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献综述
在英语国家，约翰逊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不过由于鲍斯威尔传记的影响，人们多从该传记来了解约翰逊，而不是从他本人的作品入手。浪漫主义文学兴起，其标榜的文学观念，迥异于约翰逊秉持的新古典主义，批评者往往将约翰逊立为攻击的靶子。维多利亚时代更注重约翰逊其人，而不是其作品。大致而言，直到20世纪初期，约翰逊的作品，除了《拉塞拉斯》以外，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文集。现在学界通用的耶鲁版《约翰逊文集》，其出版始于1958年。此前，唯一刊行于世的约翰逊文集，要算1825年的伦敦版本。
20世纪初，约翰逊研究的一个突破，是希尔(G.B.Hill)《约翰逊传》版本的面世，自此学界有了统一的、认真校勘的《约翰逊传》文本。[23]希尔的努力，功不可没，除了认真订正文本错误外，他添加了大量的注解，便于读者理解鲍斯威尔省略的人名和事件。另一个重要的突破，要算利德(Aleyn Lyell Reade)编辑的《约翰逊精选》(Johnsonian Gleanings，10卷)，但这套书由个人出资印行，坊间并不多见。随着约翰逊史料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公布于众，英美学界重新掀起约翰逊研究的热潮。1988年，英美研究者甚至创建了年刊《约翰逊时代》(The Age of Johnson)，互联网上也冒出许多同约翰逊相关的网站，其中最权威的，当属林奇(Jack Lynch)的“约翰逊研究”。
约翰逊的研究材料，浩如烟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下面几种有关文献综述和书目的著作。克里夫德(James L.Clifford)和格林(Donald J.Greene)的文献综述止于1970年，翔实客观、专业性很强。后来格林和另一位合作者更新了早期的文献综述，将时间延至1985年。如果读者关注约翰逊时人和19世纪早期研究者的批评，可以参见布顿(James T.Boulton)的《约翰逊:批评传统》。[24]最新也是最详细的文献综述，当属1994年托马肯(Edward Tomarken)的《约翰逊批评文选史》。不过，托马肯在介绍他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忘记“推销”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25]剑桥大学1997年版的《约翰逊指南》为“剑桥文学指南”系列丛书之一，附有一篇名为《约翰逊批评》的文章。这篇综述的评论甚为得当，虽然简短，但不失为一个好的参考。
总的来说，20世纪的约翰逊研究，呈现了下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趋势。
第一，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勇于突破，频频推出新作。传记作为一种文类，越来越和其他写作类别交织，跨界现象极为频繁，当下传记将约翰逊本人的作品、文学批评、历史事实推理和考证合为一体，他的形象越来越丰富多彩。自1944年克拉奇(J.W.Krutch)的《约翰逊传》[26]面世以来，重要的约翰逊传记，不少于20本。其中最有影响也最详尽的，要算国际知名传记作家和研究者克里夫德的两本著作:《青年约翰逊》[27]和《字典大师约翰逊》[28]。这两本传记加起来，接近800多页，这还不包括1760年以后的传记事实。克里夫德认为，要想了解此后约翰逊生活，可以参考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自己的任务主要是补充《约翰逊传》对早期生活的遗漏。的确，鲍斯威尔传记的大部分内容，关乎18世纪60年代以后的约翰逊。20世纪70年代，贝特(W.J.Bate)同样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阐释约翰逊，他的约翰逊传记，也称得上心理分析的典范。[29]《约翰逊:冲突的性格》依然采用心理分析的范式。作者从约翰逊童年的心理创伤入手，所以对前期约翰逊生活研究较详尽，尤其家庭生活;后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约翰逊和史雷尔夫人关系方面。[30]
另外，关于约翰逊早期生活，还可以参见《约翰逊的早期职业生涯》[31]，由于出版时间比较晚，作者的材料更加翔实细致、真实客观。所谓“早期职业生涯”是指，从1737年约翰逊初到伦敦开始，止于40年代末期，也就是《漫步者》之前默默无名的约翰逊。法赛尔(Paul Fussell)的传记《约翰逊和写作生涯》和利普金(Lawrence Lipking)的传记《作家约翰逊的生涯》，更加侧重作品研究。[32]作家的传记，应该帮助读者了解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史。生活和作品之间存在一道缝隙，该如何在此处搭造桥梁，用怎样的手法来搭建，着实需要动一番脑筋。两位作者主要关注对约翰逊的文学敏感性及对其创作能力所产生影响的经历，尤其包括阅读活动。这种对外围事物恰到好处的忽略，有助于突出重要的主题:作家的发展史，尤其写作技巧和思想的成熟过程。另外，从注释可以看出，这些作者都借助耶鲁版本，直接进入约翰逊本人的文字。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小说家韦恩(John Wain)的约翰逊传记。韦恩在前言中自称，自己的家乡和利奇菲尔德近在咫尺，而且，他本人也进入牛津大学受业，后来在格拉布街以文谋生等，总之韦恩认为自己和约翰逊心有灵犀、默契神会。韦恩的传记的确有特点，而且在一般读者中间广为流传。他不愧为小说家，对于约翰逊的许多心理动机有所猜测，让人信服不已，尤其约翰逊和史雷尔夫人的暧昧关系。[33]上面这些传记的优点，不一而足，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及:作者掌握的材料，远远超过了鲍斯威尔，尤其约翰逊早期生活和经历;这些传记都对约翰逊本人的作品加以研究分析。
