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立情报站：铁道游击队的创立
（1938年3月至1939年6月）
铁道游击队是由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的多支情报站发展壮大而来的。1938年3月16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路西交通站建立临城情报站和临城工人铁道队，情报站站长是张文生，副站长是华绍宽，这是铁道游击队建立最早的一个情报站。临城工人铁道队队长是孙茂生，副队长是任秀田。
1938年10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滕峄边山区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东部的埠阳后，为掌握枣庄的敌情，及时获得可靠情报，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枣庄建立了枣庄抗日情报站，并发展了赵连友、赵永泉、曹德全、徐广田、李云生等8人为情报员。
情报站像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在日伪军重兵把守的枣庄、临城顽强地与敌斗争，建立了卓越功勋。
第一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鲁南地区的形势
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开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开了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制定了侵略中国、北犯苏联、待机南进的侵略方案。同时，制订了1937年具体的侵华计划。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到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进行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士兵“失踪”，强行要求立即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后，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致电宋哲元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得最后的胜利。”[1]
二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10项方针，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侵略者。“八一宣言”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对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救国神圣事业提出的具体纲领性意见。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2]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依据这个总方针，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
1938年5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绝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他科学地预见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他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3]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他强调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湾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确定和一系列关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思想的逐步成熟，为中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为赢取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 山东的抗日形势
山东地处华北东翼，东濒大海，西邻冀豫，南连陇海铁路，北接平津，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纵横其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10月3日，日军第十师团大举入侵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在鲁北地区稍作抵抗后，旋即命令黄河以北所属部队和各地专员、县长向黄河以南撤退。12月22日夜，日军强渡黄河。23日向济南进逼。24日夜，韩复榘率部放弃济南，向泰安、兖州撤退。日军于27日占领济南，31日占领泰安；另一路日军侵占淄博，沿胶济铁路东犯。1938年1月5日日军侵占邹县，8日占领济宁，10日侵占青岛。3月7日，日本海军在威海卫登陆。3月中旬至4月，中国军队为抵抗日军进攻，发起台儿庄大战。3月18日，日军侵占枣庄，4月19日强攻临沂。5月19日，日军侵占徐州。至此，山东全境沦陷。留驻山东的日伪军，总数近五万人，主要是控制城市、重要港口及铁路交通线。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整个山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就沦入敌手。
中国共产党对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很是关注，毛泽东于1937年9月25日曾指出：在山东应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中共北方局也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到游击队去”的号召。[4]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1937年10月在济南秘密召开了省委会议，制订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争取和改造一些地方武装。会议决定，各地武装起义后，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山东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会议精神，深入进行了政治动员，派代表到各地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到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十几个地区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解放县城15座，建立了近4万人的抗日武装，鼓舞了山东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5]
