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阙复置记录：历史时机中南宋画院 应该复置却错过良机
另一项亟待调查处为南宋画院何时复置。在清厉鹗之前，史籍文献未尝提及南宋画院何时复置。厉鹗迄今，学界共见四种论点：
第一种论点是1129—1131年（建炎至绍兴初）应已建置画院雏形，绍兴定都临安后再继续拓建画院规模。[58]立论依据一是南渡后大量绘制的政治宣传及瑞应题材；二是《图绘宝鉴》记载画家李唐（ca.1070—1150）“建炎间太尉邵渊荐之，奉旨授成忠郎、画院待诏、赐金带，时年近八十”。
第二种论点为1141年金人北退之后。清永瑢（1744—1790）[59]、铃木敬（1965[60]、1981[61]）、弃病（1984）[62]、张珠玉（1989）[63]、班宗华（1995）[64]、陈传席（2001）[65]等学者推测，1141—1151年临安政权稳定期应即画院复置时间。
第三种据书、画两院性质类似，推测1146年御书院复置之际，南宋画院随之复置。立论依据是文献记载“（1148年）始绘配飨功臣像于景灵宫庭之两壁”[66]，由画师赴景灵宫绘制功臣图，推论南宋画院在1148年前已经成立。[67]
第四种据书、画两院相互消长关系，猜测1160年御书院罢废后，画院应当开始复置。
以上“建炎南渡（1129—1131年）”“金人北退（1141年后）”“御书院复置（1146年）”“御书院罢废（1160年）”四种论点之共同处在于，学界推论南宋画院复置时间的依据，均非直接取自南宋史料，而是比照南宋、金政治局势的稳定度，或秘书省、御书院、景灵宫等机构的复置、罢废时间，间接推测南宋画院的复置年代。
为了更细致地明察审辨，且让我们以南宋当朝史料，追溯建炎南渡后的历史时机。
一 1127—1141年间：高宗朝廷四处窜逃，疲于对抗金国、伪齐
1127年5月高宗“即位于南京”[68]，1129年2月虽然“车驾至杭，以州治为行宫”[69]，然直到1138年2月，高宗才“复还临安，遂定都焉”[70]。附表一详细开列了1127—1138年间高宗朝廷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仓皇逃窜于江南各地[71]：襄、邓（1127年6月）[72]、南阳（1127年7月）、南京（1127年9月）、淮甸（1127年10月）[73]、扬州（1127年10月—1128年）[74]、维扬（1127年10月）[75]、建州（1128年7月）[76]、杭州（1129年2月）[77]、镇江（1129年2月）[78]、平江（1129年2月）[79]、瓜州（1129年2月）、京口（1129年2月）、杭州（1129年2—4月）[80]。1129年4月御营前军统制苗傅、刘正彦兵变谋逆，迫高宗逊位于皇长子。[81]短暂禅位后，高宗虽复政还朝[82]，但数天后因避金人追击，继续南逃江宁府（1129年4月）[83]、常州（1129年5月）[84]、镇江（1129年5月）[85]、江宁（1129年5月）[86]、建康（即江宁，1129年8月）[87]、镇江（1129年8月）[88]、临安（1129年闰8月）[89]、平江（1129年10月）[90]、浙东（1129年10月）[91]、越州（1129年10月）[92]、明州（1129年11月）[93]、杭州（1129年11月）[94]、越州（1129年11月）[95]、明州（1129年11月）[96]、温州（1129年12月）[97]、定海县（1129年12月）[98]、白峰（1129年12月）[99]、温州（1130年1—3月）[100]、明州（1130年3月）[101]、越州（1130年4月—1132年1月）[102]、临安（1132年1月—1134年10月）[103]、平江（1132年冬）[104]、临安（1133年—1134年10月）[105]、平江（1134年10月）[106]、吴门（1135年5月）[107]、临安（1135年2月—1136年9月）[108]、平江（1136年9月—1137年2月）[109]、丹阳（1137年3月）[110]、镇江（1137年3月）[111]、建康（1137年3月—1138年2月）[112]、临安（1138年2月）[113]。1138年冬，南宋朝廷定临安府为行在所，正式定都杭州，“至此不复迁都矣”[114]。
