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在城乡规划的领域中，农业与城市的关系问题既熟悉又新鲜。快速的城镇化使城市与农业空间完全割裂，并相距越来越远，而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逃离城市压力的驱动，城市郊区的农业活动又以“农家乐”“农庄”“农业园区”的方式兴起，这使“城市农业”一词进入了中国规划者的视野。尽管规划者对于城市农业并不陌生，然而，迄今为止，农业既未能在物质空间上堂而皇之地进入城市建成区，也未能在理论研究中进入主流规划界的视野。因此，对于规划者来说，农业仍然是一个新鲜的命题。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农业，是规划房间里的陌生人。

农业和食品通常被认为是乡村议题而非城市议题。食物的轨迹、食物的“来”和“去”不是传统的规划议题，对于城市来说，食物仿佛是从天而降、理所当然的，农业的存在是“若隐若现”的，只有在出现食品价格波动、食品安全危机之时，农业问题才浮现于城市的公共政策视野中。

除了被忽视，与农业相关的特征也往往被轻视甚至正在消失。不可否认，这些特征中有落后、守旧的消极内容，然而，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门外。尤其在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农民、农业、农村会逐渐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少数派”，与农业相关的一切或许会因稀有而成为新的遗产。这些经过扬弃的遗产可能会包括：土地意识——对土地、环境和自然的敬畏；家族情结——互信互助、紧密牢固的熟人社会；封闭系统——取之于土地、还之于土地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这些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反观城市，缺乏土地意识、缺少对自然的敬畏导致了种种城市病，重物质空间、轻社会结构导致了社区建设的空白点，过度开放导致了线性能源使用方式以及地方特色的丧失。那么，依托于农业的遗产会不会弥补当代城市发展缺失的一环呢？在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农民持续减少过程中，人们能不能提升土地意识，重新思索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数据时代能不能重塑互相信任的熟人社会？在全球化浪潮中人能不能建立适度封闭的系统，适度闭合能源循环，保持地方身份和特色？这是一些看似矛盾的关系，然而中国的城乡分化已经表明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机械性，那么换一种思路，从二元共生的角度去看，这些关系的共存或许就是可能的。

如果农业遗产对于城市的积极意义是可以成立的，将这些二元共生关系投影于城市物质空间中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农业活动重新出现于城市的物质空间中。实际上，无论是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本能反应，还是与自然亲近的本能，甚至是对庞大城市的潜意识批判，城市普通居民已经开始自发地挖掘土地和空间的农业生产潜力。而无论是否符合城市现行管理法规、无论是否属于规划的传统议题、无论规划者是否熟悉农业这个陌生人，这些行为已经使农业活动出现于城市的物质空间和规划者的工作领域。农业或可以成为城市产业，农田或可以成为城市内部的用地。

如本书中所描绘的，城市中的农业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现象，如新型的城市景观，新型的社区交往平台，新型的垃圾利用方式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培育对于土地的情感、增加社区活力、闭合有机能源循环。更为重要的是，这或许是一种社会化的、分散式参与城市建设的可能。在网络和可再生能源主导下的新经济模式中，简单的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金字塔结构转向扁平化结构，这也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城乡建设的过程和模式。

本书从微观的、生活化的视角切入描述了这一城市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但是，正如作者所意识到的，在种种城乡问题面前，农业只是其中的一种观点和视角，既非灵丹妙药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农业的观点是可能性而非终极诉求。这意味着，农业最终能否合法地进入城市的物质空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关注这一领域和观点的过程中，对附着于农业之上的有益遗产的挖掘和争论，对农业本身所具有的和谐、自足、顺自然之道的内核的思考和尊重，以及规划师对于非传统领域、对于城市发展过程中新的可能性的敏感和包容，进而从这个可能性触发具有更大价值的城乡发展可能性和途径。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与设计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2013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