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茶道”的本义

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茶道”一词初见于中国唐代僧侣皎然（760年前后在世）的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在《全唐诗》中，收录了皎然的两首茶诗，一首是《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另外一首是《饮茶歌送郑容》。^[5]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皎然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饮茶歌送郑容

皎然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

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

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

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

日上香炉情未毕，醉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

仅凭皎然的这两首汉诗，欲明确阐述唐代茶道的内容，的确有些困难。但是，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界定唐代茶道的好线索。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効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6]

《封氏闻见记》分门记述儒道、经籍、人物、地理、杂事，且辨俗说讹谬，盖著其所见闻如此，是研究唐代社会民俗等极为重要的资料。《封氏闻见记》的作者封演，与引文中提到的陆鸿渐即《茶经》的作者陆羽（732-804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

在《新唐书》卷一九六列传第一二一中，对陆羽的生平有如下的记载：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之。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圬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得张衡《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嗫嚅若成诵状，师拘之，令薙草莽。当其记文字，懵懵若有遗，过日不作，主者鞭苦，因叹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天宝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师，太守李齐物见，异之，授以书，遂庐火门山。貌侻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7]

这篇《陆羽传》，扼要地记述了陆羽坎坷的出身和在茶文化上的贡献。既然封演称陆羽的茶为茶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陆羽的旷世名著《茶经》，来具体地探讨当时的茶道内容了。

如所周知，《茶经》由十章构成，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内容是制茶。记述茶的栽培等内容的“一之源”与“八之出”；记述茶园立地、茶产地以及茶的采摘、调制、储藏等内容的“三之造”与“二之具”，都属于这一类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是吃茶。详细描述茶道所需的24种器皿，包括规格、质地、结构、造型、纹饰、用途和使用方法的“四之器”；讲烤茶要领，选用燃料，鉴别水质，怎样掌握火候和培育茶的精华技巧的“五之煮”；详细规定饮茶应该注意的九个问题，还提出品名贵之茶每次不要超过三盏以及三人饮茶、五人饮茶和七人饮茶各应如何进行的“六之饮”；以及记述在野外松间石上、清泉流水处和登山时在山洞里等不同场所吃茶时，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取舍组合茶道具的“九之略”，都属于这一类内容。

第三部分是吃茶的功能。记述这部分内容的，是列举历史上饮茶典故与名人逸事的“七之事”。为茶道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吃茶养生记》“三茶功能”中记述的内容，也几乎完全是抄录《茶经》“七之事”的内容。所谓吃茶之功能，概言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单纯的生物性功能，也就是说茶本身所具有的能使人身康体健的功能；另一个就是吃茶的社会性功能，即通过吃茶这一行为，来实现修身养性的功能。再简言之，即一为养生健身功能，一为养心修身功能。

第四部分是修习制茶和吃茶的方法。为了更好地把握制茶和吃茶的方法，充分发挥茶之功能，陆羽还特意把《茶经》所写的茶事活动绘成图，挂在茶席一角，使参加者能一目了然，即“十之图”。

陆羽与皎然是极为亲密的朋友，陆羽曾在其自传中称，“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8]。如上所述，当我们确认了陆羽茶道的内容后，再回头来看皎然诗中所讲的茶道内容就会发现，虽然由于受文体所限，诗中未能详论，但皎然诗中所讲的可以“全尔真”的“茶道”，与陆羽所倡导的茶道内容应该没有大的区别。“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等诗句歌咏的正是制茶、饮茶的内容。“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等诗句，明显是在歌咏茶之功能。另外，再结合“楚人茶经虚得名”这句诗和《封氏闻见记》的记述，我们可以推知，陆羽《茶经》中所记述的四大主要内容，应该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对“茶道”这一概念的共识。也就是说，从茶道史的角度来考虑，据目前所能查阅得到的史料而言，《茶经》中记述的四个内容不仅是陆羽茶道的内容，同时也应该是“茶道”一词的本义所在。因此，所谓“茶道”的本义，简言之，可界定为是以养生或养心为目的的制茶、吃茶的技法和精神理念。