第二，约翰逊思想研究方面，也有大量专著面世。其中最重要的，要算约翰逊政治观念研究。格林1960年的《约翰逊的政治观念》[34]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举改变了麦考利(T.B.Macaulay，1800—1859)等人对约翰逊的评价以及由此而生的偏见。这本书于1990年再版，格林在新版中增加了长达50多页的“导论”。原书的内容，一仍其旧，格林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这篇“导论”对30年来的某些“保守的约翰逊”说辞，发起猛烈攻击，主要将矛头指向以克拉克(J.C.D.Clarke)为首的史学家和一些文学研究者，他们试图对约翰逊重新定位。克拉克等学者费尽心机来证明，约翰逊是一个“詹姆士党人”，至少是一个“托利党人”。[35]两个人的交锋，引来历时长久的争论，《约翰逊的时代》甚至专刊[36]登载相关文字，以便客观评定约翰逊的政治观念。克拉克的保守倾向，已经在18世纪历史研究领域引起争议，有趣的是，同在1994年，英国史学家坎农(John Cannon)也出版了探讨约翰逊政治观念的专著《约翰逊和汉诺威时代的英格兰》。[37]坎农在英国18世纪历史研究方面著作等身，尤其精通诺斯内阁、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政治史，他的说法可以同克拉克比较参照。坎农并未将“詹姆士党人”的标签强加到约翰逊的头上，甚至不用“托利党人”的说法，而是“反辉格党者”，强调了约翰逊政治观念的实用性。格林对坎农的说法很欣赏，在书评中戏言:自己和坎农间虽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不过“一杯酒就可以使我们尽释前嫌”。[38]当然，并非没有学者力挺克拉克的保守说，《约翰逊字典的形成》一书的作者另辟新径，着重分析和明辨《英语词典》第四次修订增加的大量条目，从而证明，克拉克的保守说毕竟值得三思，不可简单加以嘲笑。[39]
笔者认真研读格林和克拉克的论著，并参考其他近来的著述，对他们的说法各有取舍。如果说“詹姆士党人”或者“托利党人”，只是一种情绪或者情感倾向，克拉克的说法也不必厚非。另一方面，格林，还包括克里夫德、贝特等美国学者，他们将约翰逊“自由化”处理，不见得没有商榷的余地。这里标明英美学者的国籍，自有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路径不尽相同，英国在工党的领导下，采取福利性政策，其治国经验不同于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两国学者的笔下，“保守主义”的内涵呈现微妙的差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对时局颇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在冷战中失败，军控变成了绥靖，苏联正以越南胜利为基础，巩固共产主义。“越南综合征”使得美国核心集团陷于半瘫痪的说法，并非杞人忧天。自越战以来，美国领导发动了一连串战争:海湾战争(1991)、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伊拉克战争(200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的新保守主义，“从一个冲动变成了一场运动”。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尤其外交事务中的单边政策和军事干涉，几乎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约翰逊的政治倾向，是理解其文本的关键性因素，故在第二章第一节详加探讨。
当然，政治思想只是约翰逊研究的一个方面，早在20世纪五六七年代，学者们就关注约翰逊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格林等学者纷纷著文，专门探讨约翰逊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思想(理性主义、自然法等)的继承关系，当时许多专著也沿着同样的方向来探索。比如沃特尔(Robert Voitle)在《道德家约翰逊》[40]中，深入探讨约翰逊和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如同传统文艺复兴知识分子，约翰逊也看重理性的作用，因而在道德观念上未尝不可称之为唯理主义者。但是，就他的认识论而言，约翰逊又是经验主义的。[41]另一本研究约翰逊伦理思想的著作《约翰逊:分析引论》，试图重建18世纪初的话语环境，其研究的路数近似“语境主义”(linguistic contextualism)的方法。研究英国政治史的波考克(J.C.A.Pocock)惯用此等方法，而且是其治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历史可以被各种文本所“塑造”，但是这种“塑造”，只能发生在有特定的人，比如某些时人，所组成的问题情境中。这些时人只能理解和运用在他们看来有意义的事情来“塑造”历史，文本的作用也就摆脱不了与特定时代和地方的关联。因此，在研究和阐释约翰逊之前，必须先搞清，在当时语境中的作者和读者如何理解它们。[42]如果说，格林、沃尔特的著作致力于寻找约翰逊和洛克经验主义之间的某种契合，《约翰逊:分析引论》的作者则试图指出，约翰逊的思想，至少就其使用的词汇和习语而言，同后牛顿时期的本体论(如宇宙的虚空性)息息相关、丝丝入扣。[43]
