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袭破鄢郢与南郡之置
秦惠文王时，秦取魏地设上郡，取楚地设汉中。进入昭襄王时代，秦进一步攻取魏、楚领土，并先后在魏地设立了河东郡，在楚地设立了南郡。关于前者，秦虽在昭襄王十七年（前290）就获取魏河东郡大量领土，但大体在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控制魏河东全境后，才进而设郡。[68]有趣的是，河东郡治安邑，魏徙大梁前为魏国国都；[69]南郡郡治郢（后徙江陵），[70]楚徙陈前则为楚国国都。如同上郡与汉中郡，这里又形成一组对应。秦通过攻取魏、楚原本都邑所在，扩地立郡，实现了向关东的进一步发展。这其中，鄢郢之战与南郡之置使秦成功进据整个汉水流域，对秦最终实现统一，意义深远。
秦据巴、蜀、汉中以后，楚、秦接界主要为：汉中南、巴郡东的巫、黔中二郡，两郡大体以江水而分；汉中以东是楚、韩、魏相邻的南阳地区；东南则是楚郢都中心区。秦欲向汉水中下游进一步发展，势必要驱逐楚国，使其退出江汉平原。而关于攻楚路线，《战国策·燕策二》苏代语燕王，言秦人对楚人警告，有这样的话：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71]
“夏水”，《索隐》云“谓夏潦之水盛长时也”，非指江汉相汇附近之夏水。这里谈到秦攻楚有三个进攻方向。前两种为通过水路，由蜀郡、汉中郡“下江”“下汉”，攻取“郢”“五渚”。另一路从楚北部方城一带的宛出发，东南指向随县。而“五渚”位置，以往存在不同意见，多认为在汉水入江处或洞庭附近。[72]不过，《史记索隐》引“刘氏以为宛邓之间，临汉水，不得在洞庭”，[73]何建章参于鬯《战国策注》“《秦策》云‘取洞庭、五都’，‘五都’即‘五渚’”，而解“五都”为鄢、邓、巫郡、西陵及郢，[74]也需要考虑。[75]相关记录反映了秦攻江汉平原，存在由汉、江上游顺流而取的方案。
秦惠文王在置汉中郡、占据丹阳后，曾于第二年，即“十四年，伐楚，取召陵”。此地已在南阳以东。不过，此后至秦昭襄王初年，秦未再与楚发生较大战事。这除前论惠文王去世、武王欲“通三川，窥周室”、昭襄王初年政局不稳外，与秦在巴蜀遭遇的统治危机，不无关系。秦虽在惠文王九年占据蜀地，但统治一直不稳，未能如汉中全面设郡。前引“取召陵”下，紧接书“丹、犂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正义》云“二戎号也，臣伏于蜀。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76]，已呈现当地复杂的政治动向。武王即位元年，除首书“与魏惠王会临晋”外，紧接提到“诛蜀相壮。……伐义渠、丹、黎”事。[77]秦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至此，秦始基本控制蜀地局势。我们注意到，“司马错定蜀”下，记“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昭襄王时首次秦、楚战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不过，从秦国通往楚都郢城，最主要的道路显然是出武关道，由南阳南下鄢、郢。[78]学者曾提出“南阳南郡道”：“出武关东南向，经南阳至于南郡，使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得以沟通，又通过水陆交错的形式‘南极吴、楚’（《汉书·贾山传》），与长江中下游衡山、会稽地区相联系。”[79]这一意见无疑十分正确。从近年所发现秦简牍资料看，这条交通干线不仅在秦汉统一帝国时期存在，在战国中后期实际就已使用，而且由南郡涉江，经孱陵、索、临沅，沿沅水进一步向南延伸：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
销到江陵二百卌六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
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
索到临沅六十里
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凡四千四百卌里 ［J1（16）52第二栏[80]］
此为里耶秦简第十六层所出里程木牍。其中第二栏涉及南郡鄢县至洞庭郡迁陵县，正呈现相关情形。而北大藏秦简水陆里程简册，不仅更细致记录了秦南郡境内水陆交通路线，而且对南郡北出南阳郡通道的水陆交通，亦有较清晰反映。[81]故从军事交通角度而言，秦要夺取汉水中下游地区，除江汉水道外，更需打开“南阳南郡道”方可。
秦昭襄王“七年，拔新城”。“八年，使将军芉戎攻楚，取新市”，“九年……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缺”[82]。魏冉任相前，秦曾对楚发动了一连串攻势。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涉及昭襄王以来攻楚事，恰自六年始：
