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本章首先阐述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研究问题。然后明晰了本书研究的基本概念，之后介绍了研究内容、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并就研究创新之处进行了概要说明。最后，对全章的内容进行简要总结。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现实背景

（一）质量日益成为维系企业发展的战略武器

世界著名质量管理大师朱兰（J.M.Juran，1994）博士在美国质量管理学年会上曾预言：20世纪将以“生产率的世纪”载入史册；21世纪将是“质量的世纪”，质量必将成为21世纪的主题（于建成，2005）。进入21世纪，竞争空前激烈，要求企业寻求适应性竞争方式，以保证组织的持续发展。在此情势下，质量日益成为维系组织生存与竞争必不可少的战略武器（Ahire et al.，1996；Nair，2006），企业透过提供满足顾客需要与期望的高质量产品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Crosby，1989；Deming，1993；Feigenbaum，1991；Shetty，1993；Juran，1995；Kuei and Madu，1995）。正如Domingo（1997）所言：“全球竞争力始于质量竞争力又终于质量竞争力，在努力寻求人力资本、技术与成本竞争力之前，首要获得质量竞争力。”美国现代质量管理协会主席哈林顿（Harrington，1991）也指出：“现在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是一场使用枪炮的战争，而是一场商业战争，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产品质量。”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质量管理作为一种战略性举措，融入公司日常运营中，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Porter and Kramer，2006）。

转型情境下，特别是当前道德与信任危机背景下，对我国企业而言，质量更具深远的战略意义。正如刘源张院士（2012）指出的：“中国目前的管理问题有很多，资金的、物流的、央企增值盈利的、中小企业生存的、市场秩序的，不胜枚举，但是关系到群众利益和国家声誉的莫过于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而恰恰在这件事上仍任重道远。”此外，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以海尔、华为等为代表的本土企业正逐步迈向国际舞台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跨国企业涌入中国市场。双重竞争压力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严重的适应问题（Boisot and Ehild，1996；Peng and Heath，1996），唯有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和青睐（Hoskisson et al.，2000；徐建平，2009）。总体来说，产品质量成为企业提升短期竞争力和长期生存所必需的战略要素（Luscher and Lewis，2008）。

（二）质量管理实践如火如荼兴起

鉴于质量重要性及其地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探索如何保障并提升产品质量，以响应客户日渐严苛的要求（Mellahi and Eyuboglu，2001）。相应的，各种质量管理实践如火如荼兴起，如早期以质量小组（QC，群众性合理化建议）为代表，到全面质量管理（TQM）盛行，进而演进到当下的卓越绩效模式兴起等。特别地，当前我国质量强国（省、市）战略的实施，极大地触发了以波多里奇质量奖（MBNQA）为代表的质量管理实践的实施与导入。截至2012年5月，除江西、贵州、云南、青海、西藏与新疆外[1]，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导入省政府（市长）质量奖。以浙江省为例，11个地市均导入市长质量奖。全国历年获奖的企业总数见图1－1[2]，数据表明，我国以卓越绩效模式为代表的质量管理实践正蓬勃兴起与快速扩散。

另外，从导入程度而言，现实中的企业质量管理实践已然不是偶发性的点缀于公司运营中，而是逐渐渗透到企业的市场定位、日常经营、绩效考核等目标行动中，并与企业的文化、战略和产品制造相结合。这也契合理论工作者倡导的质量管理实践如欲取得更大进展，从外部视角而言，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质量强省、质量兴市战略，以获取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及其相应资源的支持（Heiser，1999；熊伟，2011）。

（三）开放竞争情势下，创新是驱动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石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狄更斯），更是创新驱动的时代。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永葆基业长青的显性路径。跨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不断推进，竞争日益激烈，顾客需求复杂多变，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知识经济的崛起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创新日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Kumpe and Bolwijn，1994；Quinn，2000；Becheikh et al.，2006）。战略管理文献也指出，在复杂和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创新是企业克服路径依赖性、创立价值、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Madhavan and Grover，1998；Subramaniam and Youndt，2005）。为了应对动荡变化的环境和市场，公司必须创新产品、服务和流程，以在激烈竞争中获取核心优势（Montes et al.，2004）。

