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如此长期而快速的增长，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经济增长从超高水平（10%以上）陡然降低到中高水平（7%～9%）。如图1-1所示，2008年成为我国经济继1998年之后的又一拐点，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分别只有7.8%和7.7%，因此，国民经济潜藏着巨大的下行风险。另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降到了7.4%。

图1-1 1978—201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不变价）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比如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与资源人口环境矛盾突出、虚拟经济泡沫严重等，以至于有不少专家认为，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考验，增长奇迹或将成为历史，中国经济或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因此，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延续高速增长的态势，是我国目前最为紧要的一道难题。

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最终取决于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度和人口增长率（Solow，1957；Denison，1967）；而在内生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资本投入不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同时还影响技术水平以及技术进步速度，两者构成了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性和长期性因素（刘渝琳、郭嘉志，2008）。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物质资本的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始终伴随着资本的快速扩张。据统计，与1979年相比，我国2013年的GDP增加了140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了512倍。2009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武如宪，2010）。换句话说，2009年我国经济中所生产出的92.3%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是由投资创造或完成的，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足见资本投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受其影响，当年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大幅下降且消费需求增长低迷，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刺激经济的唯一选择。2013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减弱，投资的经济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50.4%，比2012年提高3.3%，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因此，投资常被认为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首。其中不管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两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我国的国民经济。

在我国经济体制中，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政府投资是我国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到2008年以大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再到2012年的新一轮“地方版4万亿”，政府投资屡次成为中国经济危急时的首选政策，而且还屡试不爽，成功抵御了外界冲击，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以2010年为例，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政府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国民经济顺利回到正轨。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9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1.9%，第二季度增长10.3%，第三季度增长9.6%，第四季度增长9.8%。2011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收尾，“十二五”规划开局，固定资产投资被动续建和主动扩张的动力并存。为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与“十二五”前期投资项目衔接工作，政府投资近年仍然保持着较大的规模，并呈现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后继乏力以及民间投资经济效应日益凸显，社会对“国资让位于民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长远来看，民间投资势必将成为中国建设投资的主体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此，国务院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同年6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及将“切实向民营资本开放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为了贯彻落实“新36条”，同年7月26日，国务院又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方面的分工和任务。2012年5月25日，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积极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变发展方式”。在2013年11月9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资委又提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由此可见，国家推动民间投资的急切之情非同一般。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综上所述，我国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二策并举、并重，两者间是优势互补还是相互冲突?因此，厘清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本书将立足我国经济实际，力求解决以下问题：

（1）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范围界定、指标选取及其测度方法。这是全书研究的基石。

（2）在我国经济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从前到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两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何改变。

（3）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如何，这一关系在我国现实经济中如何表现。我国的政府投资到底是“挤进”还是“挤出”了民间投资，这一作用机制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政府级别间是否存在差异。这是本书的核心问题。

（4）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经济效应如何，该经济效应在短期内和长期中有何不同。对我国政府而言，每逢经济危机便大规模扩大政府投资的做法是否合适，民间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否更具长期性。这一结论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什么启示。

（5）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保持怎样的比例才是最优的，以这一最优比例为标准，我国当前东、中、西不同地区的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政府投资越位、民间投资缺位的现象。

上述问题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学者们观点各异，也由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政府投资政策的激烈争议和矛盾心理，导致了民间资本踟蹰不前。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

（1）理论意义。本书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最优控制理论等为基础，深入分析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填补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者关系的理论空白，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范畴，拓展了资本投资领域的研究视野，并引入了计量回归检验的一些前沿研究技术，对后续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2）现实意义。一方面，全书紧贴国情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些关于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有益结论，不仅有助于形成对先前投资决策的客观评价，而且为今后制定适宜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有益的理论与经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经济中逐渐暴露出的经济动力不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民间资本闲置及无处容身等问题，都赋予本研究以较高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