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德终始”说

在我国古人看来，阴阳和五行都是事物以至世界产生的根源，或构成事物的材料。卦爻构成变化所蕴含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事物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五行之间的关系，则表现着事物内容更复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先贤的这些认识，都客观反映了他们当时对自然世界性质和规律的经验认识和直观猜测，有一定科学性。在古人认识总结阴阳、五行性质和规律的过程中，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万物都被看成天的产物；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天的自然性因素，如世界、事物产生的根源，构成的材料，运动的规律等。这些自然性因素，人们借助自己的日常生产生活经验就可以认识总结，如古代中医药学的产生发展。

阴阳说、五行说宗教化，核心工作，就在于将天视为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相信有天意，有人格，阴阳和五行运动及其规律都被看成天意的表现。这便潜在断定了上天有超越自然性的神性；对这种神性，人们不能依靠日常生产生活经验进行认识概括，只能依靠宗教信仰进行想象。借助宗教想象，相信上天具备超越自然万物、自然规律的神秘力量，即超自然力量，并用上天超自然的神性为上天拥有超自然力量提供“逻辑自洽”的说明，以求得对世界万物、自然灾害、人类社会、王朝更替等的深刻理解，进而建立起心安理得的心灵慰藉。结果，科学的自然之天被神化为宗教的主宰之天，自然性质和运动规律被幻想为只是天意的表现形式。在生产力水平不够高、人类认识改造自然能力不够强的古代，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理性认识和宗教信仰相混淆，科学和宗教纠缠不清。“五德终始”说就是其代表。

战国中后期的思想家邹衍（约前305-前240），“深观阴阳消息”，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提出“五德终始”说，并用“五德”相胜这一关系说明王朝的更替，建立起循环论的王朝史观，极大地推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宗教化历程。关于邹衍的情况，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记载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次）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193]

所谓“五德”相胜，指五行之间“克”（“胜”）的关系：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194]根据《吕氏春秋·应同》篇记载，邹衍认为，王朝更替的次序是：土（黄帝）→木（夏禹）→金（商汤）→火（周文王）→水（？）→土（？）。每一个王朝代表一“德”，一个王朝衰落后，必然被代表另一“德”的王朝所代替；在王朝更替时，自然界会出现某种符应，如“祥瑞”等。新王朝的君主见到符应，自觉地效法符应所显示的“德”的性质，就可以“奉天承运”，成为新的受命者。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将王朝的更替归结于天意，“五行”的循环运动只是天意表达的规律形式，虽然“其语闳大不经”，但在当时和秦汉之际影响很大。战国时一些有雄心的诸侯非常尊重、欢迎他，或者“侧行敝席”，或者“拥彗先驱”，甚至拜他为师[195]。秦朝尚黑色，汉朝尚黄色，都可说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运用。司马迁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旗皆上黑。”[196]汉朝以后，“五德终始”说依然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每一位开国之君，都要请人帮助推算当主何“德”，尚何色，作为自己“奉天承运”的根据。

总的看，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主张有一种神秘的时运或气数对朝代更替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时运或气数，既不是殷人的上帝，也不是周人有“德”性的天，而是一种表现天意的、呈现为一定规律性的神秘趋势，比周人的“天”增加了形式性和神秘性。它可以和“天命”观念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迷信的大本营”，也可以和进化论结合，成为有理性色彩的历史观。在中国古代，在进化论进入中国之前，出现的主要是前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