对于尚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国企业而言，大部分企业缺乏持续创新能力，较发达国家企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陈小洪，2009），陷入产品附加值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自主知识产权少的窘境（刘睿泳，2011），相较“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此情势表明亟待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构建多元化创新模式和路径以获取核心竞争优势，为响应动态变化的客户需求，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提高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其突破产业升级“瓶颈”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全球化竞争背景下，质量日益成为组织寻求竞争优势的根基，并且对质量重要性的认知已超越西方地理边界的樊篱（Mellahi and Eyuboglu，2001），获得我国政府与企业一致性认同。随之的质量强国（省、市）战略的兴起即是对此的响应，也为诸多质量管理实践导入提供了新契机。与此同时，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创新日益成为企业生存和成功的通用赢家准则（winning order criteria）。由此，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是：传统以标准化为表征的质量管理实践会阻碍创新吗？业界的关切亟待从理论与实证上得到澄清。

二　理论背景

（一）质量管理实践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模糊不清

目前，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的影响仍模糊不清，尚存在较大的分歧。Kanji（1996）、Prajogo和Sohal（2001）、Abrunhosa和Moura（2008）、刘睿泳（2010）与Kim等（2012）认为，公司导入质量管理实践将形成有利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促进知识共享与组织变革，成为推动组织创新的驱动力量和运营平台（Liu and Kleiner，2001），并从有形、无形和战略三个层面对创新进行支持（Perdomo－Ortiza et al.，2006），因为其体现的原则与创新相一致（Dean and Evans，1994；Roffe，1999；Tang，1998；Costa and Lorente，2008）。该观点也获得Feng等（2006）、Hoang等（2006）、Santos－Vijandea等（2007）、Prajogo和Hong（2008）、李全喜、孙磐石和金凤花（2011）等的实证研究支持。

相反，Atuahen和Gima（1996）、Wind和Mahajan（1997）、Slater和Narver（1998）等认为，质量管理实践强调标准与规制，易于形成惯例，使组织陷入黏性与能力陷阱，形成核心刚性与路径依赖，引致组织陷入非本地发明的窘境（Not Invented Here，NIH），难以开发、形成新的做事风格，从而抑制组织的创新（Leavengood，2011）。但从现有研究看，“抑制观”更多的是逻辑演绎和理论推理，并未获得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持（Singh and Smith，2004；Moura et al.，2007），因而其理论可靠性颇受质疑。上述异质性观点表明，亟须从理论与实证上对两者关系进行澄清，以廓清理论分歧，释疑实践者的困惑。

（二）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缺乏科学认识

通过对国内外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和研习发现，尽管学者已关注到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的影响，如Slater和Narver（1998）、Perdomo－Ortiza 等（2006）、李钊、苏秦和宋永涛（2008）与Kim等（2012）。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质量管理实践如何作用创新的过程机理至今仍是谜团（Prajogo and Sohal，2001），尤其缺乏基于可靠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经验支持。虽然Santos－Vijandea等（2007）与Perdomo－Ortiza等（2009）探索性地提出创新性、创新能力作为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影响的中介变量，但他们的研究更多地从应然视角，并未深入揭示出影响的过程机制，缺失对中介理论基础的深层次挖掘与诠释。Nowak（1997）认为，在对过程机制进行探析时不仅要关注质量管理实践诸行为要素的表象，更需从微观视角深入发掘创新过程背后的实然潜变量，剖析并解构其在质量管理实践影响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关键桥接效应，以从本源上揭示其影响的过程机制（Ahanotu，1998），从而破解制约该领域理论纵深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推动研究的实质性进展。

（三）认知理论渗透下，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深化认识

认知是人们了解外界事物的活动，如知识的获得、组织和应用过程。认知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注意、知觉、思维及记忆的认知过程，即知识的获得、使用或处理的经过；其二是个体在头脑中的知识结构，通常谓之认知结构，即知识如何储存，储存什么内容等（Anderson，1995；王黎萤，2009；施良方，2001）。而心智模型是个体对目标、过程信息与工作成分等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其本质是一种内隐的认知结构或认知加工能力，可以通过知识结构、态度和信念等认知特性得以捕捉和测量。在众多的认知概念中，心智模式由于能够深层次解释个体的行为本质而备受关注（Wickens，1984；Rouse and Morris，1986；Weick and Roberts，1993）。特别地，随着创新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研究都将眼光投向行动主体创新的内隐心智模式上（Shamir，House and Arthur，1996；齐义山，2010）。