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创了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然而，由于各起义武装成员成分新，缺少领导骨干，缺乏战斗经验，指挥也不统一，直接影响了起义部队的发展及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1938年5月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多次电示八路军总部派遣部分主力部队进入山东。6月8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根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对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进行了统一领导，决定以各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支队，分配一批有领导能力和战斗经验的红军骨干到各支队担任领导职务。这一系列指示精神和改革措施的推行，对以铁道游击队为代表的敌后抗日武装的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重申全党必须贯彻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在六中全会上，鉴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指示。据此，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以加强山东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对山东各地共计4万人的起义武装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正式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同时，为加强山东抗战力量，八路军一一五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由罗荣桓和陈光率领师部、教导大队及六八六团由山西西部出发，于1939年3月2日到达鲁西平原。从1939—1940年，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相互配合，共同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边、清河、胶东、鲁中、鲁西、湖西、鲁南、滨海等抗战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在鲁南地区[6]，1937年7月下旬，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7]从延安返回鲁南费县高桥镇，立即召开特委委员和负责各基点工作的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及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的精神，研究部署特委在新形势下的抗日救亡工作，并形成三条决议：（1）积极开展城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城市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物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尽可能多地争取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区以兰陵县大炉为中心，利用士绅万春圃的关系开展统战工作。（2）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使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以推动苏鲁边区抗日工作的顺利开展。（3）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1937年11月，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在安徽萧县黄口镇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分析了苏鲁边区的形势，根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作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决议，决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8]会后，特委所属的沛县、滕县、峄县县委立即着手建立抗日武装。这时，特委机关由费县高桥迁至徐州。郭子化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倡导组建的“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积极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苏鲁边区很快形成了统战局面，为组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9]
