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居黔思想及活动研究(阳明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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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王阳明赴谪

第一节 被贬

王守仁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那个时代的伟人,人称阳明先生。但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的生活其实是相对平淡的。成化八年九月,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十七岁时,王阳明与诸氏成婚。二十一岁时中举,据钱德洪所著《年谱》记载,也是在这一年,王阳明开始致力于朱熹的格物之学。当时,他住在京城,父亲王华的官署中有很多竹子,王阳明就对着竹子开始“格竹”,不想,怎么也弄不清楚相关的道理,竟然生病了。这以后,王阳明还学过诗文,学过兵法,学过养生。二十七岁时,王阳明再到京师,准备第二年的考试,这时,他特别注意到了朱熹的一段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明]钱德洪:《年谱》,[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页。很受启发,认为自己以前没有收获,可能是方法不当,于是,又按朱熹说的这个方法学习,但仍然没有收获,而且,引发旧病。二十八岁时,王阳明以第七名的成绩考上进士,开始了预料中的仕途生涯。二十九岁时,王阳明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三十一岁时,王阳明告病回到浙江,在阳明洞学道。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即是因了这一经历。三十三岁时,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正德元年,王阳明三十五岁。正德皇帝即位后,宦官刘瑾等逐渐窃取了很多权力,一些正直的官员十分担心,起而与之斗争,但因为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而失败,大学士刘健、谢迁被迫辞职。一下子两个大学士辞职,这在当时是一个震惊朝野的大事件。南京六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求皇帝罢斥权奸,挽留刘健等重臣,刘瑾大怒,矫诏将戴铣、薄彦徽等抓到北京审问。这时,王阳明忍无可忍,上了一封奏章,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中的《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在奏疏中反复强调言官因言获罪的危害,希望皇帝能够赦免南京这些言官,至于言官之言是否正确,王阳明全然没有提及。奏章最后,王阳明还特地强调,自己是一个小官,“僭言实罪。伏睹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明]王守仁:《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经济编卷一,第340页。。至于标题中“去权奸”之意,奏章中是全然没有的,显然,标题是后人加进去的。王路平先生认为:“十一月他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将矛头直接针对刘瑾。”王路平:《此心光明 死而无憾——王阳明求道悟道弘道的为圣之路》,王晓昕主编:《王学之光》,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似无实据。按说,这样一封奏章,是不至于触怒皇帝的。但是,皇帝未必有兴趣看王阳明的奏章,而刘瑾是要看的。王阳明说如果治了言官的罪,皇帝以后就听不到真话,就会耳目障蔽。刘瑾就是要让皇帝耳目障蔽,从而攫取更多的权力。所以,王阳明的奏章虽然说得很是委婉,没有指斥刘瑾,但说的都是刘瑾不喜欢的话,因而,刘瑾要治他的罪。虽然说是“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但如果真的乱说,说了不喜欢的话,仍然是要治罪的。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可恨之处,权力在手的人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以,没有权力的人则只有逢迎一条路可走。想说点不一样的话,做点不一样的事,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没有用的。要治一个人的罪,理由总是可以找得到的。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其实,在专制社会,是否说错话,是否做错事并不关键,关键是站好队。不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总是要被排挤的。

王阳明上了奏章之后,被廷杖四十,有人认为是廷杖八十:


先师柴后愚公,阳明先生弟子也。尝言先生疏救戴给事。时尚书公方宦京师,章既上,侍食于尚书公,公觉其色有异,知必言事,虑祸及己,逐出之。方及门,刘瑾已令锦衣官校捕去矣。时忤瑾者皆死,先生廷杖八十,然而生亦缘尚书公之故。[明]叶权:《贤博编》,凌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页。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之所以要将王阳明赶出家门,也是做给刘瑾看的,表明自己对于王阳明上奏章一事不仅不支持,而且并不知情。以王华当时的处境,只有这样做才能救得了王阳明。如果刘瑾认为王华父子商量好反对自己,就有可能对王阳明痛下狠手,王阳明就未必保得住自己的性命。刘瑾将王阳明关了一段时间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