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经济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

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一方面，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人口（即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零值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各工业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速度的提高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即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工资水平也略高于农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工业部门就会从农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也必然由农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这是欧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经历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见图1-1），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

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发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持续增长，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快速上升，客观上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势必不可阻挡地流入城市。事实上，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人口一直以一种有序或无序的形式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流动。改革开放前，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渠道是当兵、招工或者升学，这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除了以上三种之外，主要是进城打工。这种流动开始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盲目的小规模流动。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的流动规模逐渐增大，2000年以后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2014年底达到2.735亿人^[1]，农村人口从无序到有序、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兼业到专职，持续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流动。

图1-1 1978—2014年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变化

总体观察，虽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时间长，规模大，但是普遍存在就业层次低，工作不稳定，收入和劳动保障水平低，难以得到城市的认同等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青年），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想在职场站稳脚跟并有一定的发展，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如何破解农村青年“流动规模大、层次低、就业时间长、收入低”的困境，提高其就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不仅关系到农村青年的个人前途，也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社会分层分化催生农村青年职业向上流动的意愿

社会转型是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由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网络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过程。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顺利实现，将会生成一个断裂的社会^[1]。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在农民工这类群体上会更加凸显，通过个体知识、职业技能、社会资本、自我修养、职业生涯以及自我认知加以表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西部城乡差距大、社会分层分化现象显著、底层群体的流动性低等社会问题纷繁交织，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催生着农村较低社会阶层的青年打破樊篱，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

（三）人力资本水平日益决定着青年职业流动的能力和方向

农村青年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这种工作对就业者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农村初中或高中毕业进入城市的青年，初次就业往往是通过血缘、地缘关系实现的，而且多数位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原来以亲缘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并不能帮助他实现职业地位提升的愿望。职业地位的提升，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在信息化、电子化时代，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已经普遍提高，“懂外语、会电脑”几乎成为许多行业录用员工的基本标准。以服务行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的录用标准是“吃苦+耐劳”，对文化程度没有太多要求；而现在的录用标准则是“计算机+外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纵观各行业新员工录用标准，其总体趋势是强化了教育的市场信号功能，提高了行业准入标准。

然而长期以来，西部农村的教育质量普遍较低，突出表现在英语、信息技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这种教育差距，在西部农村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就会以人力资本的存量状态显现出来，使他们的择业空间变得狭小，而且可能会失去很多职业流动机会。因此，对西部农村青年来说，能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新要求，不仅决定着他们职业流动的能力及方向，也可能关系到他们将来有没有工作、会不会被淘汰。

（四）西部农村青年的职业期望和就业现实存在矛盾

目前，“80后”“90后”青年（也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打工的主体。他们从小就接纳各类信息，信息的应用能力很强，能利用现代技术搜集就业信息并获取职位。多元化的信息交汇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表现出与父辈不同的职业诉求。他们不仅看重收入，还考虑工作条件、劳动保障甚至职业声望，更希望通过打工融入城市，从而改变自己非农非工的尴尬身份。他们的就业视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建筑行业，而是扩大到餐饮、维修、家政等服务行业。然而，在现实情况下，与高就业期望相对的却是西部农村青年的低人力资本水平。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途径，学生时代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时期。“80后”青年求学阶段正好处于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农村教育的投资主体，也改变了农村教育的基础。“村办小学、乡办初中、县办高中”的投资主体划分，将基础教育的投资责任推到最基层的县、乡、村一级。西部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能力非常有限。在分税制改革以后，西部农村的教育投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各区、县经济实力有限，教育投资能力不足，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见表1-1）。

表1-1 西部地区部分省份拖欠教师工资情况

同时，由于家庭也分担了一部分教育费用，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率较高（见表1-2）。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农村优秀教师流失率加大，教育资源匮乏，教育质量逐渐下滑。

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当代西部农村青年的求职生涯往往非常艰难，职业愿望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他们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城市，辗转于一个又一个行业，频繁地更换工作，离职率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个人而言，由于离职率较高，很难积累职业技能和经验，因而收入总是停留在初次入职水平；对企业而言，较高的离职率意味着员工队伍不稳定，企业长期处于培养新员工的状态，不但增加了企业对员工的培养成本，而且降低了生产效率；对社会而言，西部农村青年长期滞留在较低的职业层次，收入提升困难，长期下去会影响这一代人甚至上下两代人的生存状态，最终家庭的贫困与发展问题就可能演化成社会的贫困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会影响到社会的流动性和公平性。