徐州沦陷的第二天，即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致电十八集团军并长江局：“徐州失守，武汉危机，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10]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5月下旬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由郭洪涛任书记，领导黄河以南的山东全境和原属河南省委领导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辖地区。同年8月，郭洪涛率省委及第四支队一部支援边区特委和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进行反顽作战时，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撤销苏鲁边区特委，郭子化调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统战部长。在原苏鲁边区特委所辖的区域先后分别建立苏鲁豫特委、鲁南特委、苏皖特委，并相应调整、充实、加强了鲁南地区的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8年5月17日，郭子化在徐州危在旦夕的情况下，率领中共苏鲁边区特委机关由徐州转移至滕峄边山区。5月21日，特委在峄县西集镇老古泉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张光中[11]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此时，沛县、滕县、峄县抗日武装及在枣庄的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已按特委指示集结于南塘、凤凰庄一带。老古泉会议以后，特委调集三县抗日武装在墓山召开了总队成立大会，宣布部队整编命令。总队下辖三个大队，沛县武装编为一大队，在羊庄、北溪一带活动；滕县武装编为二大队，在桑村一带活动；峄县武装编为三大队，在临枣铁路两侧墓山南北一带活动，开展群众抗日工作，组建抗日群众团体，积极寻机打击日军，破坏交通。在特委领导下，总队通过军政教育，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学习“十六字秘诀”[12]，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士气旺盛，军政素质提高，受到群众的拥护。
徐州失守后，鲁南的交通线、重要城镇均由日军部署重兵把守，大批汉奸败类组成伪军和维持会横行乡里。峄县地主王哲书、枣庄商人刘晓峰、台儿庄的郑典三、韩庄的张传浦、贾汪的寇子良等纷纷组织维持会和县、区、乡汉奸政权，协助日军烧杀抢掠，鲁南地区民不聊生。[13]
鲁南地区一些未及逃亡的国民党地方官员打着抗日的招牌拉起武装。这些武装分片割据，各霸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有：（1）国民党的铜山县县长蓝伯华组织的武装；（2）活动在铜山县青山泉及柳河两岸，以韩治隆为司令的国民党苏鲁边区抗日游击队；（3）国民党的邳县县长王化云组织的武装；（4）活动在贾汪煤矿以东及运河两岸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陆仰山部；（5）活动在台儿庄南洛、北洛一带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游击司令张里元所属之孙业洪支队；（6）国民党的峄县县长李同伟组织的武装；（7）活动在峄县马兰屯一带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十支队黄僖堂部；（8）活动在今山亭北庄一带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第三支队梁继璐部；（9）活动在峄郯地区的伪国民党的郯城县县长梁钟亭的山东保安独立第三旅；（10）国民党的滕县县长周侗组织的武装；（11）活动在滕县冯卯、高庄一带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二师师长申宪武部，后被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七纵队第四十三支队；（12）活动在费县白彦一带的孙鹤龄、孙益庚父子的白彦民团。[14]
此外，鲁南大地土匪蜂起，贾汪以东的铜邳边境有魏玉吉、“刘七”、“黑烟筒”、“大脚丫子”、姜东海等土匪势力；运河北有“邵庄户”、李花、曹文家、李云福等土匪势力；台儿庄以北有王学礼、张发德、梁广怀；峄滕边境有曹万伦等土匪势力。他们到处趁火打劫绑票，人们痛恨至极。[15]
在汉奸操纵下，各种会道门也迅速滋生蔓延。滕县沙沟车站以东的黄沙会、峄县周围的中央道、贾汪周围的红枪会，都以保家为名，却干着汉奸勾当。如红枪会头子王亚平自称红枪会总司令，被称为“铁板太君”。[16]
1938年9月，因团结抗日的需要，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批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改用张里元[17]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第四团的番号，但保持独立。12月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总队正式列入山东纵队编制，对外仍用直辖四团番号。[18]
1939年9月，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师直特务连、师教导大队陆续抵达鲁南，在大炉与义勇总队会师。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分析了鲁南抗日斗争形势，鉴于张里元在国民党特务的要挟下，逐步与共产党疏远，并开始走向反动，决定义勇总队撤销张里元的灰色番号，改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
苏鲁支队建立初期属山东纵队建制。山东纵队根据鲁南斗争形势和苏鲁支队的现状，决定其在鲁南抗日并受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双重领导。1940年2月，山东纵队整军时，将苏鲁支队正式划入一一五师建制。在此期间，八路军一一五师对苏鲁支队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支持，把优秀的红军干部彭嘉庆、胡云生、杨永松、吴世安、王根培、刘登元等人和两支红军连队相继派往苏鲁支队，进一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进行军政训练，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充实调整后的苏鲁支队由张光中任支队长，彭嘉庆任政委，支队下辖三个营。[19]
第二节 情报站的建立
一 临城情报站的组建
临城是津浦铁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在临城沦陷前，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员陶洪瀛[20]与边区特委津浦路西交通站站长秦明道一起，到临城发动工人，组建抗日武装。经铁路工人孙茂生[21]、任秀田联络，自愿报名参加的有华绍宽[22]、杨家成、王新合等20多人，被组建为两个抗日组织：临城抗日情报站，边区特委津浦路西交通站交通员张文生和华绍宽分任正、副站长；临城工人铁道队，由孙茂生和任秀田领导，均属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
