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与评论

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政府投资会刺激民间投资，即产生“挤进效应”；二是政府投资会抑制民间投资，即产生“挤出效应”；三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作用机制不确定，挤进或挤出因不同条件而变化；四是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不显著，或直接表现为相互独立。

1.2.1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进效应”

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来自Aschauer（1987），他基于Arrow&Kurz（1970）构建的生产性公共投资均衡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实了政府投资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率，从而引导民间投资的增加，即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进效应”；Aschauer（1989）又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证明上述结论成立：美国政府投资在总体上挤进了民间投资；Berndt&Hansson（1992）利用瑞典的年度数据发现，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增加公共资本会降低私人部门的成本，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公共资本的最优供给问题；Erenburg（1993）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虽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存在正反馈效应；Vijverberg等（1997）指出政府投资的先期扩张，往往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积累效应；Fisher&Turnovsky（1998）从理论上描述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扩张对政府投资有路径依赖。此外，Easterly&Rebelo（1993）以及Agenor等（2005）也分别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的数据和相应的实证方法得到了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正相关的结论。Eden&Maya（2014）以39个低收入国家为样本，考察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在这些国家里，政府投资每增加1美元，会挤进大约2美元的民间投资，并最终带来1.5美元的额外产出。

在国内，郭庆旺和赵志耘（1999）就中国的政府投资是否产生“挤进效应”进行了分析，通过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形式、资产的替代性和经济衰退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在利率受到管制的条件下，政府投资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反而有利于启动内需，拉动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产生“挤进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以1984—2000 年为数据样本期，利用似乎不相关回归法（SUR），对政府投资的系数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虽然政府投资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反而私人部门的收益率，即代表积极财政政策的政府投资支出扩张给民间投资带来了“挤进效应”，得出的结果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吴超林（2001）在对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进行严格细分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的制度原因，以及形成“挤进效应”的制度条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庄子银和邹薇（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和民间投资具有互补效应。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以我国1978—2003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我国财政总投资、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更新改造投资对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民间总投资、民间基本建设投资和民间更新改造投资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很强。吴洪鹏和刘璐（2007）运用VAR模型对中国存在的“挤出效应”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可能会导致民间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机制均不存在，政府投资的扩大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挤进效应”。魏友（2011）以浙江省为例，利用2008—2010年的月度经济统计数据，对金融危机后扩张的政府投资如何影响民间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相反，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间投资的增长。

1.2.2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扩张会使国内利率水平上升，对国内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制约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作用。凯恩斯理论认为，在短期内，政府投资会给私人投资带来部分“挤出效应”，这是由政府支出的需求效应决定的。Pradhan等（1990）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法对印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Bairam&Ward（1993）对25 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24 个国家的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有负面的影响。Evan等（1994）利用美国48 个州1970—1986 年间的数据进行评价，发现除教育投资对效率提高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外，其他项目的政府投资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甚至表现出负面的影响。Odedokun（1997）的统计结果则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造成部分“挤出效应”，大约是1美元的政府投资挤出了0.12 美元的私人投资。Nader&Migue（1997）利用1940—1991 年间墨西哥的投资数据研究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Ghali（1998）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投资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中均对私人投资有负向影响。Voss（2002）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利用美国、加拿大的数据分别构建了VAR模型，发现两个国家政府投资变动不但没有挤进私人投资，而且还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Selim Basar（2011）利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研究发现从1987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这一期间内，土耳其的政府支出对本国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在国内，庄龙涛（1999）认为，政府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对企业和个人产生了“挤出效应”。田杰棠（2002）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的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不严重的结论。贾松明（2002）认为，我国公共部门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不明显，当前民间投资不活跃的主要原因是另一种“挤出效应”，即对民间投资的歧视和限制，而改变这种情况的主要方法是改革。曹建海（2005）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对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私人投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廖楚晖和刘鹏（2005）通过建立总量的动态最优化模型，证明了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替代作用的存在性，进而研究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替代程度，通过计量模型对上述替代程度进行了具体度量。研究表明，我国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存在的替代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尽管替代率还不高。贾明琪和李贺男（2009）根据近些年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探讨了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这一重要问题，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1999—2008年，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大幅增强。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在继续实行“4万亿”投资计划的过程中并行不悖地配合使用其他各项措施，以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降低“挤出效应”。

1.2.3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双向性作用

Glomm&Ravikumar（1997）根据美国的年度数据估计出一个产出、私人资本、公共资本和劳动之间可以反馈的VARMA模型，该模型表明公共资本存量在短期内对产出和私人资本没有作用，但长期中会对私人资本存在较大的影响，这是来自公共资本的反馈效应。Sutherland（1997）从理论上阐述了当政府发行规模适度的财政债务，政府投资将产生乘数效应，而当政府进行过度的债务融资，政府投资将产生“挤出效应”，这一结论得到了Elder（1999）的支持。Elder（1999）在对德国等四国的比较分析中发现，当德国过度地发行债务而使其变得难以持续时，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Ahved&Stephen（2000）结合融资方式研究了政府的不同支出项目占GDP 的比重对投资占GDP 比重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将政府支出项目分解为国防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福利支出、经济事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出口与进口等项目，在债务与税收两种融资方式下，只有交通通信支出与进出口项目能够引进投资，而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支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会造成“挤出效应”。Apergis（2000）对希腊1948—1996年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发现1948—1980年间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为正向，而在1981—1996年间此关系却变为负向。Ahmed&Miller（2000）比较债务融资和税收融资这两种不同融资方式下政府投资的效应，发现税收融资下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更强的“挤出效应”。Rossiter（2002）利用结构化的协整检验法对政府投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在设备方面的支出挤出了民间投资，而投资在建筑物方面的支出却存在微弱的“挤进效应”。Xiaoming Xu&Yanyang Yan（2014）研究了中国政府投资是否挤进或挤出民间投资的问题。他们将政府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用于提供公共品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类是对盈利性的国有企事业投资）进行结构向量自回归得出，用于提供公共品和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显著地挤进了民间投资，而盈利性政府投资则显著地挤出了民间投资。