认知心理学认为，创新绩效是组织内外多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内因是决定要素，即认知因素是影响创造力最核心的因素之一（Amabile，1988；Edlund，1996；罗瑾琏，王亚斌和钟竞，2010），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员及组织对创新的观察、理解与实施。德鲁克（Drucker，1985）也认为，一个组织创新的成功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组织看待创新的视角，即组织创新的“心智”系统。从实践上看，质量管理实践成功导入并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本质也源于员工心智模式的转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心智模式是提高组织创新绩效的关键（Senge，1999）。据此，对上述过程机制的探索，一种有价值途径是从认知视角切入，以心智模式为中介，探析质量管理实践对员工创新认知（心智模式）的影响（Kleinetal，2005），继而发掘创新心智模式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以从微观视角对其影响的路径与过程机制进行探索性解构，实现从行为表象的分析逐步转向对认知机理的深入挖掘。

三　问题提出

如上所述，创新是企业基业长青的灵魂，在以卓越绩效模式为代表的质量管理实践盛行的当下，此两种异质性管理实践是否存在冲突，即质量管理实践是有利促进或抑制创新绩效？其影响的机制如何？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结论仍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结论与不对称的格局难以实现学术意义上的收敛和统一，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渐成为一系列“堆积的碎片”（Lakhal，Pasin and Mohamed，2006），至今仍然无法为我们提供一幅清晰的理论图景，也不能为实践提供合意的对策与建议。由此，厘清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揭示其影响的过程机理，形成逻辑一贯的有效解释就显得尤为迫切。

此外，依据组织情境理论，情境是组织理论概化的重要约束性条件（Majchrzak，Jarvenpaa and Hollingshead，2007；邓今朝，2011）。组织研究中的整体范式（holism）及其思想告诉我们，在考察质量管理实践影响机制时，情境性因素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要求对企业所处的关键情境条件进行完整分析，追溯研究问题的情境效应，以保证研究结论的效度和解释力。因为环境和组织条件不同，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能出现变异（Prajogo and Sohal，2001；Santos－Vijande et al.，2007）。因而只粗略考察两个变量的直接关系，仅能得出参考性结论，为更深入与严谨地解析质量管理实践影响创新绩效的机理，必须基于权变视角识别影响两者相关的情境因素（Perdomo－Ortiza et al.，2009），厘清其作用的边界条件。

在我国质量强国（省、市）战略实施背景下，以卓越绩效模式为代表的质量管理实践的蓬勃兴起，为全景式观察具体实践实施细节、过程与成效提供了独特场景和丰富素材，也为选取恰当的理论研究视角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启示。对深化考察质量管理实践影响创新的过程机理及其中国情境效应，发展与之适应的本土化理论，补充和完善既有理论的不足，廓清当前学者研究的分歧，搭建中西方研究对话平台，提供了可靠的经验素材和研究机遇。

因此，本书针对上述问题与背景，在传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质量管理实践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展开研究，借鉴并融合质量管理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创新理论与情境理论等，依照“输入—加工—输出”研究范式，沿着“实践—认知—绩效”的分析逻辑，建立“质量管理实践—创新心智模式—创新绩效”的理论框架，综合应用实地访谈、扎根研究与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逐层地探究以下四个逻辑紧密相关的子问题。

子问题1：中国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何影响？

鉴于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仍存分歧，并且这种分歧性结论易于引致实践者的迷惑，因而厘定两者的关系成为该领域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Prajogo and Sohal，2001；Santos and Alvarez，2007）。特别地，囿于文化传统、社会观念、经济体制、制度环境和发展水平等与西方差异明显，中国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有何影响值得深入发掘。[3]由此，在辨析质量管理实践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基础上，本书将对其构思进行回顾与重构，探索识别中国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的结构表征，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检验构思与维度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对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检视并廓清学界的争议，并做出理论性诠释。