总之，可以说是陆羽著《茶经》，才首次把饮茶从生活领域提升到了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确立了茶道的表现形式与富有哲理的茶道精神。是诗僧、茶人皎然和封演赋予了中国茶文化以“茶道”之名，方才有了“茶道”概念的传世。

在陆羽的《茶经》问世之后，相继出现了多种茶文化专著，如唐代专门评论茶汤优劣的《十六汤品》；专门评论煎茶用水优劣的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等。但在中国唐代后期至元代的现存茶文献中，未发现“茶道”的用例。尽管如此，查阅曾对日本茶文化亦产生过极为重要影响的宋代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等茶书就会发现，宋代茶道的内容与陆羽茶道还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吃茶方法上已经有所改变，宋代不再用釜煮茶，而是将碾磨好的茶叶粉末直接放在碗内，把煮沸适度的水先灌进汤瓶，然后冲入茶碗，再用一种状如小炊帚的竹制“茶筅”搅拌均匀，称为“点茶”。当时，这种“点茶法”已经非常流行，因此抹茶需求量也非常大，以至于汴河边上曾经用来磨面粉的水磨也都改去磨茶了。

“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右司谏苏辙言：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阻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一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赖陛下仁圣恻怛，亲发德音，令执政共议营救。寻诏畿县于黄河春夫外，更调夫四万，开自盟河，以疏泄水患，计一月毕工。然以水磨供给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闭断。”^[9]使用水磨来磨茶供给京城内外消费，仅仅五天时间竟然就会导致汴河水的断流，可见当时抹茶的消费量之大。另外，很多与《大观茶论》中类似的点茶法，不仅在日本的相关文献中可以查阅得到，而且还可以从日本现行的抹茶道上得到直观的体验。

“茶道”一词再度出现在中国的茶文献上，是明代的时候。例如，明代张源在其《茶录》中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10]。从张源《茶录》中记述的茶道内容来看，除了在吃茶法上已经用“瀹（yuè）茶法”取代了“点茶法”而外，茶道内含的“制茶、吃茶、茶之功能”等内容都完好无损地得到了继承。

清代的茶文献里，不知何故，“茶道”一词又杳无踪影，直至20世纪末，随着茶文化研究的隆盛，指称中国茶文化的“茶道”一词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再度出现在学者们的论著之中。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谈到中国茶文化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起初作为“茶道”的代名词而被创出的新词“茶艺”。

如在前文所述，“茶艺”一词本由台湾茶人发明，台湾茶人当初发明“茶艺”，完全是作为“茶道”的同义词、代名词来用的。“1977年，一批以‘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教授为主的茶饮爱好者，提出恢复品饮茗茶的民俗，有人提出‘茶道’这个词，但是，有人指出‘茶道’虽然建立于中国，已为日本专美于前，如果现在提出‘茶道’怕引起误会，以为是把日本茶道搬到台湾来；另外一个顾虑，是怕提出‘茶道’这个词过于严肃性，中国人对于‘道’字特别庄重，认为‘道’是很高深的东西，要人民很快就普遍接受可能不太容易。于是提出‘茶艺’这个词，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而定案，‘茶艺’一词就这么产生了。因此，‘茶艺’是台湾创立的新名词。”^[11]

