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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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毓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财新传媒》

爱新闻,也爱经济,学习优异,热心实践。凭借良好的新闻学和经济学基础,吴红毓然敏锐观察、小心求证,在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实习时发表《B股退路》《钢贸融资劫》《银行同业翻墙路径》等出色的财经报道,引起行业内强烈反响。

准备好了吗?

正在我书写此文的时候,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级地震,逾百人已遇难。各家媒体均已出动,前赴灾区。我也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是前往一线的一员,参与到新闻现场。我可以告诉编辑我是四川人,与当地人的沟通更有优势。但是,一名记者与一名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我想,应该在于专业。专业会告诉我,需要做哪些准备,需要报道些什么,去现场的记者那么多,我能够再做什么。因此,对于灾区甚至灾难的报道,我会更多问一句那个一腔热血的我:准备好了吗?

这样看起来的“退一步”但实际是尽可能全面地思考,强调专业性是北大新传学院以及我的实习单位所教会我的。当然,专业主义本身是如“客观”一样的乌托邦,但这未尝不能成为媒体人的意志与愿景。我们常常呼唤新闻自由,但若有了绝对的新闻自由,我们是否能够有足够的专业精神与能力去实现我们的报道?如果这个时代真的来临,中国的媒体人,是否又准备好了?

范敬宜前辈有句名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如今互联网时代,实则更需要范老前辈的这句话。记者往往沉溺于网络上的碎片报道和消息来源,却忘了实打实地去调查,去现场,去生活中实践、观察、报道。我实习的部门是金融组,以前我觉得金融报道很枯燥乏味,仅仅是巨大的数字而已,但当我参与报道《钢贸融资劫》时,在炎炎下午自己去百子湾钢贸市场,与光着上身打游戏的“狂野型”老板、警惕性十足的“大妈型”等形形色色钢贸商打交道时,与前台小伙子聊人生时,站在垃圾桶边接银行内部人士的电话以免被他们听见时,看到钢贸市场百无聊赖的真实情况时,突然觉得金融报道也可以有血有肉,而“枯燥的数字”背后是若干人的家庭与生活。

范老前辈还说过:“了解国情是年轻人的首要任务,这就需要放眼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有所了解才行。”“我经常对学生们说,年轻人不要只盯着眼皮底下0.5平方公里,应该放眼960万平方公里。”他指出的,是我最为关心的命题。在全球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如果记者脱离了基层,脱离了真正的受众,有意无意地迎合资本和权力的合谋者,是更为可怕的事情。比如,在“富士康案”报道中,一些媒体忽略了全球资本输出在当代中国制造出的血汗劳动的新形态这一背景,也忽略了作为工人被劳动所异化的血汗代价,一味以“理解富士康”作为基本立场;但有的媒体则难能可贵地将惨案直指富士康工厂本身,也讨论了中国代工厂的工业结构面临新生代农民工的挑战的宏观经济体制问题,可惜,这样的媒体太少了。

范老前辈的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也是以他在农村基层的深入观察调研,而写出的一篇政经类的评论报道。这篇报道之所以成为新闻史上的名篇,最重要的原因来自其精准的判断力,而判断力的背后,是说真话的勇气、对事实的掌握程度、一名记者自身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在这些方面,自己做得还不够,还需多学习、多倾听、多思考。

很感谢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委员会的各位老师能够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够再次深入领会前辈的思想,并得以回顾自己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6年新闻的心得,以及于财新《新世纪》周刊一年的实习经历。

我对记者的理解是,能够以报道事实真相来促进社会沟通。在全球化、商品化、城市化加速的时代,在中国的大转型时期,作为记者,实在是有幸身处其中。如何去理解及呈现世界万物的复杂性,是新闻的命题。我的导师徐泓老师说过,让我们用思想去拥抱新闻。我想再加上一句,让我们用技术去实现理想。这种技术,不仅仅是信息时代的各种新技术,还意味着持守的专业水准。媒介现象日趋复杂,希望自己能不忘初心,学会倾听、严谨表达,更专业、更专注 。

范敬宜前辈曾对清华的学生说:“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这种持守的信念,对于后辈们是莫大的激励。再过两三个月,我就毕业了,而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没有绝对的“准备好了”,但因此而生的种种经历及后果,我都愿意亲尝。

写于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