1127—1138年间，高宗数次逃回临安，但停留时间均短暂，其余岁月多流亡在外。高宗君臣的流亡之所，即朝臣伴驾的办公处所，“百官日轮一人转对”[115]，官僚该赴何处班朝无法固定，皇族宗室亦各自流离。1129年2月虽“车驾至杭，以州治为行宫”[116]，但旋即“金人陷临安府”[117]，高宗窜奔定海县、皇太后暨六宫逃往洪州[118]、临安知府遁入温州，其余臣僚各处窜逃：“百司有到曹娥江者，有到钱清堰者……有边报至，复诏百司回越州。”[119]1130年金军再度南下洗劫，“焚剽临安，引兵北去”[120]。彼时高宗政府连祖宗神御圣像都无法安奉，只能将象征皇权的钟鼎彝器、法书名画散藏各地。1132年髙宗自越复还临安，“命有司裁为行宫百楹，而以时内侍杨公弼董其事欲增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盖上日所御殿茅屋才三楹”[121]。1134年太庙神主且暂奉于温州，1135年才在临安皇宫外“修饰同文馆，权充太庙奉安”[122]。启运宫神御“间道走扬州，后迁于福州”[123]。会圣宫、章武殿御容分别由永安军从扬州“迁于温州”[124]。景灵宫南渡之初虽欲设置，却“其后不克成”[125]（景灵宫等到1143年才复置[126]）。1135年始诏“缮治行宫，修城壁及省部、百司、仓库，具图来上，务从检约”[127]。如果连皇子读书的资善堂于1135年才开始建置，辄需质疑1127—1138年间流离颠沛的高宗政府，有何能力建造实体画院？该复置于何处？
1131年仍在窜逃的高宗政府为修国史实录，而下诏“复置秘书省”[128]，但真正的秘书省直到1143年开始于天井巷之东划地拟建[129]，1144年5月才肇建完毕[130]，因此1131年所复置的秘书省仅为抽象的职官和职能[131]，而非省舍（building）机构实体。同样以复置为名，实际上仅复职能而非省舍者，如1132年5月“置御前军器所”[132]“置修政局”[133]等重要的军政机构。1133年所复置的国子监（按：国子监机构1143年才设）[134]，以及宗正寺、太常寺、司农寺、军器监、将作监、太府寺、大理寺等也均为此例[135]。此时多以这些职能代称机构，而画史研究者却少有察觉。1127—1138年间朝廷经济拮据，无力肇建画院等娱乐性职局。没有任何南宋文献，指明在这期间有画院复置。即便周密《武林旧事》（1280年代成书）提及“御前画院”一语，画史研究者也应审辨该文的上下文脉络，而非臆测御前画院必为实体，该实体画院在此时复置。实际上周密所指（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应为随高宗政府移动的御前画师的抽象集合，而非实体的省舍机构。
1139年高宗政府虽定都临安，却疲于对抗伪齐刘豫（r.1130—1137）。1141年金人北退、1143年伪齐刘豫政权垮台，临安都城暂时和平。因此在1127—1141年为数14年的流亡迁徙中，“自南巡后，庶事草创”[136]，高宗跸驻行宫所在地无法安然定下，三省六部该置何处也无暇顾及，临安城阙尚且权称行在所（temporary capital）。除去少数至为重要的太庙斋堂外，其余中央机构多无暇、无力重新复置。
二 1141—1162年间：中央官制机构陆续复置，画院理当复置却错过时机
自1141年金人北退后，朝廷陆续于临安都城，营建三省六部暨下辖机构的省舍实体（详参附表一）。根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3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渡江后郊庙宫省”[138]“今大内、寿慈宫、太学、三省、临安府”[139]“总论南巡后礼乐”[140]诸条，以及王应麟（1223—1296）《玉海》之“绍兴临安定都”[141]“绍兴太常初定仪注”[142]所载的当朝掌故，还原南渡后实体机构的复置轨迹（表1.2）。