1938年3月16日，即临城沦陷前一天，临城抗日情报站和临城工人铁道队转移到津浦铁路西微山湖东岸一带。后又到郗山一带，配合川军破坏临城至韩庄的铁路，并多次袭击临城火车站，阻击日军支援台儿庄战场。
徐州沦陷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任秀田、王新合、华绍宽三人留在临城，坚持抗日斗争，孙茂生去鱼台筹建抗日武装。
1938年6月，驻临城日军为使津浦铁路尽快通车，威逼利诱铁路工人早日复工。华绍宽趁机将临城抗日情报站的5名情报员带进了临城火车站，并开始在铁路工人中发展新情报员。这样，临城抗日情报站成功打入日军在临城的信息中心，掌握了情报战的主动权。
1938年年底，赵以珂等40多名铁路工人在临城北自发组建了抗日武装“临城铁道队”，以破袭铁路、劫货车的方式来救济工友、抗击侵略。
临城的三支铁路工人抗日武装与中共北方局军委临城军运组发动组建的临北农民抗日武装互相配合，战斗在以临城火车站为中心，南至韩庄，北到滕县的津浦路铁道线上。
此外，为了生计，在津浦铁路及临枣支线铁路两侧的失业工人、城镇贫民和少数无业游民，先后自发组建了多支小型抗日武装，都自称“铁道队”，依靠截取日军火车上的货物谋生。他们大多独来独往，有效的战略配合极少，处于严重的分散状态。
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9月，在以临城为中心的铁道线上，十几支小型铁道队轮番破袭，搞得铁路时断时续。1939年5月初，临城抗日情报站得到准确情报信息，日军要用军用专用机车运送枣庄煤矿的煤炭到东北的鞍山炼钢造武器。随即联络其他铁道队，在临城北拆掉铁轨12节，致使日军军用煤车15节全部倾覆。他们指挥附近村民将煤炭全部运走，并炸毁火车车头和附近桥梁，焚烧了车厢。驻济南日军司令部派人勘察认定，此事件乃铁路工人中隐蔽的反日武装团体所为，下令建立相应的日本武装团体来专门对付这个抗日团体。从此，铁道线上就展开了真假铁道队的斗智斗勇。
1939年3月，孙茂生由鱼台回到临城被任命为临城铁道队队长。此后，动员各小型铁道队统一归属中共沛滕边县委领导的工作提上了日程。1939年12月25日，临城周围的三支铁道队在彭楼南的沙河边上合并为临城铁道队，中共沛滕边县委任命孙茂生为队长，任秀田为副队长。随后，中共沛滕边县委继续做其他小型铁道队的合并工作。经做工作，北临城铁道队队长田广瑞表示同意归属中共沛滕边县委领导，但不愿意做孙茂生的部下。为此，中共沛滕边县委另组临北铁道队，任命田广瑞、李文庆为正副队长。
1939年12月底，临城抗日情报站因有在火车站工作的情报员暴露了身份，中共沛滕边县委决定将全部情报员撤出临城火车站，把情报站改建为临城铁路工人破袭队。
到1940年1月，临城铁道队共有队员55人，临北铁道队共有队员21人，临城铁路工人破袭队共有队员20人。[23]秦明道集中三个队的骨干队员15人，在微山湖畔的欢城举办学习班，系统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24]，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战提供了思想保证。
临城的这几支抗日武装活跃在津浦铁道线上，搜集情报，袭扰敌军，破袭铁路，扰乱运输，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延缓了敌人进攻的步伐，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
二 枣庄情报站的创建
日军侵占枣庄后的第二天即1938年3月19日，便在中兴煤炭公司大楼和枣庄火车站票房上挂起了日本国旗，并在枣庄进行了三天的血腥屠杀后，留一个联队的兵力驻守枣庄，余部南援台儿庄战场。日本侵略军为确保长期掠夺枣庄的煤炭资源，在南马路修筑了大兵营，驻扎日军某独立步兵营第194大队300余人；在洋街驻扎宪兵队和矿警队共1000余人，对矿井、发电厂、火车站、邮局等要害部门派重兵把守。宪兵队由日军特务守岛任队长，下设宪兵分遣队，是日军的特务组织，队长松本在枣庄开设岛津银行和米面代销店，作为其秘密的特务机关，通过各种手段发展特务，组织了便衣队，专门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暗杀抗日骨干。[25]宪兵队内还设有剿共班，网罗大量地痞流氓，无恶不作。
矿警队是抽调部分日军和收编原中兴公司两个护矿中队合编而成，是日军“强化治安”和“以华制华”的产物，下设日、中两个分队。日方矿警队由日本官兵组成，下设十八间屋、西商团、枣庄街三个办事处，另设井下班和特务班；中方矿警队由日军中村任队长，共500余人，分布在各大门、东井、北井、石碑、煤务处、鞠仁医院[26]和惠工村等地方，每处设一个班的兵力；另设一个特务队，负责昼夜巡逻。[27]
日军除利用各种武装组织镇压抗日军民外，还组织了诸如维持会、爱国会、流动自卫团、商会等民间伪组织进行欺骗性宣传，搞“大东亚共存共荣”，推行所谓“爱护村”和保甲制，还开设商团、洋行等商业机构搞特务活动，搜集情报，暗杀和逮捕抗日军民。此外，驻枣庄的日军还经常单独或联合临城、峄县、费县等地日军出城进行大规模清剿和扫荡，对抗日军民造成严重威胁。日军为彻底切断枣庄与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联系，在通往山区的交通要道梁庄至北庄之间及渴口至北山之间设置两处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抗日部队由于得不到枣庄日军活动的情报，数次与日军遭遇或被日军突然包围，致使部队情绪和战斗力都受到很大影响。为扭转被动局面，及时掌握枣庄日伪军出动的情况，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决定从部队选派精悍人员打入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两个排长洪振海和王志胜在经过短期特工培训后，于1938年10月潜入枣庄。他们以枣庄火车站西临的陈庄为基点创建了枣庄抗日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他们夜晚从日军的火车上扒取煤炭等物资，白天卖掉，筹取资金。同时，千方百计搜集枣庄日伪军的部署、出动等情报设法送到抱犊崮山区根据地。
洪振海（1910—1941），又名洪衍行，山东滕州羊庄镇大北塘人，是铁道游击队首任大队长。他为人豪爽义气，爱打抱不平，被称为“洪哥”。
洪振海生于一个世代木匠家庭，兄妹12人，他排行老末。洪振海3岁时，因家庭人口多，在家难以维持生计，随父母和四哥洪振环到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做木工。后来母亲去世，父亲变卖家产到淮南矿区谋生。10岁的洪振海寄居在枣庄的七姐家。他自幼未能上学读书。洪振海的七姐夫葛茂林在枣庄中兴煤矿铁路专线干扳道工，收入微薄，家境贫寒，加之子女拖累和洪振海的到来，使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后来，葛茂林带全家也迁到淮南。青年时期的洪振海孤身一人在枣庄生活，他与好友王志胜一起，靠拣煤渣、拾破烂换点煎饼充饥。他与枣庄铁路工人混熟了，经常主动到火车头帮助司机、司炉干些事，很快掌握了火车驾驶技术。由于生活所迫，有时也和矿区的穷孩子一起扒上火车搞煤炭，练成了扒车本领。在飞奔的火车上上下如走平地，被称作“飞毛腿”。19岁那年，洪振海和好友王志胜一起在中兴煤矿当矿工。