表1-2 六个调查样本县初中阶段的辍学率^[2]

二 研究意义

（一）促进西部农村青年职业的向上流动

当代西部农村青年对农业生产方式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也难以在城市获得较体面的工作。很多人宁愿长期在城市次级劳动市场频繁地转换工作，也不愿从事农业体力劳动，这种低水平的职业流动是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只有增加西部农村青年人力资本的积累机会，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帮助其实现职业的合理流动，以此来迎接后工业社会对劳动力的要求和挑战。

（二）重新审视西部农村青年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

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形成途径。回顾历史，“80后”接受教育的时期，正是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下滑的时期，学校教育效果不理想；后来曾推出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但因为培训机会缺乏，培训内容过度强调理论基础、“不接地气”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从教育投资制度角度反思西部农村“80后”“90后”的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从培训机会分配和培训效果上审视现有的农民培训制度，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落后地区农村青年人力资本匮乏问题。

（三）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对西部农村青年职业流动问题的研究，积极探寻促进经济落后地区农村青年职业流动的应对措施，为政府制定、推进社会公平流动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四）增加西部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机会

“知识改变命运”是中国人对教育的社会价值的经验描述；“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Z.Deng and D.J.Treinan，1997）^[2]，是中外学者经过严谨推理之后得出的共同结论。虽然得出结论的方法不同，但其寓意是相同的，那就是：教育能消除贫困，帮助贫困者实现个人目标，促进较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从教育角度对人力资本和职业流动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西部农村青年人力资本水平的形成和积累。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

1.增加教育和培训机会

教育的社会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是教育机会均等，这是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然而，在教育投资制度和招生制度的改革阶段，教育机会的获得抑或失去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就业能力和个人发展，甚至会影响他的父母、子女等几代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因此，教育机会分配制度应该设计更多的补偿性政策，以增加贫困地区和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机会。

2.促进西部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此后高等教育机会分配逐渐向普通青年倾斜，接下来的一系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机会的大众化。随着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城乡教育资源、乡镇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日渐突出，人们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已经由数量上升到质量，优质教育资源成为人们追逐的新目标，从高等教育的“高考移民”“异地高考”，到中小学的“择校热”“校中校”“名校办民校”等现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从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基本素质要求看，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农村青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较低，又缺乏向教育和培训投资的能力，因而无论是就业还是职业转换都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制约。本书对西部地区农村青年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制约因素的全景式分析，能促进西部农村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为解除西部农村青年的就业困境提供现实依据。

3.提高西部农村青年的职业提升能力

职业提升能力主要包括职业规划能力、职业选择能力、职业胜任能力和职业创造能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初入职场时，往往表现出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和职业提升能力。他们往往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准确定位，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搜集和筛选信息，选择发展空间大的职业和岗位。随着实践经验（人力资本的另一种形式）的积累，这类人的职业胜任能力逐渐增强，表现为劳动效率提高，工作创造力增强，个人的职业地位和就业能力显著提高。

西部农村青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城市同龄人少3—4年。人力资本短缺致使他们的职业理想难以实现，长期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果这些人有机会接受专业培训，掌握某一行业的一技之长，他们的工资也有可能随着行业经验的积累而上升。可惜这种培训机会太少，或者他们无法得到相关信息。本研究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对西部农村的职业培训情况进行调查，寻找增加西部农村职业培训的途径与机会，为提高西部农村青年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能力提供现实参考。

4.提高西部农村青年的全面发展能力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出发，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发展，包括人的劳动活动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需求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学术界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存在着多种解读。从心理学角度看，个人发展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包含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到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满足各种需要的能力的发展；从哲学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要求，是个人追求自由、理性和善良的过程；从教育学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教育的全面发展，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职业培训，都应以善良意志、理性、自由及人的一切潜在能力的和谐发展为宗旨。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一方面，社会对劳动者的基本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的需求全面提高；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典型特征，农村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步伐在逐步加快，原来的生活方式、价值判断都有所改变，农村青年自我意识逐渐提高，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逐渐增强，他们的就业目的已经不仅是为了满足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的低层次需要，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身份认同、权利保障甚至个人理想等方面的精神需要。本书的旨在增加西部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能力，为他们更好地实现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