思想契合研究，越来越受学者的青睐。德玛丽亚(Robert DeMaria)认为，约翰逊属于文艺复兴末期的知识分子，他在传记中，每每将约翰逊同欧洲大陆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比附。[44]鲍柯伊(Adam Potkey)则将这样的契合往前推至希腊和罗马，尤其古罗马的伦理思想。[45]不过，鲍柯伊意识到，更应该将约翰逊放置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因而在其专著中，约翰逊和休谟成为两个相互参照的对象。读者也许好奇，无神论者和虔诚的国教徒，如何将这两位捉置一处。但是，鲍柯伊的论证，还是令人信服的，这恰说明约翰逊思想的复杂性，而不是约翰逊简单认同休谟的观点。诚如作者指出的，鲍斯威尔经常“诱导”约翰逊，让他刻意同休谟“争论”，其实两位虽为时人，且同在伦敦，却未曾谋面，《约翰逊传》中的唇枪舌剑只不过是鲍斯威尔的艺术加工。笔者在相关部分指出，不能简单将约翰逊和洛克的思想等同，也不要简单认定，经验主义是约翰逊思想的全部。
还有学者关注约翰逊的经济思想，比如约翰逊和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的关系，约翰逊和重商主义的关系。[46]史瓦兹(Richard B.Schwartz)的《约翰逊和新科学》，是讨论约翰逊和科学思想关系问题的第一本专著。[47]在历史观研究方面，万斯(John Vance)的《约翰逊和历史感》比较深入透彻，而且面面俱到。[48]从文章风格和语气看，作者深受格林的影响，索引中列的格林出处，大约25次之多。另有学者撰文来证明，约翰逊的历史观并不像麦考利所说“顽固保守”。[49]为约翰逊“平反”的文章越来越多，这同西方的意识形态，比如强调“政治态度正确”，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读者要认真鉴别。
昆兰(Maurice Quinlan)的专著《约翰逊:一个平信徒的宗教》，梳理了约翰逊的宗教源流，作者特别指出，约翰逊所信奉的实际是胡克(Richard Hooker，1553—1660)所开创的新教传统。[50]蔡平(Chester Chapin)的看法，同鲍斯威尔一样，也认为约翰逊是虔诚的国教徒，基本上接受国教的基本信条。[51]也许，蔡平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研究者，他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约翰逊的恐惧，如死亡或者惩入地狱等，显然想来纠正某些心理分析传记者的偏差。皮尔斯(Charles E.Pierce)的研究则选取另一条路经，他认为上述学者的学术努力，已经廓清约翰逊宗教思想的脉络，但仍不能解释这些宗教观念对约翰逊究竟有哪些影响。因而他的专著《约翰逊的宗教生活》，主要探讨宗教观念对日常生活的影响。[52]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思想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一方面，约翰逊相关的文字，比如布道文，难以确定其写作时间。另一方面，如第一章指出，当宗教越来越成为私人的事务而不必在公众场合讨论时，约翰逊不愿提及宗教的慰藉作用，尽可能在道德文章和哲理故事中避开宗教话题。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学者们也渐次认识到约翰逊在政治、历史和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哈德逊(Nicholas Hudson) 2003年的专著《约翰逊和现代英格兰的形成》，可以算上乘之作。[53]哈德逊认为，约翰逊的职业生涯，不仅标示了“现代英格兰的形成”的进程，而且还赋予它一定的意义，为其指明前进的方向。[54]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约翰逊之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屡屡将约翰逊与维多利亚时期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思想观念联系比较，梳理其中的发展脉络。
福柯和德里达的理论，也被应用于约翰逊研究，当然，其规模和著述数量，不能同莎士比亚研究相比。林恩(Stephen Lynn)以解构主义为手术刀，来剖析约翰逊的经典之作《漫步者》，不过作者太过偏重修辞研究。[55]林恩假定《漫步者》等期刊体现了统一的宗教目的，这恐怕有些不妥，故第一章第二节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鉴于福柯对“作者功能”多有洞见，他的理论被用于约翰逊研究，也就并不奇怪了。相应地，约翰逊在报刊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更能引起学者们广泛的关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韦塞尔布赖特(Martin Wechselblatt)的专著《不良行为》。[56]作者的书名显然来自史雷尔夫人的传记，作者一再宣称，史雷尔夫人独到的观察，有助于理解约翰逊的双重身份:雇用文人和文化哲人;也便于读者领会其行为的双重性:怪癖和楷模。作者虽然没有标榜自己的精神渊源，但行文中流露出较强的批判意识，从其行文风格来看，如二元对立概念之解构，显然熟稔德里达和福柯等的“后学”，操作起来也游刃有余。