1932年7月，洪振海曾积极参加中共枣庄特委领导的中兴煤矿工人罢工运动，并被推选为小组长。七七事变后，中兴煤矿停产，矿工失业，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人又操起旧业，扒火车、搞煤炭，专吃“两条线”，以维持生计。这时，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在枣庄发动广大矿工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洪振海在地下党员刘景松的教育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他同情矿工疾苦，经常用从敌火车上搞来的煤炭和粮食救济失业工人。1938年3月18日，枣庄被日军侵占。洪振海和王志胜随刘景松一起奔向峄县人民抗日武装驻地墓山，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他作战机智勇敢，联系群众，抗日热情高，先后被提升为班长、排长，成为这支人民武装的基层骨干。同年10月受总队长张光中的派遣，与王志胜一起潜回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建立了枣庄抗日情报站，并被委任为站长。
洪振海自幼生活在枣庄矿区，对这里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他伪装成失业工人，到处流浪，拾煤炭，打短工。为侦察敌情，还主动给敌伪据点出苦力。晚上他和王志胜组织失业工人扒上运煤的列车搞煤炭，以筹措活动资金。
1939年8月的一天夜里，洪振海和王志胜为打击侵枣日军的嚣张气焰，经过周密的侦察，趁敌麻痹之机毙伤以经商为名、行特务之实的洋行的三个正副经理，缴获长短枪各一支。这是他们在敌伪重点把守的枣庄第一次打洋行，同年10月的一天，洪振海了解到枣庄火车站有许多武器弹药准备外运，决定搞到这批武器，支援山里部队，他们在铁路情报人员的配合下，运用早已练就的扒车本领，在装着武器的火车由枣庄站运行出3公里时，敏捷地跳上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卸下两挺机枪、几支步枪和两箱子弹，并及时地运往山里根据地，受到部队首长张光中的表扬和奖励。
为搞好掩护，他们相继在陈庄开起炭场子和烧焦池，联络失业工人和无业市民，发展铁道队员，积极搜集敌情报，大搞敌人的物资，支援山里抗日武装，装备自己。同时，洪振海亲自到苏鲁支队驻地报告了组建武装情况，并请求上级派政委来。
1940年2月，经苏鲁支队批准，枣庄铁道队改名为鲁南铁道队。上级派杜季伟任政委，洪振海被委任为队长。这时，全队只有11名队员。建队初期，洪振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办事公道，说话算数，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拥护。他们作为职业掩护的炭场子，也越办越兴旺，所得利润也越来越多。这些钱除上缴外，还经常赈济群众。
洪振海的威望越来越高，由于受到矿区群众的拥护，搜集敌情报也更加方便。敌人在枣庄的活动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因此，枣庄的日伪军屡遭抗日武装打击。敌人外出扫荡时常损兵折将，惨败而归。屡屡如此，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后因一队员泄密，炭场遭敌人破坏。洪振海、杜季伟率鲁南铁道队由陈庄转移到齐村镇，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
1940年7月，鲁南铁道队已发展到近百名队员。他们在洪振海的率领下，在台枣和临枣铁路沿线，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每战必胜，名扬鲁南。这时，临城南北的津浦铁路线上又建立了两支铁道队。为统一领导，鲁南军区指示鲁南铁道队与这两支铁道队合编成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升任大队长。在铁道队合编前后，洪振海率领队员进行了几次袭击战，皆得胜。如第二次夜袭正泰洋行，杀死日军特务13名。他率领全体队员奇袭微山岛，毙伤伪军阎成田部300多人，洪振海指挥铁道队颠覆敌军用列车，缴获细布1800余匹。其英雄事迹多次在当时的《大众日报》和《鲁南时报》上刊登，在鲁南群众中广为流传。
1941年12月25日，日伪军数百人到鲁南铁道大队驻地的黄埠庄扫荡。洪振海在率部与敌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2岁。当时，中共鲁南铁道大队支部已批准了洪振海的入党申请，但尚未来得及通知本人。后经报请军区政治部批准，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王志胜（1912—1987），枣庄市市中区陈庄人，是铁道游击队主要创始人之一，任副大队长。
王志胜生于一户铁路工人家庭，家距枣庄火车站不到200米。基于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自幼与火车、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志胜兄弟5人，他排行老四。因父亲过早去世，家贫如洗，他未能上学读书。他8岁在家推磨卖饭，15岁跑火车，做小本生意。他待人憨厚，善于结交。幼年时，他和寄居在枣庄姐姐家的洪振海成为挚友。两人同甘共苦，时常扒火车，练就了一身“飞车”本领。18岁时，他到枣庄煤矿当矿工，第二年，又改干绞车工。当时中兴煤矿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工人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工资收入还不能养活自己。
1932年春，中共枣庄特委发动全矿工人大罢工，向资本家提出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地位的条件。王志胜参加了这一运动，并被选为小组长，七七事变后，枣庄煤矿停工停产，矿工失业。王志胜和好友洪振海重操旧业，扒火车搞物资以养家糊口，过着漂游不定的生活。
1938年3月18日，日军侵占枣庄。王志胜由共产党员刘景松介绍到墓山参加了峄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他抗日意志顽强、作战英勇，联系群众，处事公道，不久被提升为班长，以后又升为排长。