“茶艺”一词诞生后，海峡两岸茶文化界对茶艺概念的界定作出了很多的努力。概言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茶艺”作广义理解，主张茶艺应该包括制茶、吃茶的技法和精神理念。如有人主张：“茶艺，就是人类种茶、制茶、用茶的方法与程式”^[12]；有人主张茶艺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13]也有人主张：“茶艺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便成一门艺术”^[14]；还有人主张：“‘茶艺’是有形的……包括了种茶、制茶、泡茶、敬茶、品茶等一系列茶事活动中的技巧和技艺。”^[15]这种对“茶艺”的广义理解，虽然对茶之功能强调得不多，但与自陆羽一脉相承下来的“茶道”之本义还是很相近的，基本上可以视为本来意义上的“茶道”的代名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对“茶艺”作狭义理解，主张茶艺应该只包括吃茶的技法和品茶的艺术。如有人主张：“所谓茶艺，是指备器、选水、取火、侯汤、习茶的一套技艺。”^[16]这种对“茶艺”的狭义理解，主张将茶艺限制在泡茶和饮茶的范围里，与日本的“茶之汤”极其相近，只是它缺少日本化了的“茶道”——“茶之汤”所具有的修行精神。

也有人主张应该摒弃对“茶艺”的概念做广义与狭义之分，“依我之见，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根本没有必要有广义、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茶艺中的‘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等方面，早已形成相当成熟的‘茶叶科学’和‘茶叶贸易学’等学科，有着一套的完整的科学理论和严格的科学概念，远非‘茶艺’所能概括，也无须用‘茶艺’去涵盖。本来台湾茶文化界提出‘茶艺’一词最初就是为了恢复弘扬品饮茗茶的民俗和回避日本茶道概念才创造出来的，不论是品饮茗茶的民俗也好，还是日本的茶道也好，都与种茶、制茶、卖茶无关，也就是说，台湾的茶文化界在创造‘茶艺’一词时本来就是专指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而言的，开始并无‘广义’一说，因此后人也就没有必要提出毫无实际意义的‘广义茶艺说’了。应该让茶艺的内涵明确、具体起来，不再去负荷种茶、制茶、售茶的重任，而是专心一意地将泡茶技艺发展为一门艺术。因此今后提茶艺者，都应抛弃‘广义’说，直接按其原创含义去理解”。^[17]

上述这种观点其实也可以归类为对茶艺进行狭义理解的观点中，而且其所谓“台湾的茶文化界在创造‘茶艺’一词时本来就是专指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而言的”的说法，也未必完全正确。因为台湾的茶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茶艺”概念原创者之一的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理事长、中华茶艺协会秘书长范增平就曾明确主张，茶艺就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业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茶艺的范围包含很广，凡是有关茶叶的产、制、销、用等一系列的过程，都是茶艺的范围。举凡：茶山之旅、参观制茶过程、认识茶叶、如何选购茶叶、如何泡好一壶茶、茶与壶的关系、如何享用一杯茶、如何喝出茶的品位来、茶文化史、茶业经营、茶艺美学等，都是属于茶艺活动的范围”，“所谓茶艺学，简单的定义：就是研究茶的科学”，“茶艺内容的综合表现就是茶文化”。^[18]

针对范增平所代表的观点，虽然有部分学者竭力反对，主张不应该将茶艺的内涵和外延如此无限地扩大，以至于等同茶文化，并进入到茶科技、茶经贸领域。“茶艺”不必去承担“茶道”的哲学重负，而是应在已有的茶学分支学科之外去另辟新境，开拓新领域，专心一意地将泡茶技艺发展为一门艺术。但事实上，从目前“茶艺”的发展状况来看，基本上还是顺着“茶艺”概念原创者之一范增平的定义发展而来的，而且茶艺表演在茶叶销售方面的用意尤为突出。诸如很多茶艺馆、茶店里的茶艺表演，其目的并不是意在为主客提供什么精神的满足，更多的仅仅是被作为一种茶叶的促销手段而已。这种“茶艺”，究竟在振兴中国茶业、促销茶叶方面发挥了多大的积极作用，笔者未作过调查不敢妄言，但因其已经大大地背离了自陆羽以来一脉相承下来的“茶道”之本义，笔者只是殷切期望它不要在茶道文化精神建设层面起反作用。中国茶文化真正对东亚茶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是“茶道”，而非今朝那些五花八门的“茶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