子问题2：创新心智模式构念意涵及维度如何表征？

作为诠释影响创新绩效的关键桥接（中介）变量，本书主要探索创新心智模式构念特征及其量表的开发，即它的关键结构特征是什么，是单一维度还是多维度？已有研究虽已勾勒了心智模式的内涵及其结构要素，但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心智模式的内涵界定及其维度表征。正如有学者（Salas and Milanovich，1999；Marsh and Zaccaro，2000）指出的，如果缺失明确所指，空泛谈论心智模式意义并不凸显，必须转向探讨组织内部特定心智模式的研究。由此，笔者将应用扎根研究的方法，沿着构思开发的理路，从原始资料和数据中归纳出核心构思。研究以导入质量管理实践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展开深度访谈获取充分的现场数据信息，应用扎根分析方法抽取创新心智模式的关键特征，以之为基础，开发创新心智模式的量表，并进一步检验测量工具可靠性与有效性，以框定其结构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子问题3：质量管理实践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至今仍然未被深入探究和廓清，而成为一个所谓的“黑箱”问题（Perdomo－Ortiza et al.，2009），从而难以从过程的视角提供清晰的说明，造成投入（input）和结果之间关联的模糊性。我们需要从微观视角对其影响路径与过程做出更精细研究（Nowak，1997；Molina et al.，2007）。

质量大师戴明（Deming，1989）曾经倡导：必须从心理与行为视角才能深度解构质量管理实践。依循此分析思路和要求，并且响应Kramer（2010）的建议：“在组织与环境双重约束下，研究者只有基于更微观的层面，从心理认知视角探寻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的影响才是研究的突围之道。”据此，本书将以创新心智模式为分析切入点，运用结构方程等经典统计分析方法，系统性、定量地分析“质量管理实践—创新心智模式—创新绩效”的路径关系，重点探索质量管理实践各维度如何通过创新心智模式的中介传导而对创新绩效产生作用，力图达到从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阐明质量管理实践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机制。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认知视角的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可避免Parker（2005）的批评，即“质量管理实践的研究，不过是一堆寻找数据支持堆砌而成的思维游戏，缺失深层次作用机理的探寻”。

子问题4：不同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影响有何变异性表现？

质量管理实践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强调对外部环境及情境因素的依赖性（Sitkin et al.，1994；Sousa and Voss，2001）。然而，既有的相关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研究的知识积累中，虽发现两者呈现为权变关系（Perdomo－Ortiza et al.，2009），但依然存在对关系认识的整体性割裂和因果模糊等问题（Santos－Vijande et al.，2007）。尚缺乏一个十分有效的研究手段来系统性地、有针对性地、全面地探索环境、质量管理实践和创新之间复杂关系（Prajogo and Sohal，2001）。一种有效的研究思路是引入情境调节变量，细致探究情境因素对质量管理实践作用创新绩效的方向或强度产生的差异化影响（Raisch et al.，2008），从而整体性框定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使研究更加贴近企业实践，提高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此外，由于质量管理实践既受组织战略制约，又受外部环境影响，孤立考察某一情境因素难以全面发掘其中的权变作用机理。因此，本书将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及实践跟踪基础上，遵循Sousa和Voss（2001）等的建议采用多变量结合法，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特征两方面识别影响两者关系的关键情境因素，深入探索市场动态性和技术战略导向对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并通过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以图全面、准确地廓清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一　质量管理实践

20世纪80年代后期，质量管理实践（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QMP）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到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呈式微之势。在近30余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先后尝试界定过质量管理实践的内涵与可操作性定义。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学者们仍未就质量管理实践的构成要素达成共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细致研读发现，质量管理实践构念演变可划分为早期质量大师探索，概念提出与精练，单维向多维拓展三个阶段。

早期的质量管理大师费根鲍姆（Feigenbaum，1961）、戴明（Deming，1982）与朱兰（Juran，1980）等依循自身实践经验及管理理念的总结，初步勾勒出质量管理实践概念性框架及构成核心要素，包括高层领导支持、员工参与和流程管理等9个要素。Saraph等（1989）在大师们经验研究基础上将质量管理实践作为一个完整概念进行构建，指出，质量管理实践是组织为了改善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推行的各种管理措施和计划（李钊、苏秦和宋永涛，2008）。此后，学者大抵沿着Saraph等（1989）的研究思路，基于差异性视角对质量管理实践内涵及其构成要素进行精练（Anderson et al.，1995；Ahire，1996；Kaynak，2003）。

