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説明

寧波自古就有浙東名城之稱，自北宋以來，文風大盛，湧現出了不少知名的文學家，譬如宋詞大家吴文英、元曲名家張可久、晚明文壇巨匠屠隆等，都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寧波詩歌的選輯，源自北宋明州‘慶曆五先生’之一王致編纂的《鄞江集》，此後元、明、清三代屢有著作問世，而這些著作中最爲重要、可稱之爲‘系列’的就是《甬上耆舊詩》、《續甬上耆舊詩》和《甬上宋元詩略》、《四明清詩略》四部著作。但長期以來，寧波並無一部彙編地方性詞學成就的著作，一直到乾嘉時期，才由袁鈞編訂《四明近體樂府》，它是甬上詞作彙編的開山之作，也是寧波文學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部著作。

袁鈞生於清乾隆十六年，字秉國，一字陶軒，號西廬。幼年時他曾寄送給在京的父親一首詩：‘遠思不能寐，默坐觀書笥。書中有所得，如父親指示。指示若眼前，關河隔數千。安能雙飛翼，飛飛到日邊。’正因這首詩，袁鈞引起了浙西學者鄭虎文的注意。十歲時，袁父卒，時已在新安任教的鄭氏即引袁鈞爲徒。袁鈞學成後，僅十九歲即爲諸生，可謂是少年得志，鄭虎文也成了袁鈞人生中的第一位‘伯樂’。而他的第二位‘伯樂’便是乾嘉名士阮元，袁鈞在結識阮元後，被選爲拔貢，依清之例，被徵召入阮元幕下，可惜關於此後袁鈞的活動，少有記載，一直到嘉慶元年，袁鈞才又見之於史料記載，他被舉爲孝廉方正，官授六品，主講於紹興稽山書院、寧波鯤池書院。十年後，袁鈞去世，終年五十五歲。

袁鈞的學術興趣有二，一是經學，特專於鄭學。在經學上，袁鈞以輯録先人聖訓爲長，他不滿於鄭玄的學説零散於各書之中，合成《鄭氏佚書》二十三種。二是鄉邦文獻。如前所述，袁鈞和同時代的盧鎬、蔣學鏞等人一樣，尤喜於四明文獻的輯校、參訂，這從他的研究方法上可見一斑。据《同治鄞縣志·袁鈞傳》记载，袁鈞每日出門，必定‘攜小囊，出有所得，即投囊中，夜則就燈下録之，數十年如一日’。每有所得，無論大小，但凡有所用，即積累之，故而數十年下來，這些囊中小物就成爲袁鈞編纂《四明書籍記》、《四明近體樂府》等文獻的素材，成就了袁鈞在四明一地的學術地位。

全書體例以年代繫詞，先附作者小傳，説明其生平，然後引用方志、前人文集、筆記小説、正史等材料，介紹其在甬事迹。後附詞作，一般徑録原文，有些字詞上的歧説，亦全録之，或有考證，保留了詞作文字上流傳産生的各類異文，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詞作的原貌。

在内容上，全書共有十四卷，另有附卷一卷。正文十四卷所録詞人朝代自唐至清約一百六十人，所收詞作達五百首之多，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其一在於收録了不少清代四明詞人的著作，保存了一些康乾時期地方人物的傳記資料。對於《四明近體樂府》，已有的研究認爲其所收賀知章、屠本畯等人詞過少，故而僅可稱爲詞選，但也要看到在袁鈞之前，宋、明詞的選輯僅有《詞綜》等著作，王昶等人的《明詞綜》的編纂大致和袁鈞同時，袁氏應不知，且王昶之書乃據朱彝尊稿本，是在朱稿的基礎上加以修訂而成，而袁氏乃日積月累親自編定，故實更難。而此書最爲精華的部分應是對同時代四明人士的詞的輯録。該書收録的四明詞人有周讓、徐懋昭、李雪崖、胡伊齋、俞醉六等人，他们的生平資料不多，且詞作因文集流傳不廣，也較少爲人所知，袁鈞在書中將他们的一些詞作了彙集，並立傳記，爲後世的研究留下了不少寶貴的材料。

其二在於詞話。袁鈞在正文開始前，對四明地區詞作的發展作了评述，其以賀知章爲啟，逐一評論唐至清四明詞的變遷歷史，頗有價值。譬如對於甬上詞風之開，袁鈞認爲濫觴於四明狂客賀知章。而到了五代時，袁以为‘南唐馮僕射《陽春録》最盛，自廣陵來居慈谿，吾鄉詞學漸開’，也就是説袁鈞將四明詞風實際的開創者歸功於馮延巳。在宋代，袁鈞收録了陳著等人的詞作，陳著乃宋代甬上名賢，然其詞作於‘各選未見’，袁鈞據手抄本將其收録。將之与《四庫全書》中所録陳著詞作和《彊村叢書》所録丁氏抄《宋明十六家詞》之《本堂詞》對照，三者頗可互參。由此種種，可見這段詞話，對於了解所引詞人在嘉慶時期詞作的版本流存和在四明地區的影響十分重要。

鉴於此書之學術價值，寧波市圖書館特影印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慈谿鄭喬遷藏密廬刻本《四明近體樂府》，以饗讀者。

寧波市圖書館

二〇一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