李心传、王应麟记录明确揭示了三项讯息：第一，“自息兵后”揭示长年战争导致南渡朝廷负担沉重；第二，“凡定都二十年（按：三十年），而郊庙、宫省始备”[143]折射出临安政权维续的艰辛，耗费三十年漫长岁月，才仅达到“郊庙、宫省始备”的粗糙雏形，可见南渡后所面临军事、国防、经济、财政等内外交逼的多重压力；第三，观察1127—1162年间机构复置之先后顺序，有一则定律永恒不变，即复置先后的关键，在于该机构对朝廷的实用性、功能性及价值性。此则定律虽然功利，但却贯穿了整个南宋，各级机构何时复置、是否复置均端视其实用性而定。
1143—1148年间，朝廷复置机构的原则集中在教育性、技术性功能上，这是南宋画院理应复置的黄金时段。此段时期依实用价值，先后复置了国子监学（1143）、太学（1143）、宗子学（1144）、秘书省（1144）、教坊部（1144）、律学（1144）、小学（1144）、算学（1144）、御书院（1146）、武学（1146），由礼仪性、教育性到技术性，次序分明，然而在此黄金时段中，画院始终无声无息。1144年颁诏复置的建设名单中，书学、律学、小学、算学等技术类项都在其中，唯画院、画学（或任何代行机构）未被点名。1146—1147年间，御书院由开始肇建至营缮完毕，理论上画院在此期间应当一并复置，然实际上却错过良机，惜前人的研究未细查明。
1148年“始绘配飨功臣像于景灵宫庭之两壁”[144]的《景灵宫功臣像》既不代表南宋画院已建置完毕，更不意味着该功臣图像，为画院画师赴景灵宫（1143年设）绘制。虽然在前朝，替景灵宫绘功臣图像属于翰林图画院职事，但入南宋，该职能却不由画院遣派，而是由臣僚各自向外访求。1139年《五帝功臣绘像图》系臣僚访人绘制后转而进献给朝廷，1148年配飨景灵宫的《十六功臣图》系礼部太常寺下辖的诸路转运司向民间搜访“十六人绘像”而得：
朝廷所需的功臣图像，入南宋后1139年不由画院执行，1148年不由画院绘制，1226年绘制的昭勋崇德阁《二十三功臣图》肖像，亦为太常寺礼官遣人“肖像登绘”[147]，而非由画院机构执行。画师、画像均系有司临时从民间搜访，那么宫廷画院究竟承担了何事？
南渡后，除去景灵宫功臣图的绘制不由画院执行，北宋画院执掌之“帝后神御像”绘塑亦不属于画院职能，而是临时权设了“塑制神御所”[148]负责。北宋并无“塑制神御所”机构，南渡后始见，而且南宋该所遇事才临时觅地寻人，事毕即罢，工匠遣散。此种不稳定、昙花一现的挂牌性机构，于南渡后抢去了原属画院执行的工程，反而窥视了画院的缺席。
1150—1160年间，朝廷耗资肇建的机构，不再包含教育性、技术性两种类群，可见置办的重心已转移他处。1161—1162年金海陵王（r.1149—1161）南侵伐宋，高宗再次由临安南逃，避难镇江（1161年12月）[149]、建康（1161年12月—1162年1月）等地[150]，1162年2月才归返临安都城[151]。避难归来，高宗逊位于养子孝宗。
三 1163—1279年：有少数殿阁改建或更名，但不再有机构重新建置
1163年孝宗赵眘（r.1163—1189）即位。由附表二可知，1162—1279年间少有机构重新建置，唯宫内几处殿阁偶尔因天火、年久失修、原地修葺等原因，而更换殿名。海陵王南侵伐宋、孝宗隆兴北伐，这些对外战争暨节省开销应是史称孝宗朝以后“皆不别建”的根本原因。而遍检史籍文献方志，直到1279年南宋覆灭前，皇宫内外复置或修缮了19门、23殿、33堂、4斋、6楼、1阁、6台、1轩、90亭、3处佛道两场所、6处花园、4座桥、2处坡、3教场、1处泉。既然无机构重新建置，画院如何植入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