Flynn等（1995）最早将质量管理实践细分为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其中，基础实践涉及员工、顾客关系管理和高层领导承诺，而核心实践则涉及产品设计、过程管理与统计过程控制。从方法论的视角而言多维定义变量可提高研究的增量效度，更能深入解析变量间交互影响机理，单维定义只能对结果的概化能力和稳健性提供有限信息（Cooper，1998；熊伟、张群祥和奉小斌，2010）。Flynn等（1995）的构思分类框架受到后续研究者的肯定。此后，Rahman和Bulbck（2005）将质量管理实践划分为软要素与硬要素，Choo等（2007）将其框定为技术要素与社会要素等。本质上，他们的分类标准与Flynn等（1995）的构思框架并无实质性差异。

通过对上述质量管理实践构念演进分析可知，虽然学者们尚未对质量管理实践构成要素达成共识，但总体上从多维视角定义该变量却受到普遍的推崇。本书传承Flynn等（1995）的构思框架，从核心实践与基础实践两维界定质量管理实践的内涵，并基于中国文化情境与实践现状，辨识出基础实践由高层领导承诺、员工参与和顾客导向构成，而核心实践由持续改进、过程管理与供应商关系组成。

二　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的概念最早由Craik（1943）提出，他认为，人的心智将现实建构成“小型的模式”，并可用它对事件进行预测、归因，以及做出解释。此后，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等领域学者基于差异性视角对心智模式的定义和内涵进行拓展与修正，提出了不同的定义。Wickens（1984）认为，心智模式是一种“理论的结构”，用以解释采样、收集、计划等人类行为；Rouse和Morris（1986）提出心智模式是一种心理机制，人们利用此心理机制可以描述系统目标和形式，解释系统功能，预测系统的未来状态（齐义山，2010）；圣吉（Senge，1998）则将心智模式定义为根植于内心中，影响人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假设、成见、图像或印象（王黎萤，2009）。国内学者吕晓俊等（2002）认为，心智模式是一种知识结构，是主观感知的有关外界的意识结果，体现为结构化的知识和信念等。由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心智模式的内涵界定不同，本书在综合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心智模式是个体对环境、目标、行动与工作成分等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其本质是一种内隐的认知结构或认知加工能力，可用知识结构、态度和信念等认知特性给予刻画和测量。武欣和吴志明（2006）认为心智模式具有动态性，能够与他人的心智模式或认知过程相交互，从而为心智模式从个体水平提升到群体与组织水平提供了可能。

三　创新绩效

长期以来，创新绩效一直是管理学和应用经济学等领域关注的焦点议题（Leiponen，2000；吴晓冰，2009；Kim et al.，2012）。国内外学者对创新绩效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创新投入产出绩效、创新目标实现过程及其创新活动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等方面（Coombs，1996；Mumford，2000；Thomhill，2006；司江伟和徐小峰，2011）。而对创新绩效的测量，由于研究目标、样本特征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差异，学者们选取的测度指标也不尽相同。如Hull和Hage（1982）、Lunn（1987）、Rothaermel和Alexandre等（2009）注重申请的专利数；Rao和Drazin等（2002）强调新产品或服务开发的数量；Angona（1999）、Costa和Lorente等（2008）侧重研发费用支出与投入的工时；Voss等（1996）、Laursen和Salte（2006）与王立生等（2007）关注新产品占销售比与新产品的获利能力；Subramanian和Nilakanta（1996）、Hoang等（2006）等侧重产品的新颖程度与首个进入市场的新产品数；Prajogo和Sohal（2003）、Zhang和Bartol等（2010）关注创新的速度和频率。

由于创新的内涵丰富，创新的类型划分不一（Cooper，1998；Reed，2000）。为体现创新的多重属性要求和本质特征（Gopalakrishnan and Damanpour，1997；辛晴，2011），本书基于Carree和Lokshin（2004）、Costa和Lorente（2008）等的双核心分类方法，把创新界定为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Chiesa，Coughian and Voss，1996；程鹏，2009）。响应Wan等（2005）、Santos和Alvarez（2007）等的多维测量绩效的建议，从新产品开发的数量、新产品开发的速度、新产品的新颖程度与市场表现四个层面测度产品创新绩效，并从新工艺导入、新设备实施导入、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四个维度综合测量过程创新绩效，以凸显创新的实然内涵（Johannessen et al.，2001；Feng et al.，2006）。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一　内容安排

