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南渡生变

省舍院址、复置记录、编制层级、官衔称谓系画院机构最重要的四项指标。以上四节清楚表明，无论探究哪一项指标，前人研究众说纷纭。“省舍院址”有三家说法，“何时复置”有四种争议。争议存在的本身，证明了每一种说法，均系当代学者的间接推测，而无南宋一手史料，否则若有直接证据，则无从争议。本章抽丝剥茧后，足堪证明：当代学者所谓“画院院址”均非画院院址，所谓“复置时间”均非复置时间，此前所推测南宋画院的最重要凭据，没有一项真实可靠。

南宋所有史籍文献、公私案牍对南宋画院的“时间”“地点”“编制”“层级”等四项议题均只字不提，相较于北宋，有“无省舍院址”“无复置记录”“无编制层级”“无科层结构”等四大难题。如果仅是阙少其中之一，或可归于“文献遗佚”或“时人阙载”。但若找不到任何一则朝廷颁诏的机构复置、罢废、员额编制、职制调整令，辄不得不使我们转换方向，慎重考虑另一项原因：宫廷绘画的运作机制入南宋后已异于北宋。

南宋时人不提画院的机构实体，而代之以“画家十三科”“院画史（court painter）”“御前画院（a collective term for court painters）”等抽象画师的职业集合（详见后考）。这类称谓变动、机构缺载的主要原因，不应是学者所推测文献遗佚、时人阙载等单纯的因素。南宋人不提画院机构，是缘于南渡后，中央官制机构发生了某种本质性、断裂性、架空性的变化。此种变化使翰林图画院一入南宋即架空为虚，致使南宋时人无从提起。南渡前后极为不同，而后世学者未曾注意。

再观察南宋时人对南宋书画的款署题跋：南宋宫廷书家、画家如何称呼自身所属的创作部门？南宋人又如何称南宋画师？

台北故宫博物院博物馆藏1153年御书院书家《千字文》款署“绍兴二十三年岁次癸酉二月初十日，御书院书”之“御书院书”等款，证实南宋御书院机构的存在（图1.5）。然而，存世可靠南宋画迹的款识、题跋，却未见南宋人自称系衔于“画院”。马远、马麟、夏珪、李嵩等宫廷画师款署换为“臣某某”。1267年张仲《牧羊图》册款署称“御前祗应张仲画”[264]，祇应并非正任官，而是等待传唤（stand by for calls）的差遣名。梁楷（ca.1190—1200）《释迦出山图》轴（图1.6，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款署自称“御前图画梁楷”，换称为“御前图画”而非“画院梁楷”。[265]

图1.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153年御书院书家《千字文》款署标明“御书院”机构。

图1.6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梁楷《释迦出山图》轴，自署“御前图画梁楷”。

绍兴内侍唤萧照为“御前萧照”[266]，1167年《画继》称高宗朝画师徐确“今居临安，供应御前传写，名播中外”[267]，孝宗称画师为“御前画工”[268]，周密称画师孙沅水为高宗朝“御前待诏”[269]，杨皇后唤马远为“画工”[270]，光、宁宗朝臣张镃（1153—1235）称马远为“画工”[271]，1217年释居简（1164—1246）称画师梁楷为“御前梁楷”[272]，1219年李澄叟载南宋民间称李唐为“李先生”、萧照为“萧大夫”[273]。南宋史籍中找不到南宋人称“画院画师”一词，部分画师反而冠以“御前画师”“御前□□”之名。南宋画师们署衔不系挂画院字样，这样化整为零的警讯，使我们惊觉作为机构的画院本体，于南渡后必然遭逢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