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终于完成了人类对于地球海陆分布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发现了美洲，因而震惊世界。但是，地理大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其丰富的关联性后果，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这是古代任何其他航海成就所无法比拟的。

所谓“地理大发现”，其最直接的成果当然是人类地理知识的跃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现代地理科学。而这个新的现代地理学，又对人类历史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包括文明论的问题。

地理学关注的对象是地球的表层，而地球的表层包含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自然系统，一个是人文系统。对应到地理学，就是所谓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15世纪开启的伟大航海探索，对于这两大系统，均有“大发现”。

在自然地理方面，以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为核心，逐渐获得了对于全球体系的认识。自然界原是一个大系统，生物、地质（土壤）、气候共同组成了人类的自然环境。其中生物学的进展，不仅在分类学的方法上启示了现代科学，其生物进化理论的影响，甚至逐渐超越了生物学本身，而影响到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

在人文地理方面，对于世界各地人类族群社会面貌的多样性的考察与总结，也归纳出一个大系统，综合人的体质、社会组织、经济形态等方面的特征，建立起了全人类的谱系。在人类的地理谱系中，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在许多地理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对各地人类社会水平（文明水平）的分类叙述。文明等级存在地理特征。

对于现代地理学来说，更关键的一点是将自然、人文这两大系统结合起来，形成了更大的人地系统。在这个与地球规模相对应的庞大的人地系统中，一条条客观规律被提出。于是，现代地理学的范式被正式建立了起来。被学界公认的现代地理学的鼻祖之一李特尔（Carl Ritter），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主张地理学和历史学结合，其代表作是《地学通论》，又名《地球科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

地理学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领先将自然与人文对接联系起来（这是西方人的“天人合一”），这种联系被认为是科学关系、自然规律。在科学上升的大时代，这一认识鼓舞了许多学者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欲望。环境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有机体理论等，都是人地关系研究领域的成果、假说，也都曾推动了文明论的建立。它们在论证文明等级的形成、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既有生物特征也有社会特征，这是人类学立身的基础。恩格斯一方面认为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但一方面又承认“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出身于动物学家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将动物学的方法移植到“人学”的研究中，注意到环境对于人的各方面的影响，撰写了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éographie）。“人类地理学”后来被修正为“人文地理学”，拉采尔本人遂被奉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鼻祖。而又因为拉采尔着重强调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影响，又被定性为“环境决定论”的始作俑者。在地理学领域，拉采尔可能是文明论这个问题上的焦点人物，他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一度是强权外交的依据。

就文明论的问题来看，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更准确一点说，是欧洲人自身文明的大发现。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发现大量落后的国族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萨义德（Edward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想象的地理和历史”（它们常常体现在殖民探险者讲述的故事和小说家们的作品中）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想象会通过把本土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夸张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欧洲人虽然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上历尽艰辛，但这些“发现”的成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人类世界的新的想象，令他们对自身鹤立鸡群的感觉是何等之好。反之，“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的方式”。殖民地的人民，在威武强大的欧洲船舰面前，确认了自己的野蛮与落后。于是，一部新的世界历史被掀开，一类新的民族国家关系被建立。

随着文明——野蛮（未开化）这一对概念的普遍运用，将世界整理为文明差异进而是文明等级的思想理论迅速发展。这个逐步形成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新型文明——野蛮理论，依托新的全球地理观，而将整个人文空间时间化、历史化。人类社会的空间多样性是固有的，而在进化理论（进步主义）中，将空间差异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即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总结的几大社会形态被理解为全人类必然履行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似乎没有真正的空间差异，而只有时间（进化）差异。文明理论是一种新的历史眼光。

虽然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意识，在古代中国、古代罗马都曾流行“华夷之辨”、“文野之辨”之类的观念。然而，此时的文明——野蛮分野与古典的文野之辨有着十分不同的内涵和结论。古典的文野之辨，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晏安”之外，基本别无所求，更恨不得以长城永久隔限其往来（中国和罗马帝国都修过长城）。而此时的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却要侵入、统治、剥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所有支那长城、征服这些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段中译版的个别词句翻译有误，已据马恩原文更正。）

殖民主义者、资产阶级创造的新世界，是一个全面的利益世界，地球上几乎没有什么角落可以游离在外。按照资产阶级的理想，在这个全球利益世界中，所有的人都要按照一个规则——文明的规则行动。文明使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民族越来越相似，从社会经济制度到穿着举止，无不仿效。非洲热带殖民地的人们居然也学着欧洲绅士的样子穿起包裹严实的高领装。德国人埃利亚斯在比较文明与文化的区别的时候，认为文明是使人们更加一致化的、更加高层的东西，文明就是要群体社会中的人们按照同一规则生活，就好像按照一个节拍跳舞一样。（而文化使一个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同，它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规则而是习惯。）

“帝国的巨大地理疆域，特别是英帝国的，与正在普遍化的文化语境已经结合在一起。当然，是权力使这种结合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还有展示和表现其他文化的可能。“而最主要的是统治他们的能力。这一切又产生了所谓对土著的‘职责’，在非洲或其他地方为了土著的利益或者为了祖国的‘声誉’而建立殖民地，这是文明人的使命措辞。”

“地理大发现”中还包含着全球经济资源的大发现，这些“天然”的资源被理解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原料，于是，人类文明的代表者就有权力、有责任、有能力，以文明的名义，对它们进行开发，无论它们在什么地方。美国的海权教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说：“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文明的大发现与资源的大发现相互结合，使一套新的全球行为准则被创造出来。对于自然资源，谁没有开发利用的“文明”水准，谁就要让出开发的权利。例如，在美洲，只要是没有被耕种的土地，就会在地图上被标为无主的荒地，殖民者就可以合法地占据，而无论这里有没有印第安人的部落。

在大自然面前，文明成为一种资格，文明程度越高，占有自然的资格就越强。当一个个人类群体被纳入文明等级的体系之后，他们拥有大自然的权利，便也出现了等级。于是世界就可以按照等级来重新分配了。与文明相对，野蛮成为对自然进行开发的障碍，包括政治上的障碍与文化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必须要被清除，这又是文明者的责任和权利。

文明的优越感是复杂的，它包含经济技术的先进性，也包含制度的现代性，在精神层面，还有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科学理性。所有这些令文明者产生了世界领导者的自我定位。文明，由于其物质与体制上的一些不可否认的先进性，因此在其对野蛮进行干预、改造时，便获得了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甚至也被野蛮（未开化）的一方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一基础上，一种政治无意识在两方同时产生。（近日，仍有华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