相对而言，国内关于约翰逊的研究较少，多为引介或者通论性的文字，缺少专题研究。鲁迅和梁实秋曾经就文学是否有阶级性展开激烈的争论，鲁迅认为，约翰逊最初也想“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好落得空架子，‘爽快’了罢”。[57]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等文中，大量引用约翰逊来佐证某些文艺观点，《谈艺录》中尤其多。相对而言，范存忠的介绍和批评颇为详尽。[58]《英国文学论集》中收录了两篇同约翰逊相关的论文:《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和《约翰逊论莎士比亚戏剧》。
王佐良的《英国文学史》[59]和刘意青的《英国18世纪文学史》[60]，均设章节来介绍约翰逊，《英国18世纪文学史》为约翰逊专辟一章，介绍得十分详细，立论甚为公允得当。黄梅在她的专著《推敲“自我”》中，详尽讨论约翰逊的《拉塞拉斯》。黄梅的讨论非常深入，从一个不起眼的“东方故事”，来阐释英国18世纪文化思想的矛盾和策略，比如，怎样来制约和引导“盲目自我扩张欲望”等。[61]在另一部著作《双重迷宫》[62]中，黄梅以两篇随笔讨论约翰逊和他的女人们，主要是和母亲、妻子以及史雷尔夫人等女性的关系。文章短小，但是作者对妇女的关切，清晰可见。北京大学夏晓敏博士撰写了有关约翰逊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为《约翰逊四部“即兴作品”表现的人生经历》。论文认为，约翰逊对“经验”有独特的认识，厌恶虚构的文学，倡导“唯真”的文学批评。本书在多处回应了夏晓敏博士的立论，希望将约翰逊研究进一步推动下去。
国内有两个《约翰逊传》的中文译本，一个为台湾学者翻译，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63]，另一个由大陆学者翻译，2006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64]这两个版本都是节选本，三联版的前面附有范存忠的“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除了将“鲍士韦尔”改写为“鲍斯威尔”，其他内容大致没有变化。从三联版的“译后琐语”和“译后再记”可知，这个译本凝聚了诸多学者的努力。台湾学者的翻译，偶尔有错误，如将约翰逊著名的“奴隶主何以叫嚣着要自由?”误译为“我们何曾听见黑人奴工渴望自由时声彻云霄的哀号?”[65]《拉塞拉斯》在国内有一个译本，恐怕这是约翰逊作品唯一的全译本。[66]甚至约翰逊的诗歌《伦敦》《人生愿望多虚妄》，也没有完整翻译出来。[67]
道德问题乃约翰逊的核心关怀之一，而且在英国18世纪乃至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他的有关讨论刻下了鲜明痕迹。在《英语词典》[68]中，约翰逊用moral，或者morality来解释ethical，ethicality，ethick，ethics等词条。[69]《英语词典》对moral的解释如下:指人际关系，或者关于罪恶和美德的推理和教导。《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收入“伦理学”的词条(也可以叫作“道德哲学”)，其定义同约翰逊的说法完全一致。[70]《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该词条认为，“虽然伦理学指哲学的一个分支，其实包含了许多相关的科目，比如人类学、生物学、经济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和神学”。[71]
的确，在17、18世纪的英国，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是一个广义的综合学科，包含了今天分化出来的道德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伦理学在西方有着深远的传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系统论述过，他们也都从道德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罗马诗人贺拉斯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明确文学的目的就是“寓教于乐”，而基督教进一步丰富了西方伦理思想的内容。[72]18世纪英国思想家，都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倾向，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等都是如此。就约翰逊而言，伦理、政治、宗教等观念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他针对社会转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或者思想态度。所以，本书的“道德观念”乃是广义而言的。