本书从拟解决的问题入手，相应安排了章节内容。全书共分为七个章节，具体安排如图1－2所示。

第一章　主要阐明研究实践与理论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全书的结构安排、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以及主要创新点等进行阐述。

第二章　对国内外质量管理实践、心智模式与创新等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地回顾与梳理，旨在通过对上述理论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及前沿动态整体性把握基础上，厘清本书与既有理论观点的传承与拓展关系，明晰本研究的切入点，进而为本书构建质量管理实践影响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　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基于国外分歧性研究结论，探明中国情境下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及其两者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比检视国外相关结论的异同，并做出理论性诠释，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第四章　研究以导入质量管理实践的15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以及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获取原始数据，经过三级编码抽取出创新心智模式的结构要素。以此为基础，开发出创新心智模式测度量表，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确保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第五章　通过文献研究，探讨质量管理实践如何通过影响创新心智模式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得到细化的研究概念模型，并针对模型提出相应假设。通过大样本数据采集与结构方程实证分析，对提出的假设逐一进行验证，并对统计研究的结果进行深度讨论分析，修正质量管理实践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机制模型。

第六章　在前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视域，深入探讨情境因素对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影响，引入市场动态性和技术战略导向作为调节变量，建立情境效应概念模型，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并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统计回归的方法，从实证角度对所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更全面地揭示不同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差异性影响。

第七章　对本书的重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阐述本书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有待改进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　技术路线

本书围绕“质量管理实践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问题，依循相关理论扎根分析和实践问题的观察反思，发展出本书的研究框架，在厘清国内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基于认知视角进一步发掘其影响的过程机制，并探寻不同情境下影响过程可能的变异性表现。最后，对全书研究结论进行概要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具体技术路线如图1－3所示。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　研究方法

本书拟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文献阅读与调查访问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提出问题→文献述评→主效应检验→核心构思开发→中介机理研究→情境效应探寻→推出结论”的研究进路，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研究。应用学校丰富的中外文数据库资源（如国内的CNKI等，国外的Springerlink、EBSCO、JSTOR、Elsevier以及ProQuest等）系统检索核心变量相关文献。通过对文献深度阅读和梳理，以对目前理论研究整体进展及前沿问题有较深入地把握，在此过程中，基本形成本书的构思和初步的研究框架，明晰研究的切入点。

（2）扎根研究。本书通过对15家典型企业的调查，应用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获取数据，透过三级编码技术探明创新心智模式的内涵及其结构表征，并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明确构思信度与效度（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3）问卷调查。在文献梳理与实践访谈基础上，科学设计调查问卷，大规模采样，获取质量管理实践、创新心智模式与创新绩效等变量测度数据，为后续统计分析做准备。

（4）数理统计分析。应用SPSS16.0、AMOS7.0软件，采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数理统计方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验证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是否成立。

二　资料来源

（一）学术文献

欲对某一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必须对其研究脉络与现状有清晰把握，一是有助于寻求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空间，二是可以避免重复性研究（窦军生，2008）。在研究正式开展前，笔者研习了大量相关质量管理实践、心智模式以及创新等文献资料，以对该领域研究有整体性认识。在对既有文献分析梳理后，本书尝试以心智模式为突破口探寻质量管理实践影响创新绩效的机理，构建研究的概念模型，力图在回应理论与实践关切的过程中实现研究的创新。

（二）实地访谈

企业是质量管理实践的主要实施者和推动者，对质量管理实践有系统性认知和真实的体验。诗云：“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因此，为全面发掘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的影响机理，必须深入企业实践，获取一手资料。而以卓越绩效模式（质量奖）为标志的质量管理实践的兴起也为实践访谈提供了难得机遇和丰富素材。在研究过程中，包括创新心智模式结构表征抽取与量表开发，问卷设计及调查，研究模型构建等都进行了实地访谈。

（三）样本调查

管理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并驾齐驱，并应用实证研究检验理论假设和逻辑（何铮和谭劲松，2006）。而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需要样本数据的支持，因而必须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文献梳理和实践访谈，笔者设计了质量管理实践（基于中国情境）、创新心智模式与创新绩效调查量表，结合专家反馈，多轮反复修正，确定最终的调查问卷，并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6月进行了大样本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所需要的足够样本数据，确保实证研究进行。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