同年9月，他被派回枣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任副站长。他乔装成失业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拣煤渣，做苦力，秘密发动群众，利用各种关系搜集敌人情报。后来，王志胜托人说情，到枣庄正泰洋行干搬运工，为搜集敌人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人民抗日义勇队对枣庄敌伪活动情况了如指掌，为山区反扫荡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9年秋，枣庄抗日情报站已创建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借敌麻痹之机，决定铲除正泰洋行里的三个日本特务，以夺取武器，震慑敌人。8月的一天夜晚，他们悄悄地摸进洋行，刺杀了三个熟睡的日本特务，随即撤退，没留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天王志胜照常上班，看到三个被杀的特务只死了两个，另一个尚在那里呻吟。王志胜为“救”这个家伙还立了一大“功”。敌人不仅没怀疑他，对他反而更加信任了。10月，王志胜和洪振海为搞敌人的枪支，支援山里抗日武装，经周密计划，在铁路工人配合下，运用已练就的扒车本领扒上火车，搞到两挺机枪、12支步枪和两箱子弹，并及时运到八路军苏鲁支队。11月，他们遵照上级“迅速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秘密建立了枣庄铁道队，王志胜任副大队长。他辞去洋行搬运工头的差使，积极协助洪振海在敌人驻有重兵的枣庄矿区搜集情报，开炭场，烧焦池，筹措活动资金，购置枪支弹药，发展铁道队员，使这支小型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心脏”里扎根成长。
1940年2月，八路军苏鲁支队正式批准枣庄铁道队改称鲁南铁道队，王志胜被正式委任为副队长。他与队长洪振海和政委杜季伟配合默契，齐心协力，在敌人眼皮底下积极发展力量，严格治理和整顿这支新生的小型人民抗日武装。在政委的教育下，他努力工作，团结同志，以身作则，严守组织纪律，并对队员们严格要求，积极改造和克服某些队员的不良习气，使这支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建队不久，王志胜由政委杜季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鲁南铁道队中除杜季伟外最早发展的共产党员，同年7月，活动在枣庄、临城南北的三支铁道队奉命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王志胜升任副大队长。
1942年6月，鲁南铁道大队奉命和微山湖大队及运河支队某部协同作战，攻打由伪军阎成田部占领的微山岛。王志胜率小分队趁夜攻进敌指挥所，击毙其指挥官，敌兵失去指挥，乱作一团。3支部队接连出击，毙伤伪军100余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战利品。10月的一天晚上，王志胜等人化装成日伪军小分队，袭击临城火车站，击毙日特头目高岗等人，缴获枪支弹药一大宗，他们临撤出时，巧施计谋，离间日伪关系，使阎成田部彻底覆灭。
1942年4月，日伪军3000余人包围了鲁南铁道大队驻地微山岛，王志胜率队化装突出重围，撤到山里整训。王志胜虽没文化，但在整训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自己的军政素质，为重返鲁南铁路沿线，迎接新的战斗打下了基础。铁道大队出山后，王志胜和其他大队领导一起，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瓦解伪军，建立情报站、情报网，打击伪顽中的“坏中坏”，很快打开了微山湖东岸和津浦铁路沿线的局面。
1942年秋，铁道大队编为鲁南独立支队二大队，1944年秋又恢复了鲁南铁道大队的番号，王志胜一直任副大队长。洪振海大队长牺牲后，大队长一职又由他的部下刘金山担任，他积极协助工作。王志胜1946年3月任鲁南铁路局工会主任，同年10月任枣庄市民主政府武装部长，淮海战役前夕任陶庄煤矿办公室主任。他参加了接收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工作，任务完成后留枣庄煤矿任办公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志胜曾先后任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二、三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他1967年5月当选为枣庄市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1980年6月当选为枣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3月离职休养，1987年4月因病逝世，享年76岁。王志胜在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打票车、截货车、扒铁路、断通讯、炸桥梁、奇袭敌兵营等闻名于世的特殊战斗中，不仅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他机智勇敢，善于捕捉战机，屡建奇功。他1942年8月被鲁南军区评为一等战斗英雄，1943年荣获战斗模范光荣称号，并多次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他曾三次负重伤，是二等甲级残废。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转变观念，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乐于奉献。
有时为了搞到情报，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到日军据点里出苦力。日军在枣庄开设的正泰洋行是一个特务机构，为摸清其内部活动情况，洪振海决定派王志胜打入正泰洋行内部潜伏。王志胜善于交往，遇事大胆果断，沉着冷静。他以搬运工身份打进正泰洋行，很快便查清了正泰洋行概况及其特务活动情况，并及时将情报给洪振海，洪振海再设法送往抱犊崮山区根据地。
随后，枣庄抗日情报站又发展了数名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他们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及部分伪军。敌人一有风吹草动，抱犊崮山区根据地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不仅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有时还能在半路伏击扫荡的日伪军。抱犊崮山区根据地部队变得“耳聪目明”，抗日形势有所好转。
在鲁南地区的多支抗日情报站中，枣庄抗日情报站抗日事迹流传最为广泛，为扭转战局所做的贡献也最大，所以一直被认为是铁道游击队的源头。