即便如此，本书在讨论时主要聚焦于约翰逊的社会道德观、政治观念和文学批评，偶尔涉及他的宗教思想。其实道德、政治和文学批评，恰恰构成了约翰逊写作的三大领域。本书选取了这三个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漫步者》不仅是社会道德的评述，也是约翰逊的“醇酿”，这样的道德文章，在18世纪英国的期刊文字中并不多见。政论文章不仅体现约翰逊的政治观念，更渗透着深刻的伦理关怀。格林在《约翰逊政治观念》一书中认为，约翰逊的政治观念最终化为伦理关注，变成具体的道德思考。[73]本书第二章的重点，与其说是探究约翰逊的政治观念，不如说是梳理其背后的道德思考。在文学批评方面，本书撷取《诗人传》中几个重要诗人的传记。传记是约翰逊最钟爱的文类，而文学批评更是他的本色行当。况且，同《英语词典》一样，《诗人传》是约翰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在18世纪的英国，美学还没有从文学中独立分化出来，文学的理解也较为宽泛。在英美国家，柏克、斯密的诸多文章，常常出现在文学选集中。文学批评、伦理交织一处，并不是奇怪的事情。《诗人传》不仅是文学史，也是约翰逊的文学看法、政治观念、道德思想交融一处的感悟。
约翰逊所处的18世纪，英国伦理思想蓬勃发展，尤其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学，代表了这一时期的高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代表了当今社会两个重要的伦理思想理论，但是，它们都带着致命的缺点。就像学者指出的，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人权力和利益，忽视了在制度和个人权利的背后还有社会情感、共同利益和公共德性;而社群主义则将社会情感和公共美德，视为社会组织和政治群体唯一的支撑点和归宿，而忽视了法律制度的支撑。[74]因而，有些中外学者主张，必须回到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学，来重新理解英国的伦理思想。
然而，国内外伦理思想史学者的研究重点，一般都围绕休谟、斯密和柏克等展开，几乎不涉及约翰逊;而文学研究者主要以形式主义为重点，多论及措辞和行文逻辑，或者偶尔涉及约翰逊的伦理思想，一般不会将约翰逊同18世纪的英国伦理思想家加以比较阐发。当然，约翰逊并不是理论型的作家。约翰逊的重要性在于，其伦理观念从不回避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并且紧紧地同他的政治观念交织在一起。相较而言，沙夫茨伯里(Third Earl of Shaftesnury，1671—1713)和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更专注于审美，尤其哈奇森的思想，仅限于仁爱的范围，并没有对当时存在的日益尖锐化的社会问题作出深入的解释。
约翰逊的伦理思想，同英国的历史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探讨约翰逊伦理观念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思想新颖，而恰恰因为这些思想反映了英国18世纪的社会文化。坎农的《约翰逊和汉诺威时代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性等多个方面来论证约翰逊思想观念的代表性。约翰逊参与到18世纪英格兰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尤其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的“资产阶级公众领域”(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诚如哈德逊所说，约翰逊的职业生涯，不仅标示了“现代英格兰的形成”的进程，而且还赋予它一定的意义，为其指明前进的方向。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亚里士多德道德传统的那种真正的客观、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所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正在丧失或已经丧失。[75]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与否，不妨回到英国18世纪的历史情境，回到具体作家的作品中。本书努力将约翰逊的观点置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试图以约翰逊的伦理思想为个案，来反观18世纪英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由于上述原因，笔者一方面认真阅读约翰逊的文本，从文字上把握原文的主旨。同时，尽可能利用较新的约翰逊传记材料和18世纪历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证明其伦理思想与英国现代化的相关性。任何时期文学都不能脱离历史，不过在18世纪的英国，或许由于文学，更不用说美学，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学科，它和历史的关系更加紧密。当然，艺术作品固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同程度地反映一定历史状况，但它同时也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并不必然一一对应现实。当下文学理论，在历史和文学的辩证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76]，约翰逊本人对此也多有深刻的认识。