本书围绕质量管理实践如何影响创新绩效这一基本问题，综合运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以创新心智模式为研究切入点，通过严密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形成本书的研究框架和基本观点，进而通过数理统计分析，检验理论观点的合意性与有效性，并对之进行修正与完善。细致而言，在传承既有相关理论基础上，本书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　检视并探明了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质量管理实践究竟对创新绩效有何影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难以有效指导实践，阻碍该领域研究纵深发展，亟待从理论与实证层面给予研究探明。本书在廓清质量管理实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文化情境，探索开发出质量管理实践多维测度量表。通过大样本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及其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书的研究结果不仅探明了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有益于澄清以Prajogo和Sohal（2004）、Perdomo－Ortiza等（2006）与Moura 等（2007）、Singh和Smith等（2004）为代表的研究争议，对本土质量管理实践研究也做了补充和完善，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识别并提炼了创新心智模型的结构表征

发掘创新心智模式的内涵及其结构表征是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书通过多种访谈方法收集了大量的现场一手资料，借助扎根分析技术对数据进行三级编码处理，抽取出创新心智模式三个关键特征，即风险认知、自主行动与共存包容，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基础上，遵循量表开发的科学原则与一般步骤，最终形成了包括14个类目的创新心智模式测量工具。相关指标检验结果表明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为创新心智模式量化研究提供进一步支持。扎根于多个实践原型基础上提炼的创新心智模式结构表征及其测量工具的开发，不仅是对一般心智模式研究的传承，更进一步拓展了已有相关心智模式的概念内涵，提供了理解企业创新本源过程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探索质量管理实践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机理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

三　发掘并厘清了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本书在借鉴并融合质量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以创新心智模式为切入点，基于认知视角深入发掘质量管理实践作用创新绩效的过程机理。大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是以创新心智模式为中介来实现。本书的研究搭建了理解质量管理实践影响创新绩效的微观深层次对话平台，初步实现了在过程机制的探寻中从行为表象的分析转向认知机理的构建，为全面透视质量管理实践作用创新绩效的过程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有助于将质量管理实践研究带进更广阔的微观认知领域。

四　拓展并深化了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情境考察

组织理论认为，管理问题的解决因情境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既往研究忽视了环境条件及组织内部关键因素的总结，无法完整回答“在何种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变异表现”这一基本问题（Prajogo and Sohal，2001；Perdomo－Ortiza et al.，2009）。为实现该领域的理论拓展，需要从多个情境视角综合检视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差异性影响，以厘定其作用界条件（Santos－Vijandea et al.，2007）。由此，在文献研习和实践调研基础上，本书引入市场动态性和技术战略导向作为情境变量，细致探究两者对质量管理实践作用创新绩效的调节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其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市场动态性对基础实践与产品创新绩效、核心实践与过程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技术战略导向对基础实践与产品和过程创新绩效、核心实践与过程创新绩效也具有调节影响。本书的研究深化了对质量管理实践作用情境的理解，并对其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机理做出了更全面的阐释，从而强化了相关知识的积累与整合构建。

第六节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从现实和理论两个视角阐述了本书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形成了“质量管理实践—创新心智模式—创新绩效”的整体构思框架，廓清了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明确了本书的篇章布局、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创新空间，为研究的多层次展开做了较为充分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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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贵州外，以上5省、自治区都有导入市长质量奖或县长质量奖。

[2]全国质量奖为该领域最高荣誉，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规定每年不超过10家企业获奖，资料来自中国质量协会网站（http：/ /www.caq.org.cn/html/nqa_ list/）。

[3]徐淑英和张志学（2005）认为，管理理论并不是普遍的知识，而是与情境有关，也就是与组织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这些情境相关。因而必须要扎根中国文化情境的研究才能发现、建构新理论（徐淑英，2011浙大主题演讲）。并且，Rungtusanatham等（2005）、Flynn等（2006）也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质量管理实践并非普适性的框架而是具有国家情境性，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经济与政治等情境因素会导致质量管理实践作用效果的差异。因此，探究中国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比检视国外相关结果尤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