［D］.信阳师范学院,2016.

•时政话语作品翻译

时政话语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方式不同，注重的是能否被接受。中国的时政话语在翻译并对外传播时，存在目的语读者一定程度的曲解与误读，以致产生不接受乃至不认同的影响。影响英译话语接受程度的四项因素分别为：外国受众对中国时政话语的意义理解分散，不符合目的语习惯的表达，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造成目的语使用者理解偏离，意识形态差异。

为了使目的语使用者能够更大程度理解时政话语源语言，立足以“同化-顺应”为基础的认知心理接受理论，应采取“以我为主、重视差异、不断强化、渐被接受”的传播策略。即坚持以我为主，同时重视对内与对外传播的差异，通过坚持不懈的强化传播，即使西方受众在认知上暂不认同我们的理念，也能够逐渐接受我们的翻译表述，实现“排斥-接受-认可”的转化，从而实现最大程度接近源语言意义的语言转换，提高时政话语对外翻译传播效果。

——窦卫霖.如何提高中国时政话语对外传译效果——基于认知心理学角度［J］.

探索与争鸣,2016（8）.

•“四个全面”的外宣翻译

时政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目的性、时效性和政策性很强的翻译行为，应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语言文化、认知模式、接受心理等多种因素。以诺德功能目的论中纪实型翻译策略为基础，结合COCA语料库的词汇搭配频率功能,对比研究国内外10家机构和媒体对“四个全面”的英语译文的翻译质量，得出了三种主要译法：一是从形式上分析属于逐词对应翻译的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二是作为直译代表的Four Comprehensives；三是作为文学翻译形式的The 4Cs strategic blueprint。发现两大问题，一是政治术语的部分译文曲解或误解原文的意义，二是政治术语的翻译不统一。解决以上两大问题，应建立政治核心术语翻译的审定发布机制，从源头上把控术语翻译的话语权并监控译文质量；应在平行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注重总结政治术语的翻译策略；应发挥诺德为代表的功能翻译理论在政论文翻译中的指导作用，当忠实性法则与功能性相冲突时，前者从属于后者。

——潘登,陈艳芳.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时政术语外宣翻译——以“四个全面”

为例［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11）.

•“一带一路”的外宣英译

外宣翻译是以传递中国文化和声音为主要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其中大量出现的中国特色时政术语反映了我国在各个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文化内涵。可以说中国特色时政术语的英译是中国英语的重要词汇组成，其外宣翻译的质量关系到对外传播的效果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术语规范前后使用的各种英译，结合其他热门术语的译法分析，发现中国特色时政术语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语”。为了达到对外交流的双向平衡，突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应以异化的翻译策略为主导，用中国英语进行外宣翻译。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以直译为主，辅以注释和释义，力求全面传达时政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此外，需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注重语言形式和用词的选择，在传达中国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利用适当的翻译技巧扫清理解障碍，在“忠实”和“顺达”之间找到平衡。

——林扬欢.中国特色时政术语的外宣英译——从“一带一路”的译法谈起［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