本书的绪言和正文一再指明，所讨论的伦理思想是广义上的道德观念。第一章“《漫步者》中的社会关系”分别从家庭、作家职业和妇女三个角度来分析约翰逊最著名的期刊《漫步者》。这三节涉及的内容庞杂纷乱，但是贯穿了一个主题:约翰逊对依附关系的批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文人对恩主或者文化市场、妇女对父权社会的依附关系;这些批评背后蕴含的，是对新型市民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某种构想。《漫步者》的研究，一般以行文逻辑和修辞为重点，或者被简单地看作道德宣教的材料。所谓道德说教，是指不考虑历史语境地宣扬某种观念，而约翰逊的《漫步者》则同18世纪的社会转型、生活变化息息相关。第二章“政论中的道德意涵”，先来梳理约翰逊和“托利主义”间的复杂关系，然后提出笔者的看法:约翰逊毕竟不是政客，他的“托利主义”不尽然是一种政治态度，不如说是针对社会转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或者思想态度。接下来两节分别讨论约翰逊早期政论和晚期政论。第三章“《诗人传》中的人生和艺术”先概括约翰逊关于传记和文学批评的说法。接下来分别以弥尔顿和德莱顿为个案，来探讨约翰逊关于人生和艺术间辩证关系的认识。结论部分指出，经验主义的思想方式和散文化的写作是约翰逊的主要特点;另外，由于某些文献的缺失，全面系统的约翰逊研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1]黄梅:《推敲“自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8页。
[2]转引自黄梅《双重迷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3]James L.Clifford，Young Sam Johnson，New York:McGraw－Hill，1955，p.124.
[4]转引自黄梅《双重迷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5]Richard Holmes，Dr．Johnson＆Mr．Savage，London:Hodder＆Stoughton，1993，pp.28－33.
[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7]Richard Holmes，Dr．Johnson＆Mr．Savage，London:Hodder＆Stoughton，1993，p.46.
[8]Robert DeMaria，Jr．，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A Critical Biography，Oxford:Blackwell，1993，p.73.
[9]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10]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11]［英］鲍斯威尔:《约翰逊博士传》，王增澄、史美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12]黄梅:《双重迷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3]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4]Donald J.Greene，The Politics of Samuel Johns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 2nd ed.，revised 1990，“Introduction”，p.xv.
[15]Nicholas Hudson，Samuel Johns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48.
[16]传说为2世纪苏格兰高地诗人莪相(Ossian)所写。
[17]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18]Nicholas Hudson，Samuel Johns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5.
[19]Nicholas Hudson，Samuel Johns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11.
[20]约翰·斯图亚特·穆尔的父亲。
[21]转引自［英］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2]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23]相关出版信息参见“英文著作名缩写表”。
[24]James T.Boulton，ed.，Johnso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1.
[25]Edward Tomarken，A History of the Commentary on Selected Writings of Samuel Johnson，New York:Camden House，1994.