第三节 情报站的主要抗日活动
一 出色的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是情报站最紧要、最核心的工作任务。要做好情报工作，首先要选择可能会得到最准确情报的地方，临城的抗日情报站选择了临城火车站，枣庄抗日情报站选择了日军在枣庄的特务机构——正泰洋行。历史证明，这两个情报站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临城火车站是津浦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日伪军人来货往、情报传输的必经之地。正泰洋行是日军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是日军货物、情报集散地，等于是驻枣庄日军的大脑中枢。其次要选择最靠谱的情报员。枣庄抗日情报站选派王志胜打入洋行，王志胜为人憨厚，善于交际，遇事大胆果断，沉着冷静，往往能化险为夷，素有“福将”之称，是个天生的特工。他的家就在正泰洋行附近的陈庄，而且有亲戚在正泰洋行做搬运工，所以他以搬运工身份打进洋行，合情合理又有利工作。情报站发展的情报员的身份是多样的，只要是对开展情报工作有利的都可以发展为情报员或外围人员，比如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为了隐蔽的需要，还有一些是可能有情报来源的或者是可以方便送出情报的家属、小孩，甚至还有伪军被发展为情报员。当然，伪军身份的情报员更多的是情报站选派人员打入伪军内部潜伏的。这些人为情报站情报工作的顺利完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38年11月3日，枣庄抗日情报站侦知驻枣庄的日伪军大部分被派出城扫荡，只留部分伪军守城。他们随即将这一情报送给在枣庄南部活动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四团三营营长刘景镇。刘景镇当即率领三营夜袭枣庄，激战两小时，毙伤留守的日伪军10余人，俘虏13人，痛击了留驻日伪军。外出扫荡的日伪军回来后发现老窝被端，恼羞成怒，立即调集大队人马进犯三营驻地，三营九连在蔡庄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激战3小时，毙敌数名，迫其撤回。为避免再遭报复，刘景镇率三营转移至抱犊崮山区根据地休整。
此前，枣庄抗日情报站的情报是经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四团三营递送到山区根据地的。三营转移至抱犊崮山区根据地休整后，枣庄抗日情报站便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情报传送的路径断了，搜集来的情报无法送出，也得不到上级的指示，情报工作暂时陷入了停顿。直到半年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才派交通员刘景松到枣庄与枣庄抗日情报站取得联系，安排情报站将搜集到的情报送到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交给刘景松，再由他设法送往抱犊崮山区根据地。
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重新建立联系后，枣庄抗日情报站的工作又步入了正轨。他们千方百计搜集日伪军部署、出动的情报，送往山里。这样，枣庄的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抱犊崮山区根据地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使日军的扫荡数次扑空，甚至有时还能在半路伏击外出扫荡的日伪军。
出色的情报工作不仅使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部队在反扫荡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为截日军火车，夺日军物资，提供了准确信息。情报站工作在敌人势力最大的地方，要搜集的是敌人最核心的机密，工作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情报站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工作，让我们不禁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点赞，为他们骄傲。
二 打洋行、劫物资，武装抗日的开始
情报站在搜集日伪军情报的同时，破袭铁路、从日军的火车上截取物资也是重要工作。他们破袭铁路的目的是打乱日军计划部署，延迟日军的进攻，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坚持抗日的信心。他们劫货车、搞物资一是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坚持抗日；二是为了救济不愿受日伪军奴役的工友，接济受到围困的山区根据地，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击敌人。
1939年5月初，临城抗日情报站得到日军的昭和制铁所急需煤炭炼钢，以制造武器，并已确定由军用1520号专用机车运送的情报后，就联络其他铁道队，于18日在临城北拆掉铁轨12节，致使日本军用煤车15节车厢全部倾覆。他们发动附近村民将车上的煤炭全部运走，并炸毁火车车头和附近桥梁，焚烧了车厢。日军计划周密、守备森严，自认为万无一失的绝密运煤行动被阻止了。这件事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绝对远远超出了所截获的物资，大大鼓舞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枣庄抗日情报站派王志胜潜伏在洋行，使情报信息灵活准确。碰到合适的货物，比如煤炭、粮食及日用百货等很容易出手的东西，即使卖不掉也能自用，解决生活困难，王志胜就设法告诉洪振海，然后组织情报站人员截取。他们搞车截取物资卖掉后弄到的钱，60%平均分给参加人员，40%积攒起来留作活动经费及补贴家庭生活困难的情报员，等于是给自己留下后路，大大调动了游击队员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
1939年下半年，枣庄的日伪军在频繁外出扫荡的同时，加紧镇压城内人们的反抗，枣庄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当洪振海他们得知洋行的三个掌柜都是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时，就决定打洋行，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随后，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缜密侦查了洋行周边环境。认为洋行与火车站的站台近在咫尺，站台上驻着日军，并且有流动岗哨，应想好脱身之策，并决定耐心等待时机。