六年，攻新城。
七年，新城陷。
八年，新城归。
九年，攻析。（六壹、七壹、八壹、九壹[83]）
整理小组注：“新城，楚地，今河南襄城。《史记·秦本纪》记昭王六年伐楚，‘七年，拔新城’。《正义》引《括地志》认为新城即襄城”，“析，楚地，在今河南西峡境。《史记·秦本纪》和《六国年表》仅记此年伐楚”[84]。所说可从。这里，秦选择攻取新城（襄城），应有在楚“北地”[85]获取据点，打开“南阳南郡道”通路的考虑。而“九年，攻析”，应即“九年……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缺”事。我们注意到，楚人被召对言，有“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语，时在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86]郦在析东侧，楚方城内，与析均在宛北。按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取宛，之后逐步南下。故“析、郦”之“郦”，可能即九年奂取楚八城时，为秦所据。
魏冉为相后，为巩固已占领的楚“北地”部分地区，曾由白起攻晋，大败韩、魏于伊阙，限制它们对秦侵南阳的干扰。[87]秦随后攻取南阳重镇宛，[88]进一步打开了南下通道。至“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编年记》还提到“廿七年，攻邓”。整理小组注：“邓，楚地，今河南邓县，参看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一四。《史记·秦本纪》和《白起列传》秦取邓在二十八年。”[89]可知秦攻邓从二十七年已经开始，但战事较为激烈，至二十八年白起南下伐楚，邓才被攻破。而《楚世家》又言“十九年，秦伐楚，割上庸、汉北地予秦”[90]。楚顷襄王十九年当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相关区域正在邓之西侧。
昭襄王二十七年，秦自蜀地同样有所行动：“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需指出，这次虽调动了陇西驻军由蜀攻楚，但所谓“攻楚黔中，拔之”应指攻破楚黔中郡治，而非整个楚郡。秦随后也没有如之前攻入汉中那样，略地而置郡。联系白起当时“攻赵，取代光狼城”，江水一线秦军乃偏师邀战，主要战略目的，恐为吸引楚军，并适当牵制、分散对方兵力。当楚军转向对江汉上游方向秦军布防时，攻赵白起忽率秦军主力迅速南下，绕过秦、楚相持的邓，而猛攻鄢。破鄢之后，复北取邓。《秦本纪》：“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作“鄢、邓”而非“邓、鄢”的叙述顺序，恐怕就是这样的缘故。秦在占领后复“赦罪人迁之”，完成对郢的紧逼。《楚世家》并记是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91]。都城郢城此时已无险可守，楚不得不迁都于陈。郢入于秦，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92]
在此有利形势下，秦曾尝试向西进一步占据楚巫郡、黔中。《秦本纪》云：“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93]《白起王翦列传》则称“武安君因攻楚，定巫、黔中郡”[94]。不过，楚此时实力尚强，东收兵后即溯江反击，《秦本纪》称“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95]，《楚世家》记述更详：“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96]有关上述内容的理解，以往存在不同意见。[97]据新出里耶秦简“今迁陵廿五年为县，廿九年田、廿六年尽、廿八年当田”“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岁田”（8—757、8—758），[98]可以确认迁陵县、苍梧郡的设置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迁陵所属洞庭郡大体亦在此时设置。[99]秦洞庭郡大体为楚黔中郡地。由此言之，秦昭襄王置南郡后，南郡成为当时秦国的东南边郡。秦虽对楚有进一步攻伐，但至秦始皇灭楚前，一直未能控制长江中游以南地区。换言之，白起破郢与南郡之置，使秦获取了对长江中游以北的控制权。秦通过进据汉水，以南郡为基础，与楚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