杨晓华（2006）利用协整检验法分析了我国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间的关系，证实了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对私人投资有“挤进效应”，而在长期中却有“挤出效应”，但这两种效应都比较弱。董秀良等（2006）在重新界定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法、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进效应”。陈浪南和杨子晖（2007）利用1980—2003的经济数据，以Aschauer等人的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政府支出和政府融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投资挤进了私人投资，社会文教费的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尹贻林和卢晶（2008）从理论上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各种效应进行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有关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中，我国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唯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挤进效应”；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则具有“挤出效应”。陈工和苑德宇（2009）通过理论推导构建了反映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之间关系的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1994—200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公共投资在总体上显著挤进了地方私人投资，其中生产性公共投资为挤进私人投资的主要成分，而社会性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则不显著。陈时兴（2012）运用IS-LM模型研究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与“挤进效应”的影响因素，并采用中国1980—2010年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收入、税收等数据，建立VAR模型分析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政府投资规模扩大对民间投资存在部分“挤进效应”，也存在部分“挤出效应”，但从总体上看，累积“挤出效应”并不存在。

1.2.4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表现为相互独立

Barth&Cordes（1980）、Munnell（1990）、Ramirez（1994）的研究得出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相互独立关系的结论。Levine&Renelt（1992）用跨地区回归方法研究政府消费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马拴友（2001）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增加政府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戴国晨（2003）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经济数据，对我国私人资本和预算内公共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公共资本能够提高私人资本的收益率，但是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也是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得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的结论。孙旭和罗季（2004）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并探讨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联性，发现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和反馈作用，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调控能力十分有限，即未表现出“挤进效应”，也未产生“挤出效应”。

1.2.5 文献评论

学术界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国外研究具有开创性，尤其是Aschauer（1987）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石；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文献也较少，且大部分是基于国外研究成果的假设验证或扩展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上述文献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主要原因有四个：

1．研究对象不同

有学者研究中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也有学者研究美国、德国、印度、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情况，虽然是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但由于各国国情不一，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外，就算是对同一国家的研究，时间维度选取不同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2．研究角度差异

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研究角度既有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上的考虑，也有社会投资结构上的推导；既有全面性的总览概括，也有区域性的针对分析；既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考量，也有公共资本积累性的测度；既有短期效应的评估，也有长效机制的探讨；既有宏观层面的分析，也有微观层面的考察。

3．研究方法多样

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可谓千差万别：有规范性的定性分析，也有实证性的定量分析；有文字的理论性阐述，也有模型的逻辑性推导；有国内外或地区间的比较分析，也有不同时期间的历史分析；有VAR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也有GMM面板模型分析；在利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估计时，对误差项的处理方法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等。

4．基础数据口径不一，即用以衡量变量的数据不同

这又分为三种情况：①一些学者从资本存量角度研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一些学者从资本流量的角度研究两者的关系，还有少量学者综合考虑了资本的存量和流量。②缺乏公认的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同学者对政府投资的定义各异，导致相同样本指标在不同文献中缺乏可比性。③各项研究的原始数据来源不同，而不同数据库对同一经济指标的统计口径又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最终结果的不一致。

此外，上述文献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研究并非完善，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

1．研究角度单一

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更多的是从总量规模上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作定量分析，很少从区域结构或行业结构进行分析；大多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角度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进行剖析，而其他研究角度相对较少；大多关注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短期静态影响，较少考虑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大多是宏观层面的分析，缺乏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微观机制研究。

2．脱离国情

不少学者热衷于所谓的“国内外比较研究”，这样的确能找出我们的不足，但脱离了我国处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国情，结果得出一些“不切实际”或“急功近利”的结论或建议，缺乏对我国经济现状的可行性分析；还有些学者喜欢借鉴国外的研究模型，殊不知这些模型的一些前提假设都是基于西方国情之上的，忽略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特殊性，导致这样的研究略显粗糙，当然结果也是不尽如人意。

3．计量分析不规范

在进行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时，一些细节上的失误会导致结果的失真。如选用的数量样本太少，会降低参数估计的精确度；时间序列分析时没有考虑数据的平稳性，容易造成“伪回归”，相应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会得出虚假的因果关系；控制变量的缺乏，会影响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直接将当年的流量数据引入模型，而没有利用相应的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变化的影响，会导致不同的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忽略变量的滞后影响，直接采用当年的数据，往往会得出扭曲的结论。

4．缺乏数据支撑

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侧重于纯理论的定性分析，缺乏翔实的数据作支撑，只是依靠一己的主观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也有部分学者进行少许的定量分析，却也只是对存在效应的判断，仅仅证明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或者是“挤进效应”，而没有探寻更深层次的原理，对“挤出效应”或“挤进效应”的传导机制和作用力度缺乏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