1939年8月，王志胜见洋行警戒略有放松，便建议趁机铲除这个特务机构。洪振海、王志胜等三人趁夜摸进洋行，将三名掌柜毙二伤一。第二天，王志胜照常去洋行上班，见三掌柜金山正躺在血泊中呼救，便打电话叫来医生。王志胜不仅未被日军怀疑，反因对金山有“救命之恩”而被升为班头。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装运物资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就悄悄地在装武器的车厢上做了记号并马上报告洪振海。经过商量，洪振海决定把这批武器截下来。随即，他们进行了周密部署，做了充分准备，并做了详细的任务分工。晚上9点左右，火车刚开出枣庄站，洪振海和情报员曹德全便跃上火车，将包扎好的两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早就埋伏在那里的王志胜等人马上将武器弹药运往蔡庄隐藏，并通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派人取走。
情报站在出色完成“主业”的前提下，“副业”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频受打击的日伪军竭尽全力清剿游击队，使得他们开展工作的环境更加恶劣，也迫使他们拿起武器，拉起武装，将抗日救亡进行到底。
[1]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2]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3] 樊文娥、金怡顺、盛清才编：《中共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4]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峥嵘岁月》，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5]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6] 开始是指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的山东广大地区。后来，因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把这个大鲁南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域。这里所说的鲁南，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它北倚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纵横两条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7] 郭子化（1896—1975），名帮清，字子化，江苏省邳县郭宋庄人。时任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
[8] 苑继平主编：《枣庄战事》，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9]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35页。
[10]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11] 张光中（1901—1984），又名张心亭、张耀华，是鲁南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总队长、保安直辖四团及二旅十九团团长、苏鲁支队支队长、鲁南军区司令、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徐州警备区司令等职务。
[12] 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3]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14]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5]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6]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17] 张里元（1890—1975），山东定陶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曾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军法官。1936年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保安司令。1940年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游击纵队司令。1944年任国民党鲁南军区司令官兼36师少将师长。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部中将高参。
[18] 苑继平主编：《枣庄战事》，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9]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鲁支队》，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 陶洪瀛（1906—1942），枣庄市薛城区南石乡大吕巷村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任中共峄县县委书记。1936年至1938年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员。
[21] 孙茂生（1904—1982），山东省鱼台县人。1923年5月，曾参加号称“民国第一案”的临城劫车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临城铁道队队长、铁道大队中队长、鲁南军区特务团二营副营长、十纵二十八师侦察营某连连长等职。
[22] 华绍宽，又名华广泽，1900年出生于山东峄县西托前村。1938年3月，参加临城抗日情报站。
[23]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24]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25]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26] 中兴公司所办职工医院。
[27]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