[26]J.W.Krutch，Samuel Johnson，New York:Henry Holt＆Company，1944.
[27]James L.Clifford，Young Sam Johnson，London:McGraw－Hill，1955.
[28]James L.Clifford，Dictionary Johnson，London:McGraw－Hill，1979.
[29]W.J.Bate，Samuel Johnson，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7.
[30]George Irwin，Samuel Johnson:A Personality in Conflic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31]Thomas Kaminski，The Early Career of Samuel John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2]Paul Fussell，Samuel Johnson and the Life of Writing，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2; Lawrence Lipking，Samuel Johnson:The Life of an Author，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3]John Wain，Samuel Johnson:A Biography，London:Macmillan，1974.
[34]Donald J.Greene，The Politics of Samuel Johns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 2nd ed.，revised 1990.
[35]J.C.D.Clark，Samuel Johnson:Literature，Religion，and English Cultural Politics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Romantic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另外参见Clark and Erskine－Hill，ed.，Samuel Johnson in Historical Context，New York:Palgrave Publishers，2002。
[36]第7期，参见Robert Folkenflik，“Johnson's Politics”，in Greg Clingham，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37]John Cannon，Samuel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Hanoverian Eng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38]Donald J．Greene，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12，No.446，1997.
[39]Allen Reddick，The Making of Johnson's Dictionary 1746－1773，revise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40]Robert Voitle，Samuel Johnson the Morali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41]Ibid．，p.13.
[42]［美］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43]Charles H.Hinnant，Samuel Johnson:An Analysi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126.
[44]Robert DeMaria，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A Critical Biography，Oxford:Blackwell，1993.
[45]Adam Porkay，The Passion for Happines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
[46]Earl Roy Miner，“Dr.Johnson，Mandeville，and‘Publick Benefits’”，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21，No.2，1958;另外参见John H.Middendorf，“Dr.Johnson and Mercanti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21，No.1，1960。
[47]J.R.Philip，“Samuel Johnson as Anti－scientist”，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Vol.29，No.2，1975.
[48]John Vance，Samuel Johnson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1984.
[49]Davies Godfrey，“Dr.Johnson on History”，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12，No.1，1948.
[50]Maurice Quinlan，Samuel Johnson:A Layman's Religion，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
[51]Chester Chapin，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Samuel Johnson，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8.
[52]Charles E.Pierce，The Religious Life of Samuel Johnson，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1983，p.10.
[53]Nicholas Hudson，Samuel Johns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54]Ibid．，p.5.
[55]Steven Lynn，Samuel Johnson after Deconstruction:Rhetoric and“The Rambler”，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2.
[56]Martin Wechselblatt，Bad Behavior:Samuel Johnson and Modern Cultural Authority，Lewisburgh: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57]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页。
[58]范存忠:《英国文学论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9]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0]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61]黄梅:《推敲“自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5页。
[62]黄梅:《双重迷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3]［英］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4]［英］鲍斯威尔:《约翰逊博士传》，王增澄、史美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5]［英］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66]［英］塞缪尔·约翰逊:《快乐王子:雷斯勒斯》，郑雅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水天同也翻译过《拉塞拉斯》，或许翻译的年代较早，笔者没有见到这个译本。另外，笔者在2006—2009年撰写有关约翰逊的论文，尚未阅读蔡田明的译著，尤其无缘接触他翻译的《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等著作。
[67]本诗的节译，可以参见“文坛领袖约翰逊”一章。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68]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Arno Press，1979.这是约翰逊《英语词典》第一版(1755)的影印本，本文提到的《英语词典》(以及本文中引用的词条)均出自这一版本，以后不再说明。
[69]例句选自培根、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 )和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
[70]also called moral philosophy the discipline concerned with what is morally good and bad，right and wrong.The term is also applied to any system or theory of moral values or principles.
[71]Encyclopdia Britannica 2007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当然伦理学也有不同的一面，不仅关乎具体的知识和原则，还要将其运用到具体的现实道德问题中。
[72]这里不再赘述西方伦理思想和文学的关系，读者可参见聂珍钊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0页。
[73]Donald J.Greene，The Politics of Samuel Johns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 2nd ed.，revised 1990，p.255.
[74]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5]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pp.229－230.
[76]Stepha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v－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